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吳三桂相比，多爾衮可以稱爲真正的大英雄。他被乾隆帝評爲“撫定疆陲，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多爾衮畫像
還原曆史人物的本來面貌，是我很多年的追求。因爲曆史的最高境界是還原曆史的本真，實事求是，不粉飾，不醜化，更不是爲了自己的某種需要而肆意篡改曆史，不管你的理由是多麽的冠冕堂皇。
寫史應正心，記史須正己。遙看375年前的甲申年，有幾個人物是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和評價的。前文已經評析過農民起義領袖闖王李自成、張獻忠和明朝降將吳三桂，而攝政王多爾衮是甲申年衆多人物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主角，是應該重重寫上一筆的。
多爾衮的名字和事迹早已被掩藏在康乾盛世的光環背後，留下的只是現代影視劇裏戲說的形象，能征善戰但霸道、多情善感但“強占”嫂子孝莊皇後……
1644年多爾衮指揮清軍入關，滅明朝、剿闖王、問鼎中原，戰功卓著，先後封多爾衮爲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位級人臣。1650年多爾衮去世後，被追尊爲成宗義皇帝，由于多爾衮生前得罪了衆多滿漢權貴，這些人群起而罵之，後被順治帝追論謀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爲多爾衮平反，複睿親王封號。
真實的多爾衮爲清朝立下了三件大功：一是擁戴福臨，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避免了一場內戰；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擊敗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城，開啓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曆史一頁；三是占領北京之後，嚴禁搶掠，停止剃發，爲明崇祯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爲中國的康乾盛世和遼闊的邊疆打下了百年基業，爲祖國大一統付出心血乃至生命，他不僅是清朝時期的偉大統帥，更是提倡滿蒙一家、滿漢聯姻，重用漢臣的政治家。
劇照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暴疾而死。大清入關以前，繼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貴族諸王議立。皇太極死前，諸王已漸漸分成黨派：一派以多爾衮爲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爲首。雙方各不相讓，形勢極爲緊張。清政權處于嚴重危機之中，隨時有發生混戰的可能。
肅親王豪格畫像
多爾衮以一位久經沙場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氣魄，審時度勢，顧全大局，采取主動，他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提出立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爲帝，由濟爾哈朗和他輔政，等福臨年長之後，當即歸政。多爾衮擁立福臨這一行動，在客觀上避免了滿洲貴族的公開分裂和混戰；這對下一步協調一致入關作戰，奪取全國政權，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同時由于擁立6歲的福臨，一切實權掌握在他手中，他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是入關後清政權的真正締造者和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傑出奠基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滅亡。當權的多爾衮決定立即入關，加入爭奪政權之戰。
此時，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在投順反順之後，自料不敵大順軍，遂請求清朝出兵援助。當此形勢突變之時，多爾衮顯示了驚人的應變能力。他接受了大學士範文程（漢臣，名士範仲淹之後）的建議，把農民軍當成主要敵人。在李自成的大軍被擊潰之後，清軍進入北京城，多爾衮看到了李自成兵敗的原因，立即下令全軍，“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又在進軍途中四處張貼安民文告：“義兵之來爲爾等複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唯闖賊。官來歸者，複其官；民來歸者，複其業。”此舉與李自成農民軍“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等行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關內的官兵百姓，向風歸順，近悅遠來。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農曆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順治元年九月，順治帝從盛京（沈陽）到達北京，封多爾衮爲叔父攝政王。順治元年農曆十月初十，皇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布登基诏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爲都城的長達267年的統治。
