21世紀頭一個十年，新加坡開放懷抱歡迎世界各國移民。近幾年，爲了優化人才和保障本地人就業，尋求一紙永居身份變得不再容易。圖爲繁忙的新加坡烏節路。（人民視覺/圖）
“4980位全球候選人中只選了我們8個幸運兒。”經曆了7輪全英面試後，Alicia從全球4980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爲一家頭部美資金融公司新加坡辦公室的唯一入職者。
Alicia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時依舊有些緊張，“我是唯一一個被錄取的中國候選人。”
Alicia沒有說出公司的具體名稱，只說它坐落在新加坡濱海灣，“公司租下了一整棟寫字樓，光是新加坡就有五千多名員工”。
2022年，她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畢業後，經曆了數十家公司的校招面試大戰。
考慮到薪酬、公司實力和未來發展，她最後接過了這家美資金融公司新加坡辦公室的offer。其間，她還放棄了一家有北京戶口的國企。
現在，Alicia每日需要開六七場會議，負責對接東南亞國家的客戶，評估其投資策略。同時，她成爲了一名漂在新加坡的中國人。
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綠樹成蔭、四季常夏。過去一段時間，國土面積僅733平方公裏的新加坡，掀起了一股“淘金熱”，來自全球各地的跨國公司、創業者和中産階級爭相湧入這座“世界花園城市”。2022年9月，Superreturn Asia、Token2049等多場風投大會在新加坡舉辦，全球投資人、web3和區塊鏈行業的從業者將這場淘金熱推向頂點。
據新加坡金融局數據，2022年開辦了1500家家族辦公室。
進入2023年，囿于新加坡生活成本上漲、工作簽證收緊和全球互聯網公司大裁員，這股“新加坡熱”陸續降溫。
離開新加坡
2023年，馬來西亞人慧慧作了一個決定，離開工作了7年的新加坡。
“沒有太特別的原因，就是生活壓力太大，決定和老公回泰國結婚。”慧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她眼中，新加坡政府行政高效、基礎設施完善、城市治安良好，“但就是生活節奏快，大部分人不熱情”。
她的壓力來自物價、房租等上浮的生活成本。新加坡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6.1%，高于2021年2.3%的漲幅。而截至2022年12月，新加坡私人公寓的租金已經連續上漲21個月，帶有公共福利屬性的組屋租金也已連續上漲27個月。
南方周末記者詢問多位在新工作的中國人發現，他們的房租普遍漲了30%左右。
Alicia在新加坡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兩居室，每人月租2000新幣（折合人民幣1萬元）。“要是以前，也就1500新幣。”Alici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如今，新加坡租房市場已經成爲“房東叫價”的市場。Alicia以往租房時，還能在租房軟件上砍砍價，“現在詢價時，必須把租客信息發給中介，讓房東挑選”。
2022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互聯網裁員潮也在沖向新加坡。亞洲新聞台（CNA）報道稱，2022年7月至11月中旬，新加坡的科技公司已經裁掉了1270名員工，上半年裁員數量僅爲260名。
在華人圈較爲出名的例子是：上海博士畢業生林戈帶著妻子和寵物抵達新加坡時，一下飛機便接到了電商平台蝦皮網（shopee）的裁員通知。
盡管蝦皮網、外賣平台foodpanda將裁員解釋爲“優化運行效率和降低成本”，但還是無法消除外籍打工者的恐慌。CNA聯系了幾位被裁的外籍員工發現，“哪怕申請20-30個同等崗位，仍未收到類似的同等機會”。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多位在新加坡創業的外籍企業家發現，大部分公司仍傾向于招聘本地人。
Stella的跨境數字營銷公司裏只有2名中國員工，剩下10位均是新加坡本地人或有永久居留身份（PR）的外國人。
“中國人在海外開公司，能找到本地人更有說服力，公司也需要本地化。”Stell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冠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給本地人提供了大量的津貼補助。
