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黎慧玲 北京報道
爲中國泳壇攬下無數榮譽之後，年近30歲的孫楊跌入了爭議的旋渦。
從2018年9月4日那個溫暖的秋日夜晚開始，這位中國泳壇的代言人、世界冠軍和曆史紀錄保持者，很可能就此與過去展露在外的、憑借天賦與努力所開啓的人生揮手告別。他的母親、他的醫生以及他所在的中國遊泳隊的多名人物，此後都卷入了冠軍孫楊的命運齒輪。
自國際體育仲裁法庭（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以下簡稱“CAS”）宣判孫楊敗訴、禁賽8年的處罰之後，冠軍孫楊就沒有再公開接受采訪。雖然他第一時間選擇了在微博發布相關照片和視頻表達抗議，言辭激烈自辯清白，但CAS公布了長達78頁的判決書後，他沒有再發布更有利的回擊，而是刪掉了那4條微博。
一場網絡直播的公開庭審，似乎讓人們看到孫楊的另一面，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這位冠軍遭遇的爭議抱有懷疑。
僅就取得的成績而言，冠軍孫楊已經用努力向世界證明了自己。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自2018年9月4日到CAS宣判，命運的天平正偏向一個讓人失望的結局。宣判之後，專業人士告訴《等深線》（ID：depthpaper）記者，他們對上訴撤銷這份仲裁的可能性，並不樂觀。
某種程度上，長達500多天的爭議過後，冠軍孫楊失去了對命運的掌控。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或許從未自己掌握命運才是這位冠軍的真實人生。在人們僅能從縫隙中窺見的真相裏，還原過去一年他所經曆的一切變得至關重要。而僅以現在的結論看，這位冠軍遇上了常常存在于電影和小說裏的戲劇性情節：
一位天才運動員，在一個行將退役的年齡，碰上了可能否定一切的爭議結局。
爭議的源頭
杭州的初秋經常飄雨，陽光常被濕氣和烏雲擋住。2018年9月4日，就是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夏末秋初的夜晚，孫楊與一家“受國際泳聯委托的興奮劑檢查商業機構”（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 Management ，以下簡稱“IDTM”）約好，晚上10～11點對孫楊進行飛行檢查。
IDTM指派的檢測人員來到孫楊平時居住的小區，等了近1小時後，孫楊和他的母親楊明開著路虎趕到，隨後與IDTM的3名檢測人員來到小區附近的會所裏進行樣本采集。那天孫楊穿著明黃色T恤和白色修身褲，一如大衆印象裏那個活力的形象。
孫楊看到主檢官（Doping Control Officer，DCO），第一眼就感到“非常震驚”，因爲孫楊曾在2017年因資質問題投訴過這位女性主檢官。在孫楊的印象裏，檢查人員一般是3個，但當晚來了4位，同行還有一位“穿著打扮根本不像一個興奮劑檢查官”的人員。
起初，一切正常。孫楊照例簽署了《興奮劑檢查表》，血檢官完成了采集，關鍵的血樣被密封在一個玻璃瓶裏，由一個專門的儲藏盒存放。這樣的賽外飛行檢查，孫楊進行過117次，算上這次，有60次由IDTM完成。
直到坐在孫楊左邊的尿檢官拿出手機對孫楊偷偷進行拍照，局面開始變化。
孫楊提出查看尿檢官的資質證明，而尿檢官除了身份證，無法提供任何資質證明，孫楊將他請離了現場。緊接著，孫楊發現授權書上沒有他和檢測官的名字，檢測人員裏也只有主檢官能提供IDTM發行的ID卡副本，一位女性血液采集助手向孫楊出示的是初級護師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因此孫楊和他的團隊判斷這幾位檢測人員都不具備合格資質，此次檢測無效，已經采集好的血液也不能被當成樣本被帶走。