滿族是個人口不多的少數民族，要統治偌大的中國實非易事。多爾衮作爲清初的實際統治者，立綱陳紀，對鞏固清王朝的統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滿洲統治者是剛從奴隸制貴族轉化爲封建制貴族的統治集團，許多人還沒有完全擺脫某些落後生産方式的影響。按照什麽思想和模式建國，將直接關系清王朝的前途。多爾衮的思想較爲開通，接受漢人的影響較多，在建國過程中，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接受了範文程、洪承疇等漢人的建議，不失時機地采取了一系列籠絡明朝士人的措施。
多爾衮對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位漢姓王十分器重，他深深懂得如何利用漢官漢將來達到他的政治目標。他貫徹清太宗的“以漢攻漢”的政策，用他們的力量來擊敗明朝與農民軍的反抗，完成一統的大業。他從實踐中，已看到吳、孔、耿、尚和他們的部隊都是一支生力軍，是對付一切反清力量的四把利劍。
爲使“四王”效忠于清朝，多爾衮不惜封王之賞，頻頻施恩。這就是貫徹清太宗優禮漢官、“恩養”漢人的政策。
當時清朝初建，個別漢臣和一些漢族人抵制滿族入主北京，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衮以大襟胸、大智慧處理與漢族的關系。他深知道，一個小民族要治理好一個大民族的國家，就要向漢人學習，充分發揮漢族人的作用，以尊重漢族人以取得漢族人的尊重。以爲崇祯帝發喪爲例，李自成的農民軍進入北京後，不僅燒毀了太和廟，還下令將崇祯屍體連同周皇後的屍體一起送往昌平，葬到田貴妃的墓中。崇祯皇帝生前尚未爲自己修造陵墓，他死後竟會屈就在貴妃的墓裏。
多爾衮在清軍進入北京的第三天，聽從範文程的建議按照國殇的禮儀爲崇祯發喪，並大張旗鼓地派大員到田貴妃墓前隆重祭祀。其政治上的積極態度和成熟度絕非等閑，而這種思想影響著順治帝。在順治帝遷北京後，在崇祯上吊日子年年祭祀他，順治還親切地稱崇祯爲老哥。後來清政府于順治十六年(1659年)在朱由檢的墓前又修建了明樓及享殿三間，並立了碑記，圈了圍牆，稱思陵，成爲明十三陵的最後一陵。
此舉大得民心，許多反清義士改變了對清王朝的態度，不但如此，多爾衮還規定“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讓衆多明進人才歸降。並且申嚴軍紀，多爾衮把多數清軍留在城外，“凡軍兵出入城門者，有九王標旗方得出入”。規定“軍兵出入民家者，論以斬律”。對于清軍中一些違反禁令，“毀傷民間，動用家夥者”，則“悉置重典”。（而李自成的幾十萬大軍駐紮北京城，燒殺搶奪）所有這些安撫明朝統治階級、整肅軍紀的做法，都是“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
事實證明，這些辦法確實起到了安撫明朝士大夫、安定漢族民心的作用。當時隨清軍入關的朝鮮人就指出，“九王多爾衮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 多爾衮此舉爲大清帝國一統多民族的中國，達到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多爾衮在北京立住腳跟的同時，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又進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政策，以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取消加派；明末“三饷”(遼饷、剿饷、練饷)數目之多，已爲明朝政府正常賦稅的數倍，實是明末最大的苛政。這種無休止的加派，使得明末人民處于貧困交迫之中，人民對加派恨之入骨，李自成等農民起義也是由于民不聊生之故。
清朝入關後，多爾衮查看到民情，隨即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稅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時，他要求“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曉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于是，每年賦稅減少了數百萬兩，窮困已極的百姓得以緩一口氣，民心大悅。在三百多年前多爾衮等清朝官員就知道，誰解決好農民問題，誰就可以贏得天下的道理。多爾衮此措施，是明君所爲，非農民起義之“最專制的王權統治”也。
多爾衮劇照
不僅如此，多爾衮對明末廣行賄賂的惡劣作風也嚴加斥責，順治元年六月，他在《谕衆官民》中說，“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見用”，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段話都是警鍾！“亂政壞國，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 因此，當時的一些漢官不得不心悅誠服：“多爾衮新政比明朝多善，如蠲免錢糧，嚴禁賄賂，皆是服人心處”。
多爾衮作爲滿州貴族的代表，始終把滿洲貴族集團作爲維護清朝統治的基本力量。爲此，清朝剛一建立，他就明確規定了王公貴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的種種特權。但是，多爾衮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他懂得維護滿洲貴族的尊嚴和特權，並不完全等于依靠他們治理國家事務。所以，多爾衮在從根本上維護滿洲貴族特權的同時，不斷限制諸王、貝勒個人的勢力，尤其是削弱、打擊自己的政敵，使他們無法利用特權幹涉國家重大決策和事務。
多爾衮在打擊他的滿洲貴族政敵的同時，給漢官以更多的參政機會（這一點他開創了民族團結和諧之新紀元）。原本，由滿洲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是重要的決定國策的機構。自多爾衮執政以後，這個機構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討論和處理滿洲貴族內部的一些升降、賞罰等事。多爾衮把更多的權力賦于了多由漢人擔任大學士的內院。