周瑞在2020年創辦了新加坡璞時家族辦公室（專門處理個人和集團資産的財富管理公司）。她的團隊不到10人，成員均有15年以上的海內外金融背景。
“我們團隊沒有外籍員工。一是普通的外籍員工資曆不夠，二是公司規模有限。”周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加坡政府保護本地人就業，它要求企業招10個本地人後，才能招2個外國人。
新中咨詢創始人宋占勇向南方周末記者感歎，如果外籍員工的月薪只能拿到三四千新幣，還是不要留在新加坡了，“你在中國月薪不過萬，來新加坡更不可能當一個白領。”
沒有身份寸步難行
工作簽證是外國人落腳新加坡的基礎。據人才類別，新加坡工作簽證可大致分爲三類：最高級的工簽是月薪3萬新幣以上的“頂級專才准證”(ONE Pass)；普通工簽（EP）月薪提高到5000新幣，金融行業門檻爲5500新幣；針對藍領服務業則拿得是SP和WP，門檻是月薪3000元。
2022年8月，Alicia只花了2天就拿到了新加坡的工作准證（EP）。不久前，她回學校交流時發現，2023屆同專業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很難拿到工簽了。
面對大批量的工作簽證申請，新加坡政府一再提高外籍員工的准入門檻。2023年9月起，政府將根據申請者的月薪、學曆、企業員工多元性和本地員工占比打分，累計超過40分才會發放工簽。
普通打工人會選擇找份工作，稍有些積蓄的中産階級可以考慮開公司創業，而身家過億的富豪直接開設家族辦公室，獲得永居身份。
2020年Stella碩士畢業時，她沒有在新加坡找到合適的工作。此前，這位上海姑娘已經有過10年汽車品牌營銷的工作經驗，她就“索性創業了”。
Stella是中文互聯網的最早一批網紅，熟悉中文社交媒體的“黑話”。于是，按新加坡政府外籍人員創業要求，她邀請了一位新加坡合夥人，開了一家跨境數字營銷公司——主要爲新加坡或中國企業運營社交媒體賬號、拍攝短視頻、直播帶貨等。
對Stella來說，拿不拿永居身份完全取決于“公司的業務發展”。
“一般情況下，拿到普通工簽大約半年至一年後，外籍員工即可申請永居。”宋占勇坦言，他在2004年來到新加坡，當時移民氛圍好，很快就是永居身份了，不過現在“工簽何時變永居則是個未知數”。
普通中産階級沒有永居身份，買房、子女教育和醫療保障都會受到影響。
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也不能購買政府提供的組屋，他們只能選擇價格高昂的公寓，還得附加一筆高達34%的印花稅。這筆公寓印花稅對于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國人來說，只需9%。外國人拿到永居身份後，還得等三年才能申請買組屋。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說“居者有其屋”，這一點對新加坡的外來移民並不友好。
新加坡政府數據顯示，2019年新加坡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爲9425新幣（包含雇主公積金）。“一個普通中産階級家庭，夫婦月收入起碼要達到1.5萬新幣，折合人民幣7.5萬。”在新加坡生活十余年的姜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教育成本絕對是有娃家庭的大頭支出，外國人剛來新加坡會首選國際學校。姜晶預估，新加坡的國際學校收費與北上持平，中國一線城市中産家庭平移到新加坡，也能承擔得起生活開支。“如果孩子能考到政府的公立學校，不參加課外補習，教育花費也不算太貴。”
新加坡政府規定，小學二至五年級的國際生若要上公立小學需要參加政府的AEIS考試。考試爲全英答題，科目爲英文和數學，通過率較低。
“不過中國人到哪兒都卷。”姜晶笑了笑說。
新加坡繁華背後，是房價在不斷上揚。南方周末記者詢問多位在新工作的中國人發現，他們的房租普遍漲了30%左右。（南方周末記者 馮飛/圖）
企業中轉站，富豪避風港
不過，近幾個月，姜晶身邊認識的中國人，都沒有離開新加坡。
“我接觸的都是較資深的創業者，他們不會因爲生活成本上升，就放棄新加坡的事業。”十多年前，姜晶就借著新加坡政府的寬松移民政策，成爲新加坡公民。
2021年姜晶成爲創投孵化公司新加坡庭步蘇科技的聯合創始人，主攻新能源、醫療診斷等海內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産業轉移是大量企業湧入新加坡的原因之一。新加坡德衆勤業咨詢公司聯合創始人王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咨詢公司曾協助一家浙江烤箱企業開設新加坡分公司。浙江老總爲了“躲避關稅壁壘”“出口歐美市場”，特意開設勞動力低廉的柬埔寨工廠。