資質問題，是孫楊最關鍵的“拒檢”依據，也是在瑞士仲裁法庭上雙方辯訴的一個關鍵點。然而在2019年11月15日的公開聽證會上，這個依據被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下簡稱“WADA”）駁斥。
聽證會上，WADA派出的證人裏，包括一名參與起草了國際檢測標准（ISTI），還負責起草與血樣采集、尿樣采集以及采樣人員培訓指南的人士，也就是說，他就是規則制定者之一。這位WADA人員明確表示，只需要出示通用的授權文件即可進行對運動員檢測，通用文件適用于所有同行的樣本采集人員，不需要爲每個人單獨授權。
IDTM過去的通用流程，其手續正當性也被CAS所認可，而CAS 認可的這種正當性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問題容易被忽略：即無論參與檢測的是什麽人，如果有人拿出了這些文件，並且可以提供真實性證明，那這次檢測在程序上就是正當的，如果運動員要投訴檢測人員，也應該是在履行完檢測之後的事。
那位偷偷拍照的男性檢測官名叫武兵，是主檢官的同學。在他親筆寫的一份情況說明書中，他說自己只是一名建築工人，此前從未進行過興奮劑檢測工作，當晚出現在檢測現場是因爲主檢官突然聯系他幫忙開車接送。他近距離見到孫楊很興奮，所以偷偷拿出手機拍了照，成爲點燃這個關鍵夜晚的導火索。
武兵的證詞制造了一個謎團。IDTM找出了武兵于事發當晚7個多月前，即2018年1月26日簽署的一份文件，上面明確記載著武兵聲明已經接受過IDTM認證的DCO培訓，將在2018年期間擔任樣品收集助理。更甚于此，武兵作爲興奮劑檢查官助理（Doping Control Assistant，以下簡稱“DCA”）曾在孫楊事件之前，與主檢官一同合作過10～20次樣品采集工作，兼職DCA的工作跟他本身是建築工人並不沖突。
武兵曾表示自己不想參與庭審，但他後來又控訴開庭沒通知他到場，這兩份手寫聲明都是孫楊後來發在微博上的。另一個細節是，在孫楊披露的視頻中，武兵被要求在一份手寫的事件說明上簽字，他拿起筆時擡頭問孫楊：“這對我有沒有影響？”
3名檢測官之外的第四名隨行者，直到後來也沒人知道她的身份，這個神秘人物看起來也與後來發生的事情無關，CAS以此認爲此人與案件無關。當晚巴震起草的情況說明書裏寫道，武兵並不是司機，不明身份的第四人才是。巴震是孫楊團隊中的醫生。
這就是後來一年中，孫楊與IDTM之間反複爭辯的細節。孫楊方面認爲檢測員身份存疑，不能帶走樣品。而IDTM則堅持他們的程序是正確的。這其中的關鍵人物武兵，雖然此後顛倒過口供，但CAS最終選擇相信了武兵更早之前簽署的文件，並基于前述他們所認可的程序正當性，認爲孫楊存在抗檢的事實。
武兵究竟有沒有說謊，在2018年9月4日那晚成了揭穿真相的關鍵。他的拍照行爲讓孫楊産生懷疑，並拒絕繼續接受尿檢。9月5日淩晨0點10分，孫楊的母親楊明通過電話與巴震取得聯系。此後又聯系了浙江省反興奮劑中心主任韓照歧和中國國家遊泳隊的組長程浩，這些人都認爲檢測官提供的文件不合要求，不能帶走檢測樣本。
而IDTM的檢測員堅持必須帶回容器，孫楊方面只能選擇打開盒子取出血液。據CAS的判決書顯示，在這個過程中，孫楊指示保安用錘子破壞了容器，自己則在一旁用手機打著手電。而孫楊對此辯稱，由于檢測員要求必須帶回盒子，並告知其只能自己想辦法取出，他們迫不得已才損壞了盒子。
淩晨2點50分，孫楊、巴震和3位檢查官在一份情況說明書上簽字，孫楊撕毀了之前他簽字的《興奮劑檢查表》，這個至今看來仍顯神秘的夜晚最終不歡而散。
在當時，輿論大多同情孫楊，他的行爲，看起來只是一個運動員對國際興奮劑檢測機構流程不嚴格的抗議。盡管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雙方仍各執一詞，但聽證會視頻被翻譯、解讀，CAS完整的判決書公布後，輿論開始轉向，最終引導孫楊走向了其人生最富爭議的一幕，並由此展現出他的另一面。