順治元年五月，多爾衮同意了大學士洪承疇、馮铨的建議，首先改變了內院過去對一些重大事務不得與聞的地位。多爾衮還讓大學士“于國家事務，當不時條奏爲是”。這些大學士日隨多爾衮左右，應對顧問，處理政務，頗得重用。順治五年，多爾衮又設立了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都禦史，提高了漢官在這些重要機構中的地位和職權。正是因爲有了漢官的輔佐，多民族的擁護，才使大清朝得以百年基業不朽。這與現在中央政府提出的民族團結，和諧社會是異曲同工之妙。
多爾衮爲了穩定和調和民族之間和矛盾，完成民族複興大業，使漢官更多地發揮作用，他嚴禁滿洲貴族欺壓汙辱漢官，違者要受到處罰。順治元年，宣府巡撫李鑒劾奏赤城道朱壽鍪貪酷不法，多爾衮下令議察。朱賄囑滿臣綽書泰求阿濟格說情，阿濟格率師南討途經宣府時，便派綽書泰和總兵劉芳名脅迫李鑒釋其罪。多爾衮聞知這種不法行爲後，立刻將綽書泰同朱壽鍪等人枭首棄市，將劉芳名奪職入旗，將阿濟格降爲郡王，罰銀五千兩。
阿濟格是比較有實力的親王，又是多爾衮的同母兄，在滿洲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中，是忠于多爾衮的。多爾衮對他們任意欺壓漢官的行爲做出嚴肅處理，說明多爾衮在處理民族矛盾上，開明且公正（清朝統治中華近三百年，不僅開創了民族間和諧共榮之典範，且立下了執政者決不徇私枉法，皇親犯罪與庶民同罪的榜樣）。然而這卻讓他得罪了許多滿族貴族，爲自己埋下了惡果。恰恰正是這一點，多爾衮可以名垂青史，令我們當今社會大小官員所銘記：凡想名垂青史者，非公正無私、心如清水不可。
多爾衮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爲了緩和滿漢間的民族矛盾，曾主張滿漢人民通婚。順治五年，他以順治帝名義谕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宮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多爾衮的大統一中國、“滿漢一家”的思想，不僅是民族團結合作的典範更是難能可貴的，更是當今民族大團結政策的首倡者。
乾隆帝確是一位偉大的明君，在多爾衮沉冤一百多年以後得到徹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專門發布诏谕，肯定多爾衮首先統兵入關，“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並稱每覽《實錄》中所載其言行，“未嘗不爲之墜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爲史冊所罕觏”，斷然否定了多爾衮有謀逆之心，“實爲宵小奸謀，構成冤獄”。因此，下诏爲其昭雪:複睿親王爵，由其五世孫襲爵，並配享太廟，重修瑩墓。其封爵“世襲罔替”，成爲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
乾隆畫像
如果說清朝能夠保持江山三百年不易主、盛世清廉，除了康雍乾等大部分皇帝是英明的以外，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最爲成功的法寶，而奠定了清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則是多爾衮。
清朝在內外蒙實行支持黃教、滿蒙聯姻、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實行支持喇嘛教，冊封達賴、班禅，派遣駐藏大臣等政策；在新疆設置伯克城主，派遣伊犁將軍、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等政策；在南方民族地區設置土司，實行“改土歸流”等政策；很好地解決了中央王朝與民族地區的關系，從而建立了一個長達267年之久統一和諧富強的多民族國家。
縱觀多爾衮的一生，謀勇兼備，能重用漢族謀臣和將吏。統兵馭將，賞罰分明。尤其是在清朝統一中國的問題上，他有著卓越的見識和膽量，是其他君主所不及的。
回望375年前甲申年，爲何形成兩朝滅亡一朝興的局面？人物的性格決定了人物的命運，領袖人物的性格、胸懷決定了國家的命運。李自成、張獻忠、吳三桂和多爾衮，他們性格不同、胸懷不同、眼界不同，其結果各異，他們領導的軍隊和國家，也因他們性格和胸懷的不同而各有各的命運。無疑，大清朝因爲有了多爾衮，才有了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曆史的基石。
“三百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當事者的功罪早是應該明白判斷的時候。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種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劇是永遠值得回味的。”這是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精妙絕倫的結尾，至今讀來仍然感慨萬端，吾之文章結尾亦想效仿之。
……375年了，種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370前的當事者的功罪是應該撥亂反正的時候了。從種族的立場上來說，努爾哈赤和多爾衮所做出的貢獻最大，他們不僅僅是種族的英雄，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反觀李自成、張獻忠、吳三桂種種“德政”，是應該令我們永遠銘記和深思的——
甲申兩朝相繼亡，
史海鈎沉笑爾狂。
自古揭竿患一病，
功敗垂成腐敗殃。
排難坐鎮見佛心，
治亂撐天堪虎將。
案前憤讀慷慨句，
善得民心定三疆。
以史爲鑒，可以知興替；甲申年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決策于不仁者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