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其父李光耀去世之後，終于獨自執政了。
然而，還沒幾年，他就物色好了繼承人，隨時准備權力交接，想要退隱。
新加坡的權力就像是燙手的山芋，就算它能給當權者帶來高收入的薪資和無上的榮光，但面對一個凶險的爛攤子，李顯龍這樣政治世家出身的總理都迫不及待地想扔下它。
這是什麽樣的爛攤子，讓一國之總理都深感棘手呢？這就要從新加坡建國和父子倆執政期的區別說起。
建國背景
說起新加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說起淡馬錫，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表示沒聽說過。
新加坡的曆史，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基于新加坡的政權及法律制度延續來說。1819年，荷蘭人和英國人對馬六甲海峽附近一個港口展開了貿易控制權的爭奪，英國人萊佛士避開荷蘭人的眼線，率先登陸了新加坡，並且打退了原先占據這個小漁村的蘇丹王，宣布對此地的治理權，從此開始了新加坡的英國殖民地統治曆史。
認同這種說法的人後來稱萊佛士爲新加坡國之父。
另一種是基于全球視野觀，用曆史和比較法來確定的新加坡來源。早在14世紀，這片原名爲淡馬錫的土地就曾作爲茫茫大海中爲海洋貿易提供補給的地方而迎來了它的輝煌，一度熱鬧非凡，擁有高度的城市化繁榮景象。
直到14世紀末，此地才改名爲新加坡。持這個觀點的人稱帶領新加坡獨立的李光耀爲新加坡國之父。
英國統治馬來半島以來，帶來了其明顯西方化的聯邦制議會政治制度。
二戰之後，全球各個國家和民族紛紛要求獨立，要求去殖民化，要求在政府中擁有發言權。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采用主動讓權、扶持自己滿意的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方式，避免了新加坡的動蕩和英國的損失。
1954年，留學英國的法律人才李光耀及其他接受過西方先進教育的進步人士，成立了人民行動黨，並在政府1959年的首屆大選中贏得了43個議員席位，且李光耀出任了新加坡的第一任總理。
李光耀的治國理念在留學過程中受到了英國的影響，一心爲了新加坡發展。1961年應馬來西亞首相號召，新加坡全民公投：是否同意和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成立聯邦政府，最終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二多的贊成票。
1963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以及沙巴等組成了馬來西亞聯邦，實施議會治國。
但是，因爲馬來西亞高素質人才匮乏，在聯邦中很多重要的崗位都被華人、印度人以及歐裔人占據，馬來西亞政府認爲自己的民族應該享受更好的待遇，就對新加坡等地實施了不平等的發展條約，將原來的4成稅收強制增加到6成，並且還關閉了在新加坡的銀行。
這些舉動自然引起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各族人民強烈不滿。合並的馬來西亞聯邦僅僅存活了兩年，便以新加坡宣布獨立而告終。李光耀數次哽咽，但他對馬來西亞的作爲和新加坡的未來始終憋著一口氣，並暗暗發誓一定要帶領新加坡走出困境。
任何國家成立，首先是穩定局勢、鞏固政權；其次是發展經濟，國家重點從革命轉爲休養生息；然後才是在經濟穩定的情況下進行國家建設，包括新的民主政治建設。
李光耀留學西方，初入英國，就在街頭發現了一個無人賣報亭，沒有營業員，只有一個框框，顧客需要報紙自取，把錢投放在框框裏即可。這給了李光耀極大的震撼，也是他執政之後，堅持沿用英國律法制度的重要原因。
李光耀的政府機構，沿用了英國的政治制度，並且在英國的幫助下，順利加入聯合國。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新加坡，更多的是獨立而並不自主的國家，它還處處需要英國的幫助和指導。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英國“去殖民化”的沖擊下，利用英國的成熟制度，新加坡在李光耀極具西方思想又對法律精通還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領導下，慢慢發展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國家發展之路：
以行動黨爲基礎，用高效能的市場經濟，加以高效率和高廉潔的政府機構。