誰做的決定？
2018年9月2日，雅加達亞運會閉幕，孫楊包攬了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自由泳、男子8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比賽結束後，孫楊抱著央視記者痛哭流涕——賽後痛哭，已然成爲孫楊的一個標志。男子200米自由泳頒獎儀式上，孫楊戴著金牌唱國歌時，中國國旗突然掉了下來，孫楊上前交涉，要求賽事組織方重新進行一次升旗儀式。
誰也不會料到，就在兩天後的9月4日，孫楊將置身職業生涯最大的旋渦。
血檢事件發生後不久，IDTM向國際泳聯報告了樣本無法收集的事實。2018年9月6日，孫楊向國際泳聯提交解釋，並投訴了IDTM采集人員的行爲。
一個月後，國際泳聯宣布孫楊違反了《國際泳聯興奮劑管制規則》第2.3條（拒絕或未能提交）和第2.5條（篡改或試圖篡改興奮劑控制的任何部分）。孫楊對此提出上訴，到2019年1月，國際泳聯興奮劑檢查小組公布孫楊勝訴，並明確說明“IDTM公司在2018年9月4日執行的興奮劑檢查是無效的”，9月4日那晚的采集任務並沒有正確履行程序，孫楊沒有違反反興奮劑規則。同時，強調除非孫楊本人同意，否則不會公開整個裁判文書，但這份勝訴裁決的細節卻很快被澳大利亞媒體披露，在國際上引發輿論。
不過，國際泳聯也認爲，孫楊的行爲是拿自己的整個運動生涯做賭博，這在他們看來是非常愚蠢的行爲。
這是孫楊在這場風波裏打的第一場官司，他贏了。但WADA不認可這個判決，將孫楊和國際泳聯告上CAS。
像我們熟知的那樣，冠軍孫楊此時也毫不退縮。他本人要求，庭審現場必須以視頻直播的方式向全世界公開，在他看來，這將是證明自己清白的好機會。
CAS的聽證會是孫楊的第二場官司，最終選在了2019年11月15日的瑞士蒙特勒舉行。當天的孫楊西裝筆挺，自信十足，在接下來這場長達12小時的聽證會上，他的性格和表現也給當庭的法官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聽證會從各陳述方9月4日當晚發生了什麽開始，隨後雙方開始答辯，焦點很快落在了前述提到的包括檢測員資質、損壞容器等問題上。IDTM方面認爲他們已經提供了充分的資質證明，即便運動員對檢查人員資質情況有異議，也應該提供樣本。孫楊方面不認可該解釋，在後來的發言中仍強調兩人的資質問題，且尿檢工作人員存在偷拍照片等不專業行爲。
而在此後圍繞質證和辯論的環節，一些事實之外的因素，讓幾乎每一個看過直播的人都印象深刻。
孫楊方面選擇的翻譯公司在現場表現出了極其不專業的水准，以至于無法准確傳達問答雙方的真實意思，也拖慢了庭審節奏。孫楊和楊明都進行了發言，孫楊曾多次打斷提問，表示自己聽不明白問題，希望問得更清楚一點。而楊明，則看起來更急于按照自己的方式講述事實，她一開始發言就准備從頭到尾講述一遍那天她目睹的經過。
但這遭到裁判官的否定，法庭希望楊明只回答與提問相關的內容，但楊明則堅持，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讓她複述當晚發生的全部經過。最終法庭請她下去，在離席之前，她還小聲抱怨：“我還沒講完，爲什麽不讓我講？”
WADA的律師在對孫楊的15分鍾提問裏，步步緊逼。
“你說9月4日檢查官沒有告訴你拒絕提供血樣和尿液的法律責任，你的意思是，在進行了那麽多次檢測後，你仍然不清楚拒檢的後果嗎？”
孫楊沒有正面回答，只反複強調那晚檢查官沒有告知過後果。
“如果告知了呢？”
“沒有如果”
WADA的律師繼續抛出一連串問題：
“你看到主檢官的第一眼，就認出了她給你采集過樣本，對嗎？”
“你知道她爲IDTM工作嗎？”
“主檢官向你出示了授權書和身份證件，你自願提供了血液樣本，一開始沒有反對，是嗎？”
