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多維
筆者是從2001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殺及2002年人民黨該邦選舉獲勝之後開始注意這位政客的，殘酷無情的大屠殺竟迅速增強了屠殺指使者的政治優勢，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政治話題。當然，隨後古吉拉特邦去民粹化的經濟改革和成就，更增強了筆者對莫迪的興趣——一個靠群眾運動起家的政客，竟能推動完全摒棄民粹的重商經濟改革——如果歷史記載不曾出錯，那麼按照群眾政治的邏輯，莫迪（Narendra Modi）實屬罕有其匹的大政治家，非絕大才幹者不足以及此。
在此，本人將以現代馬基雅維利的視角和群眾政治的邏輯解讀莫迪——這位俾斯麥（Bismarck）和列寧（Lenin）的當代結合體，大多數印度人心中活著的半神。
從群眾政治的邏輯來看，要想正確衡量一個現代政治領導人的能力，需要從兩個角度觀察。
近來，隨著中印邊境對抗不斷升級，印度總理莫迪逐漸真正走入了中國輿論的視野之中。
一方面，他能夠多大程度上駕馭群眾運動這頭兇悍的烈馬，這決定了他能夠多大程度地真正影響這個世界；另一方面，他能夠在鋪天蓋地的恭維聲中保存多少自知之明，這決定了他能否維繫正常的智力，以保證自己行駛在正確的航道之上（《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
不過，人類歷史上，極少有政治家能夠兩者兼備。因為這兩種品質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
在現代政治中，群眾運動不但是最強大的政治力量，更是一頭桀驁的烈馬，只有那些最高明的政治家才有可能使之俯首貼耳，對於其中的難度，拿破崙（Napoleon）就曾有過頗為自得的評價，「除我之外，再沒有人能讓法國人民像一個女人般順從，哪怕路易十四也不行」；然而，一個能夠輕易駕馭大眾的政治家，必然會享受神明般的地位，人類貪慕虛榮的本能一旦面對鋪天蓋地的讚美，自知之明就像無根之樹一樣難以倖存，即便最精明的人也難以保持理智。
誠如歷史所展現的那樣，在現代政治史上，那些最傑出的群眾運動鼓手儘管能夠輕易地影響世界，卻很少不被自負迷失；而那些真正把握了正確的航向，並能推進了有效改革之人，反而往往難以掌控群眾的洪流，不得不以硬實力壓制反對聲音，最終使改革因缺乏道義力量而危難重重。
在17世紀，只有黎塞留（Richelieu）在碾碎法國宗教狂熱的同時，還能夠推動國內的政治經濟改革，並藉助鄰國的宗教戰爭掃蕩對手；在整個18世紀，只有彼得大帝才能夠勉強擔得起這個稱號；在19世紀，唯有大名鼎鼎的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算是名副其實，他無情地利用了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並使之成為自己開闢非凡功業的利劍，且其意志卻始終不為群眾的浪潮所左右。
但在整個20世紀的草莽時代，這樣的政客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那些偉大的領袖們，要麼難以把控群眾的洪流，其政策往往被暴民裹挾甚至摧毀；要麼在群眾政治的巨大勝利面前迷失自己，喪失了最起碼的判斷力，引發了整個國家和自身的災難。
所以，只有理解了這兩種素養的極度稀缺以及矛盾，才能真正意識到今天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究竟意味著什麼。
駕馭群眾的非凡騎手
在以「人民原則」為主的現代政治中，群眾運動乃是最強大的力量。一個被社會大眾視為民眾代言人的政客，擁有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威，能夠輕而易舉、名正言順地動員一切力量，掃蕩任何對手。（在1918年，幾位德國將軍的請辭信就能夠逼迫威嚴的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但在1944年，同樣叛亂的德軍將領們，面對大眾領袖阿道夫希特勒（Hitler）的一個電話，卻只能選擇自殺。）
實際上，與阿道夫希特勒一樣，納倫德拉·莫迪最令人生畏的地方，就體現在他對印度大眾的駕馭能力。
與俄羅斯大帝普京（Putin）和西方民主領袖默克爾（Merkel）不同，這位印度總理既不需要靠敲詐企業抽取福利來籠絡他的人民，也無需刻意迎合輿論以保證自己在大眾心中的道義體面。因為，印度領袖已經憑藉狂熱的意識形態和傑出的管理能力，將印度人民黨打造成了該國歷史上最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並將自己的意志紮根於印度大眾的心中。