新加坡以其廉潔法治、良好的營商政策和低廉的稅收，吸引了無數跨國公司。畢馬威研究發現，近一半以上的跨國公司亞太總部設在新加坡。
周瑞的璞時家族辦公室的一部分客戶也是爲了産業轉移。“成立兩年來，我們接待的多爲中國江浙、廣深的富豪，資産過億。他們尋求開辟6.3個億的東南亞市場。”
從未來發展看，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人口體量不足600萬。周瑞則認爲，這裏只是一個存量市場，不是增量，它給創業者的想象空間較少。“很多高淨值人群只是將新加坡作爲中轉站”。
新加坡一直是金融“避風港”，在中美貿易摩擦、瑞士銀行爆雷等多因素作用下，大量資本會逃往新加坡。
“已經開始向新加坡轉移資金了。”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一位家族辦公室人員的話。
這一年來，宋占勇在新加坡遇到的外資銀行員工越來越多。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估計，家族辦公室的數量從2020年的400家增至2022年的1500家。倫敦投資咨詢公司Henley&Partners則統計，新加坡彙聚著近25萬名百萬美元富翁，位居世界第五。其中，2022年遷入新加坡的百萬富翁可能多達2800名。
“你無法想象他們花錢的方式。這太瘋狂了。”提供移民和搬遷服務的公司AIMS的首席執行官Pearce Cheng說。他回憶起參加一個客戶的聚會，會上提供了一款稀有的日本山崎55威士忌，一瓶估價爲55萬元人民幣。
富豪湧入推高了房價和生活成本。房地産咨詢公司OrangeTee & Tie2022年10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22年前八個月，中國買家購買了新加坡出售給外國人42%的私人公寓。
承擔生活成本上漲的是新加坡普通人和外籍中下層勞工。
“這一次的新加坡物價上漲，可能會讓大多數外籍藍領、灰領員工吃不上飯。”宋占勇說，他們還是選擇回家。
如同郝景芳科幻小說《北京折疊》裏的分裂世界一樣，新加坡資本湧入的越多，其貧富差距越大。
巴士司機、餐廳服務員、快遞小哥等外籍勞工長期承擔著“花園城市”最艱苦的工作。爲了賺取加班工資，他們往往超時工作10小時以上。
限制外勞加班的政策愈發明顯，由于賺不到錢，很多外勞在疫情期間也選擇離開。
新加坡“折疊”
“新加坡喜歡有錢、有才和有技術的人才。這裏也不缺各類投資者和高淨值人士。”王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新加坡市場的金融業相對飽和，更需要IT從業者。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一次峰會上曾說，“我們只有350萬新加坡人，但卻有數十億人可能正排著隊進入新加坡。”
21世紀頭一個十年，新加坡開放懷抱歡迎世界各國移民。彼時，姜晶和她的老公在新加坡政府的歡迎下拿到了永居身份，二人早早買了組屋。
2013年新加坡《人口政策白皮書》中的移民政策引發了本地人抗議，甚至有公衆要求人民行動黨下台。經過五天激烈爭論，新加坡政府開始適度收緊高技能人才移民政策。
過去十余年，爲了優化人才和保障本地人就業，尋求一紙永居身份變得不再容易。
2014年8月後，新加坡政府要求申請工簽的公司必須在官方就業網站上公布14天，若無新加坡本地人申請才可接受外籍人員。
此後，新加坡更著眼于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爲國策。2022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推出了“全球科技准證”（Tech Pass），歡迎月薪2萬新幣以上的科技從業者前往新加坡就業。
2023年3月15日，新加坡政府提高了吸引富豪的“全球投資者計劃”（GIP）門檻，過去外國富豪向企業、基金或家族辦公室投資250萬新元即可申請永居，現在這筆投資提高到1000萬新元。
相比于新加坡，周瑞更看好中國香港的人才政策。“從移民政策上，新加坡永居是否獲批依舊取決于移民局的態度，而大多數人只要持香港高才通工作證7年，基本都可以轉永居。”
2022年年末，香港“高才通”計劃靴子落地。截至2023年2月底，香港已經批准了近9000份申請，其中95%的申請者來自中國內地。
（應受訪者要求，慧慧爲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顧月冰 南方周末實習生 訾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