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從2020年2月以來，中國政府在試圖用加速啓動“新基建”投資的方式進行對沖。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已有15個省份發布相關投資工程項目，總投資規模超過25萬億人民幣。
然而，巨額的資金投入、信貸釋放和再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將再次推動資本的又一輪擴張，就像2011年中國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采取“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大搞基建投資時那樣再次引發“高通脹”呢？
隨著前期豬肉價格的帶動，再加之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物價通脹水平處在近9年來高位
目前，受新冠疫情影響，以及2019年豬肉價格高位的延續，1月份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5.4%，創下2011年11月以來新高，已接近了6%的嚴重通脹門檻。
如果再有大規模基建投資和經濟刺激，人們有理由擔憂中國將再次爆發更爲嚴重的通脹，從而威脅整個經濟發展和民衆生活。
按照上次“四萬億”經濟刺激的經驗，巨額的投資外加銀行“放水”，勢必將導致市場上資金泛濫，進而帶動物價的上漲，這是一種十分直觀的印象。
按照西方古典經濟學原理，當貨幣發行量超過産品供給量時，通脹將不可避免的發生。
這也是一部分觀點，堅決反對中國進行經濟刺激，認爲此次數十萬億元的新基建投資，必然導致中國陷入通脹的的主要原因。
然而，對于經濟學者的這種擔憂，人們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存在。
將政府排除在經濟之外，是經濟學得以自圓其說的重要條件，但是卻不是客觀事實。
當政府主動退出或自身運作失靈、胡亂指揮的情況下，通脹會按照經濟學規律發生，甚至變得更糟。
但是，如果政府能有效地疏導這種自發的經濟自然規律，則能減少通脹。
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發明政府的本身就是爲了應對各種不利的自然規律的産物，否則一句簡單的自然規律不可違抗，不就否定了一切政府的存在的意義了嗎？
所以在分析、判斷通脹産生的原因和過程時，不可避免的應當考慮政府充當的角色和當時市場的情況，在上一次中國政府采取“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時代，中國政府可謂是前倨後恭、進退失據。
在危機爆發之初過度驚慌，利用政府強力主動幹預市場大舉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地方政府和企業配套資金一度達到80萬億元之巨。
然而，在刺激計劃推出之後，在西方輿論以及中國國內的一片所謂“國進民退、違背市場規律”的指責聲中，中國政府又對經濟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
企業在政府鼓勵下擴大産能、盲目擴張，之後就被政府抛向了市場，沒有産業的規劃，沒有産能擴張之後的配套，更沒有金融管控和監督。
最後，這種始亂終棄的做法，使得巨額的資金按照過度依賴市場化的資源分配方式，在中國經濟中左沖右突，所過之處遍地狼藉。
過多的資金，對應有限的資産，推動著中國資本價格的飛漲，最典型的就是房價暴漲。
之後，資本型通脹再通過房價、房租、企業經營成本上漲等方式，向産業部門和居民消費品傳到，甚至直接對原材料、消費品進行炒作，擡高物價。
更嚴重的是中國對于金融體系的失控。
海量資金帶來財富收益遠遠大于實體經濟投資，大量名義上投給了企業和基建，實則通過銀行、信托、地下錢莊等渠道又流回了金融系統，並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通過資金炒作、信托理財、網絡信貸，甚至是高利貸從中牟利。
其結果是，産能擴張、基建投資帶來的收益，早已被地産和金融套利以幾倍的杠杆提前掏空，形成了大資本用廉價貨幣獲得資産，而政府、企業和民衆忍受高負債、高通脹的格局。
高鐵的建設大幅提高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高鐵沿線房價的大幅上漲已經提前透支了經濟增長的受益，擡高了通脹水平，反而抑制了民衆的有效需求