實際上，一個很少被注意到卻極為關鍵的政治現實就是，在納倫德拉·莫迪民族主義旗幟的感召之下，他的政治中堅力量——基層追隨者們具有最強的奉獻精神。這些崇拜莫迪的底層幹部們，沒有工資和福利等物質收益，僅靠生活補貼維持生活，卻具有極強的自律精神，任勞任怨地被上級命令所驅使。在選戰期間，這些人能夠挨家挨戶地探訪民眾，為莫迪及所屬政黨盡心竭力地爭取選票；當莫迪頒布改革措施時，他的追隨者們則隨時召集民眾，任勞任怨、不厭其煩地為老百姓解讀政府的良苦用心。
這種深入基層，蔓延全國且不斷擴大的政治組織，不但完全打破了印度過去依靠家族、鄉土的狹隘政治架構，還將中央政府的權威和莫迪清廉公正的面貌投射在對腐敗習以為常的印度民眾面前，最終締造了莫迪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全國政治影響力。
這種強大的政治能量，一方面使得莫迪敢於挑戰那些最棘手的改革難題，且無需顧忌後果。在古吉拉特邦改革中，莫迪當局就以推動漠視《勞動法》、削減勞工福利的改革著稱（極大地增強了當地企業的競爭力）；在2016年的廢鈔運動中，儘管改革之初給印度人民帶來不便，但此項政策反而加強了民眾對莫迪的認可；另一方面，龐大的政治號召力，也使得莫迪能夠通過驅動群眾運動的洪流，吞噬一切試圖阻攔他改革的舊勢力，事實上，也只有這一股力量能夠使印度改革成功。
2017年7月1日，莫迪政府啟動了試圖統一稅制的改革法案「商品與服務稅（GST）法」，以建立全國性的統一市場——一個大國的統一市場的形成，究竟意味著什麼：黎塞留削弱了法國各省的流通壁壘，締造了法國的強大；1867年，俾斯麥重新締造了德意志關稅同盟，最終徹底消除了德國各邦的貿易障礙，德國工業得以迅速崛起。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2014亞太地區稅收複雜度調查》顯示,印度的稅收體系在亞洲最為複雜。不僅地方稅收名目繁多，僅就邦與邦之間的跨邦貨物的流通，就需徵收2%的「入市稅」，全國性的流通成本極高，無法建立統一的市場。）
當地時間2015年2月12日，印度艾哈邁達巴德Kotharia，印度村民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寺廟建偶像總理莫迪的雕像進行膜拜（圖源：VCG）
難得的自知之明
儘管莫迪被其追隨者們奉若神明，但是面對四面環繞的讚譽，印度總理並不缺乏自知之明，這使得他始終能夠在內外政策上把持正確的原則。
莫迪的成功依賴於對群眾運動的把握，但他並未因此輕視企業家的價值。在國內的改革中，他所有經濟政策都圍繞著締造更好的企業環境，這位領袖深知英、法、德、美、日本、中國（改革開放後）等經濟強國崛起的根本在於對企業家的尊重和商業環境的改善——即沒有企業的競爭力，就沒有國家的競爭力。
（「德意志的繁榮和進步，有賴於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對勞工權益的盲目鼓吹是不恰當的。」——1878年，俾斯麥就反社會民主黨法案在德國國會發表演講）
實事求是地說，莫迪乃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真正重商政客。在古吉拉特邦執政期間，為了能夠有效降低企業的負擔，莫迪甚至敢於直接向勞工的權益開刀（莫迪出身的國民志願團下屬的工會（Bhalatiya Mazdoor Sangh）往往成為了莫迪政府勞工改革政策中，最需要安撫的盟友反對者），這實際上使得莫迪統治的古吉拉特邦，被普遍視為印度經濟最活躍省份的同時，也成為印度各邦中法律層面勞工保護最不足的省份之一；在執政全國之後，莫迪致力於構建全國統一的市場和便捷的支付系統，強化印度對外資的吸引力。
（據英國《金融時報》2月7日報道，據外國直接投資市場研究公司報告結果顯示，2016年，印度吸引綠地投資（指跨國企業在當地設廠的投資）約623億美元，連續第二年成為全球綠地投資第一的目的地，超過中國（591億美元）和美國（481億美元）。）
另外，在外交政策上，莫迪拋棄了尼赫魯開創之有名無實的印度不結盟運動領袖地位，同時，不再將迪戈加西亞島（美軍在印度洋海軍基地）的美軍視為印度的阻礙，反而選擇與美國逐步接近，以應對中國與巴基斯坦的挑戰。
實際上，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國完全缺乏統一的行動原則和共識基礎，在國際重大課題上無法形成力量，而印度對各個成員國亦缺乏足夠的號召力。對印度來說，該運動的領袖地位僅僅能夠滿足大國的虛榮，承擔了外交責任卻不能帶來相應的實際利益。