這樣的政府機構有一定民主，但更多的是一黨制的威權統治，符合以貿易爲主的新加坡高速發展的國家制度。
上個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發展還在摸索階段，而留學英美的新加坡政要已經清楚的看到了未來的機遇和發展。
也就在那個時段，李光耀抓住時機，大力發展以英語爲主的教育，這在很多年，都直接爲新加坡融入國際社會提供了最便利的語言環境，更直接解決了新加坡國內多種母語存在的現實矛盾。
李光耀能夠在新加坡執政五十多年，被新加坡譽爲國父的尊榮，就在于他所帶領的執政黨能夠在發展中摒棄偏見，敢于、善于接納不同層次的不同聲音，並在這個過程中更多更好地影響到基層的老百姓，從而找到政黨的群衆基礎和全方位的國家治理。
李光耀執政
李光耀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很大，執政時期最大的特點是充滿了憂患意識。
從建國開始，他選擇沿用英國制度就是充分考慮了改變政治體制可能導致的混亂；而在國家穩定之後，對人才的渴望也是對高速發展的憂患；在政治穩定的時期，力主對新一代領導人的選拔和培養，也是其對政權交接的擔憂。
早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就多次提出了培養新的一代領導人，並且明確了層層選拔的具體要求，比如：必須能夠應對市場經濟的變動；必須能夠有發展新工業革命的能力和技術；必須要是忠誠追隨新加坡威權政黨—行動黨主旨思想的；
必須要有發展科技現代化的能力；必須要有適應各個部門的決斷和領導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必須要經過選舉，要能夠接受別人的挑戰和在挑戰中發動民衆的力量，獲得平民的認可和支持，以完美應對各種競爭機制。
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質論價”，高質量的人才一樣可以獲得高薪資。如果政府官員收入低了，勢必就會出現非法斂財或者違法斂財，這樣的後果就是出現貪腐和賄賂等社會不正之風。長此以往，就沒有人願意爲國家出力，全社會發展就會因人才流失而降低水准。
建國之初出現的貪腐和七十年代出現的離職潮，都是李光耀制定“高薪養廉”政策的重要依據。
新加坡在官員薪資上走了很大一步：參考國內外企業高管的薪資水准，要讓政府官員的薪資達到同級別企業管理人員的70%以上。這樣的高薪已經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同類人員薪資水平。
新加坡人口多元化，語言多元化，正是這樣微不足道的點，卻讓李光耀憑借自己通曉多國語言的優勢，把新加坡定位成了一個國際服務城市，用精細化的服務和多種語言，讓世界各國貿易紛紛湧向新加坡，最終成就了它的國際最大港口城市的地位。
國家安全方面，小地方無法憑借軍事抗衡，那只有在大國與大國之間的博弈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對李光耀來說，和所有大國保持親密的關系和密切的合作，讓大國都能夠關注東南亞，關注新加坡的話，無論是對其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都是重要的“生存原則”。
在中美關系跌宕起伏的歲月裏，李光耀曾比喻，新加坡就像是一株小草，中美就像兩頭大象，小草最怕的就是大象打架，大象打架小草遭殃。
他居安思危的儒家思想，也表現在他看待問題的眼光上。在對待兩只大象的問題上，他很好地運用著平衡，他承認美國的霸權，也承認中國的崛起。
他一邊認爲，美國是極具創造力的國家，是世界局勢的領導者，是唯一的世界級強權國家。從而使得新加坡獲得美國的投資和貿易，還允許美國使用新加坡海運港口。
另一邊，李光耀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贊不絕口，稱中國如此發展，很快就會趕超美國。並通過華裔的身份，對中國進行投資並分享了中國發展的紅利，蘇州工業園便是李光耀一手跟進拍板投建的。
在中美關系上，李光耀不選擇站邊，既友好合作又保持一定的距離。跟世界各國政要都保持良好的私交關系，在各方關系中展開多次友好斡旋。
對東南亞國家之間，他發起東南亞國家聯盟，借助國際法以及和大國威懾等力量，積極參與東盟事務，既協調周邊關系，又提升了新加坡在國際中的口碑和地位。
李光耀在世時，新加坡憑借其聲望和口碑獲得了穩健的發展，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都是一片向好。
李顯龍執政
隨著李光耀的去世，李顯龍仿佛才正式出現在公衆視野中，並且被很多人誤以爲新加坡總理是“父傳子”模式。