以高鐵建設爲例，政府巨額的投資和政府負債推動了中國高鐵的大規模建設，原本受高鐵帶動的地方經濟增長和房價增長，收益足可以彌補之前的政府投資，並通過産業傳導和財政支出，提高民衆收入、增加民衆福利，極大地刺激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然而，高企的房價和金融信托，以及腐敗官員卻聯手將這筆收益更多地裝入了自己的口袋。結
果是政府負債難以彌補，企業醉心資本炒作，一堆爛賬抵押在銀行，民衆需求反而被高房價、低福利所抑制。
盡管中國經濟當時依然呈現出一片繁榮，但是經濟脫實向虛、金融空轉早已愈演愈烈、難以爲繼。
中國政府一方面刺激經濟，一方面放手市場，希望依托市場高效分配資源的實驗先搞破産。
當然，在金融危機後，同時和中國一樣開啓經濟刺激 “防水市場”的還有美國。
盡管美國也同樣出現了，甚至是更嚴重的“脫實向虛”和“金融空轉”，美國股市成爲一個依托“美元量化寬松”支撐的無底洞。
但是，美國擁有軍事霸權、美元霸權、媒體霸權，以及對世界産業鏈核心科技的掌控，這使其足以擁有向全世界發債、進行資本輸出，轉嫁通脹的能力，以維持這場危險的遊戲。
而對于中國，美國的這些“遊戲裝備”中國一個也沒有，邯鄲學步的結果只能是摔得鼻青臉腫，甚至自毀長城。
中國的優勢在于廣袤的國土、統一的市場、衆多的民衆、龐大的工程人才隊伍、健全的産業鏈，以及高效的組織能力，而能夠將上述資源整合在一起形成優勢合力的恰恰是中國政府自己，而不是市場。
市場更多的是在充當價格發現和財富激勵作用，而難以承擔結構性的資源整合和財富分配重擔，尤其對于重大的産業升級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保障方面，市場更是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有可能出現更嚴重的資源錯配，帶來金融空轉和通脹失控。
爲此，只要不是籠統地、采取從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方法，而是從實際中抽絲剝繭，就會發現導致通脹和克服通脹的原因和方法。
政府刺激經濟本身不是問題，刺激的方向和執行能力才是問題。中國政府之所以需要在初步完成“反腐”、“去杠杆”、“金融整肅”“反對形式主義”等一系列改革之後，才願意重啓經濟擴張進程，也正是吸取了上一輪“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教訓。
“新基建”將擺脫大水漫灌和單純的産能擴展模式，而瞄准下一步産業升級
從目前中國政府推出的“新基建”的內容和投資方式來看，這一輪“經濟刺激”顯然擁有以下幾個特征。
首先是目標更加明確。
相比于上輪“四萬億”經濟刺激的雨露均沾、萬馬奔騰，此次“新基建”則集中在5G基站建設、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特高壓，城際軌道交通等七大領域，以及民生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這些領域的基建不是瞄准了下一步的産業升級和更高的産業附加值，就是瞄准了抑制民衆消費升級的制約性問題。
刺激之下，盲目的産能擴張、低效的重複建設，所導致的貨幣供給大于項目産出，最終導致通脹的動力機制將被在源頭進行抑制 。
其次，投資渠道更加清晰，資金管理更加嚴格。
相比于上輪“四萬億”經濟刺激的大水漫灌，普遍降息和資金的缺乏監管，此次“新基建”則主要通過定向利率優惠、降准和專項債的形式實施政府投資和信貸刺激，並以中央財政爲導向，地方財政跟進，帶動市場資金有序進場的方式逐層明確投資責任和資金方向。
相比于上輪“四萬億”經濟刺激，主要依靠“資本信用”擴張的方法，此次中國政府更傾向于用“國家信用”的擴張，通過中央政府的信用擴張，理順地方政府的信用擴張。
用大規模發行國家債券、地方政府專項債的方式，從全球資本和中國國內民間資本籌集資金，以完成最初的項目啓動，實現對資源的有效調配。
此外此輪“新基建”在金融監管、執行監察方面，從項目一開始就與“經濟刺激”計劃同時展開。
再向之前那樣，通過資金炒作、信托理財等方式進行金融套利已經不再可能。
這不僅意味著“新基建”的融資成本將得到有效降低，而且防止了資本市場的提前套利，可以將更多的項目收益傳遞給實體企業和普通民衆，大幅減少了資本型通脹的形成。
最後，“新基建”的産業鏈配套規劃完整，相對清晰。
相比于上輪“四萬億”經濟刺激的臨時抱佛腳、盲目擴産，不僅缺少相應上下遊産業配套的長遠規劃，更缺少消費市場的調研與前瞻而言，此次“新基建”這是瞄准了中國經濟的短板與痛點。
尤其是在經曆了中美貿易戰和此次疫情洗禮之後，中國産業、民生和社會管理的真實需求和發展方向已經越發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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