況且，印度的國力不足以使其在與巴基斯坦、中國為敵的同時，還將美國在印度洋的存在視為挑戰，以往的印度政府之所以堅持三面臨敵，僅僅是因為不切實際的虛榮而非理智。莫迪政府放棄了「印度洋帝國」的虛幻追求，選擇與支配該海域的美國接近，通過與西方的友誼，不但獲得了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印度洋的行動自由，還能夠更好地應對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挑戰。
這表明莫迪不再將印度視為一個「獨特的大國」，其地緣追求也相對貼近現實。
殘酷無情的政客
事實上，與希特勒、史達林（Stanlin）一樣，印度總理莫迪也是一位毫無人性的政治領袖。
為了保持清廉的形象，莫迪多年來近乎殘忍地與他的家人保持距離。他的親弟弟普拉拉德想跟他見一面都很困難；他的母親直到現在，依然是一個身居鄉下的普通婦人；他的妻子多年來幾乎未能與他見面；對於自己的兄長，普拉拉德曾經無奈地評價道，「他連一碗茶都不會平白無故地給別人，尤其是他的家人。」對此，莫迪本人曾在2014年的大選中驕傲地宣稱道，「我身邊不會有任何人能使我為他受賄」。
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Vajpayee）是莫迪的恩公。1992年，莫迪遭到黨內高層的嫉妒，被排擠到地方學校當校長，幾乎永無出頭之日。1995年，瓦傑帕伊看中了莫迪的宣傳和組織才幹，提拔他到自己身邊任職，使其政治生命起死回生；2001年，瓦傑帕伊推薦莫迪到古吉拉特邦任職，為其打開了政治坦途。然而，2002年，當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襲擊印度教徒，一場騷亂迫在眉睫之時，面對恩師瓦傑帕伊要求莫迪阻撓印度教徒報復的懇請，莫迪卻選擇了無視，反而縱容鼓勵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屠殺。此舉雖然為莫迪本人來了巨大的政治收益，卻使得瓦傑帕伊陷入政治災難之中，2004年瓦傑帕伊連任失敗，即是源於此。由此可見，印度總理莫迪實際上是一個完全無視政治恩情的政客。
不過，真正能夠體現這位印度總理殘酷的莫過於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大屠殺。自印度建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地方長官敢於像莫迪般明目張膽地鼓勵一場對普通民眾的屠殺。在那場近乎種族滅絕的殺戮中，莫迪以上千穆斯林的血液澆灌自己的權杖，逼迫數萬穆斯林淪為難民逃離家鄉，成功獲得了印度教民族利益捍衛者的名譽。在隨後經濟成就的加持下，古吉拉特邦屠夫從此在政治上一發不可收拾。
身後悲劇
不過，無論莫迪對於印度的改革取得多麼大的成功，本身都很可能是一種災難的開始。
莫迪的政治崛起，源於對古吉拉特邦穆斯林的殘酷迫害，他的成功方式本身就是為後來印度政客開啟了一個極為危險的政治先例；莫迪擁有強大的群眾號召力，能夠得到他的追隨者近乎盲目的信任，這使得他能夠輕而易舉地推行那些受到強大民粹浪潮反對的重商改革，但是，未來的印度教民族主義領導者能否像他那樣駕馭群眾的烈馬，並抗拒民粹政治？考慮到極右翼國民志願團工會強大的影響力，這一點顯然存疑。
（新當選的印度北方邦部長僧侶政客約吉·厄迪特耶納特，是一個公開鼓吹屠殺凈化穆斯林的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客，他擁有莫迪的狂熱，卻遠沒有後者的自知之明）
如同天才政治家俾斯麥及其政策一樣，莫迪的才能和他將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複製的。俾斯麥的繼承者僅僅能夠複製俾斯麥的鐵血，卻無法複製俾斯麥的狡詐和自製；莫迪的繼承者也只能學習莫迪的屠殺上位，卻永遠無法習得莫迪駕馭大眾的能力和對民粹政策的抵制。從這個角度來看，莫迪的印度恐怕很難避免俾斯麥德國式的身後悲劇（宗教內戰）。
面對殘缺的權力，俾斯麥曾輕蔑地宣稱，「我只按我的意願行事，否則我什麼都不做。」2001年，面對只有副職的任命，納倫德拉·莫迪也曾向自己的恩師許下妄言，「要麼給予我全部權力，要麼讓我一無所有。」如此奢侈的自信，非有絕大才幹者無以擔當。與那位鐵血宰相一樣，今天的納倫德拉·莫迪註定會將自己的名字化為歷史的星辰。
然而，歷史的宿命誠如VonRoon對俾斯麥的評價——「無人得以不朽，而無須付出代價」。天才的成功往往會導致蠢貨的悲劇，不義的喜悅終究難逃恥辱的痛苦。當不擇手段、沾滿血腥的成功者被追隨者視為模範時，誰又能避免邯鄲學步者的模仿呢？
王夷甫 森彰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