“這是規則要求你做的，對嗎？你確實一開始提供了血液。”
“在你自願提供了血液樣本後，又拒絕主檢官帶走血樣，對嗎？”
“原來的中文證詞中寫的是‘我拿了瓶子’，而第二份證詞中寫的是‘巴震拿了瓶子’，到底是誰先拿瓶子？你改過證詞嗎？因爲你想把你推卸責任給巴震，而不是自己承擔嗎？”
或許翻譯不佳是很大的因素，孫楊鮮有正面直接回應WADA律師的提問。
而當孫楊在回答中說“我沒有說過我堅持要留下樣本”時，坐在主席台的仲裁官PHILIPPE SANDS（由孫楊方提名選擇的仲裁官）讓孫楊再回想一下“是你堅持還是巴震堅持”，因爲文件裏寫的是“我堅持留下血樣”，而剛剛孫楊回答的是“我沒堅持”，所以希望作出合理解釋：“是你在做決定，還是巴醫生在做決定？”
盡管SANDS的英文提問明確說了BA ZHENG，孫楊突然俯身湊到話筒前笑出了聲，問：“SORRY，哪個白先生？”
仲裁官顯然意識到證詞不一致的嚴重性，他重複了多遍問題，孫楊要求翻譯不要斷斷續續，他聽不明白。
孫楊最終給出了與書面證詞裏不一致的回答：“不是我堅持，是巴震和他的老師及專家。”
程浩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很熟悉CHINADA（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的興奮劑檢查記錄單，旋即又說不清楚單子上是否寫有運動員拒檢的後果。
坐上證人席的巴震，發言顯得異常緊張。巴震那晚接到孫楊的電話趕到現場後，重申了他的立場，並寫了一份說明書，表述因檢查官資質不全“所以無法完成本次尿檢和血檢（已采血液樣本也不能帶走）”。
一方面是巴震要求血樣留下，另一方面是主檢官要求把外包裝帶回，于是有了讓人驚訝的“敲瓶取血樣”劇情，成爲聽證會的另一重點詢問話題。根據當晚敲壞血樣外瓶的保安回憶：“一個不高的男人遞給我一個瓶子，告訴我用錘子打開瓶子的底部。”
WADA的發言人認爲孫楊草率地依賴巴震的建議，運動員應該對自己負責，更何況，巴震是曾讓孫楊的藥檢呈陽性而受到處罰的人。其律師直言：“你曾經違反過反興奮劑條例，你認爲你適合陪他檢查並提供建議嗎？”
巴震是跟孫楊合作多年的隊醫。2014年6月，孫楊曾因被查出服用禁藥“萬爽力”，而被控違反興奮劑管理條例。因爲患有心肌炎，孫楊早從2008年就開始服用該藥，此次被查是因爲當年中國興奮劑中心未能及時更新禁藥手冊，因此孫楊當時雖然受到了3個月競賽處罰，但判定是無意行爲。
仲裁官問巴震：“你是否停下來想過，如果你對資質證書的理解有誤，會對孫楊有什麽後果？”
巴震認爲，堅持留下血樣和寫下那份情況說明書，遵從的是他所信任的專家領導韓照歧“明確強調”的指示，他只是個醫生。而韓照歧在聽證會上只承認，他給過一些“建設性意見”，並提示過不要拒絕檢查。
“他（韓照歧）不在場，如果他錯了呢？”仲裁官說。
而對于楊明，CAS甚至直接評價她“似乎扮演了對他兒子最無益的角色”。在聽證會上，楊明多次試圖還原現場情形，以證兒子的清白——而在控方律師看來，這與所提問題毫無關聯。判決書還透露，孫楊承認，聽證會前楊明曾私下聯系過血檢官和尿檢官收集有關案件的信息，但否認試圖威脅他們。
也許正是這樣的表現，讓CAS後來在裁判書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述：“令人驚訝的是，在作證過程中，運動員（指孫楊）絲毫沒有對他的行爲表示後悔，也沒有表示過，如果事後看來，采取不同的做法可能更可取。相反，隨著訴訟的進行，他堅持自己的立場，將發生的明顯錯誤歸咎于他人。”
CAS還在裁判書中寫道：在聽證過程中，正如2018年9月4日在樣本采集過程中發生的那樣，運動員試圖將事情掌握到自己手中。出乎意料的是，在聽證會中途，他突然邀請了一個來自旁聽席的不明人士來到庭審桌前，擔任即席口譯員。他似乎並不認爲有必要獲得專家組的同意，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尊重他人或既定程序的權威。孫楊是世界一流的運動員，有著出色的體育成就；但是，他也不能淩駕法律程序之上。規則適用所有運動員，也適用于他，他必須遵守。