其實，並不是。李光耀和李顯龍之間，還有一位執政十幾年的吳作棟總理。但在李光耀的光芒之下，無論是李顯龍還是吳作棟，都被掩蓋了其風華。直到2015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在位的李顯龍才算真正走進大家的視線。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議”（TPP），讓包括新加坡在內的TPP成員國一片哀嚎。
2005年TPP建立之初，本僅是新加坡、新西蘭、文萊和智利四個國家之間的一個協議，旨在就四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知識産權、貨物流通以及服務等領域達成相互支持和互惠互利的合作約定。
2008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看中了這份協議，帶領澳大利亞、越南和秘魯高調宣布要加入TPP。奧巴馬看中的是這個經濟圈層的零關稅政策，想要以此限制中國的對外貿易，達到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
2010年，親美聯盟的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以及新加坡鄰居馬來西亞四國，也要求加入TPP，到此時，TPP已經離最初的初衷很遠了，大有和美國在歐洲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IPP）一起，對中國的經濟形成大包圍式抵制和牽制的架勢。
然而，特朗普卻在TPP還沒有發揮出它的實質作用時，一上任就高調宣布退出。這讓協議內的國家、特別是跟風進來的後幾個國家深感焦慮和擔憂。
對新加坡來說，TPP的失敗，對其經濟局勢會産生“非常糟糕”的局勢。這似乎跟李光耀生前所設想的有所偏頗，李顯龍對此呼籲，希望剩下的11個國家能夠繼續就TPP內容重新談判，最後將此項目更改爲“全面且先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
從特朗普時代起，美國對之前很多政策都做了調整，對東南亞的控制欲望沒有以前那麽強烈的原因不止是美國國內經濟的極度下滑、與歐洲和俄羅斯等國的摩擦不斷，也在于中國的不斷進步所帶來的“此消彼長”的局勢效應。
美國對于中國的高速發展視若眼中釘，不斷在經濟、教育、人權、科技等領域對中國實施打壓和遏制。特別是最近幾年，台海等問題更是讓雙方箭弩拔張。這對于東南亞地區來說，是個頭疼的事情。
李顯龍不斷的在各個場合發表演說，意圖能夠如他父親一樣對雙方的立場産生影響，但是收效甚微。
特別是新冠疫情的流行，更是讓全球經濟特別是依靠貿易爲主的新加坡經濟下滑。到2021年，新加坡的財政出現建國以來的第一次赤字。
而中國，在疫情背景下，依然保持強勁的活力，是經濟實現全球經濟唯一正增長的國家。特別是輻射寬廣的“一帶一路”國家級頂層合作倡議，更是讓中國和多邊國家完成了170多個億美元的貿易總額。
此時，新加坡若全力倒向中國，才更符合其建國以來所走的現實主義經濟拉動策略。但選擇站邊，又跟其曆史外交態度形成巨大反差，其國內親美的勢力也不容許出現“倒向東方”的選項。
2020年，新加坡大選，李顯龍所在的行動黨仍然以超過60%的支持率獲得連任，但總體數據對比卻能夠發現，短短5年時間，支持率下滑幾乎快到10%了。如果李顯龍黨派在未來依然沒有明確向好的業績，其國內勢必也會引發大規模的動亂。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顯龍已經爲下一任接班人找到了人選，隨時都可以履行交接儀式，當然，號稱“精英中的草根，草根中的精英”的黃循財依然要在2年後行動黨大選獲勝才能算坐穩“新加坡第四任總理”的位置。
無論怎樣，就目前的國際局勢，以及國內反對黨日益活躍的現狀來說，李顯龍留給新加坡的，都能算得上是一個頗爲凶險的局面。
參考資料：
知網：李路曲、王曉飛《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現代化導向與治國方略》
知網：許利平《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平衡外交進入更艱難階段》
寰球博覽：《美國退出TPP，幾家歡喜幾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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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理
編輯：墨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