冠軍的結局
禁賽8年，仲裁官做出了規則內的頂格處罰。
其依據，是他們認爲有過2014年“誤服”事件後，孫楊在興奮劑問題上並非初犯，因此在違反《國際泳聯興奮劑控制規則》（FINA DC）規定2.5條的處罰基礎上，由4年翻倍至8年。
這就是過去一年多時間裏，孫楊事件的初步結局。按照規則，孫楊無法再通過CAS提起上訴，如果想要改變結果，他只能向瑞士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這次判決的結果。
盡管從全局來看，孫楊事件中的很多細節都存在爭議，而CAS判決的主要依據——采信IDTM的程序符合正當性，孫楊沒有理由抵抗檢查，即便對檢測人員懷疑也應該在事後提起申訴——也顯得有些單薄。
自判決宣布以來，有關這場爭議的結論在此後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在觀看了判決書以及直播中孫楊的表現之後，輿論開始將矛頭對准這位運動員過于自我和任性的行爲。而在此之前，作爲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中國運動員之一，孫楊無論做什麽，都能獲得巨大的支持。
一些專業人士也表達了對孫楊翻盤可能性的悲觀。看起來，這似乎就將是冠軍孫楊的最終結局。
判決宣布後，孫楊的國內代理律師第一時間表示將上訴，孫楊也再次重申，認爲2018年9月4日當晚自己做的是正確的。
賽場之外，孫楊是無數人的偶像，綜藝節目的坐上賓，品牌方的寵兒。2019年，美國的ESPN結合運動員的工資及代言收入、社交媒體影響力以及網絡搜索，評出百大運動員排名（WORLD FAME 100），孫楊位列全球第43位。2018年，孫楊在這張榜單上排在第17位。
即使被藥檢風波纏身，孫楊還在2019年拿到了意大利手表的品牌代言。他代言的樂歌人體工學，公開立挺孫楊上訴維權，這也是唯一一個公開聲援孫楊的代言品牌方。藥檢事件後，孫楊代言的相關企業刪除了與孫楊有關的微博。興奮劑違規，是運動員在商業代言合同規則裏的禁區，一旦觸犯，贊助商有權終止合同，甚至索賠。
而在孫楊事件充滿疑點的事實之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孫楊今年已經29歲了，在一個接近退役的年紀，這份判決可能意味著孫楊提前走向了自己運動員生涯的終局。在他此前29年的人生裏，即便年齡不斷增長，但他對外始終保持著一個落落大方、健康而不油膩的強者形象。這就使得多年之後，當媒體、CAS及孫楊本人，在還原過去一年的爭議時，人們難免對他的一些行爲和動機感到驚訝。
被禁賽8年的裁決背後，楊明扮演了怎樣一個角色，也被更多人討論。楊明今年53歲，曾是浙江女排的主力，現爲杭州師範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教授，同時擔任孫楊的經紀人。裁決結果公布後，她在朋友圈說，她對得起領導，對得起組織，卻對不起兒子。
打從登上最高領獎台的那一刻起，孫楊的人生就始終被高光所籠罩，這既是榮譽也是壓力。某種程度上，在過去一年的爭議中，冠軍孫楊失去了對命運的掌控。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或許他從未自己掌握命運，才是這位冠軍的真實人生。
（編輯：孟慶偉 校對：顔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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