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農曆臘月十五到次年正月廿五，全中國的各大火車站裏，無一不是人潮如海、川流不息。
在這一場被稱爲“春運”的人口大遷徙裏，人口流動高達37億次，相當于讓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的總人口搬一次家。在各地交流愈加頻繁的背景下，這一數字也在節節攀高。哪怕是03年的SARS和08年雪災，思家心切的中國人，也不曾放慢腳步。
從2017年開始，這一趨勢卻被陡然打斷。雖然鐵路依舊一票難求、高速仍是處處擁堵，但無論是搶票難度還是擁擠程度，都不及以往。到了2018年，下行趨勢依舊存在，在占據絕對客流量的的公路客流上，更是表現突出。
對于絕大多數的普通人而言，客流減少，往往意味著更容易買到票，回到家鄉。不過對經濟整體而言，客流量的減少，代表著另外一層不同的意義。
在春運的客流大軍裏，農民工這一群體數量最爲龐大，也最具代表性。有學者曾稱：一部春運史,就是一部農民外出打工史、改革開放史。
而春運客流的減少，主要也是由于農民工流動性的下降。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就指出了2個令人瞠目結舌的數字：一是農民工比去年僅增加184萬人，創曆史新低，二是進城農民工減少204萬人，創曆史新高。
在這兩組數據的高低之間，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以農民工爲代表的中國人口紅利，開始走向逐消耗殆盡，並且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願在外出。
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從一躍而起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扮演了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從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到星羅棋布的工廠，從縱橫四方的高鐵到翻山越嶺的大橋，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這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譜寫了中國經濟騰飛的激蕩年代。
而到了今天，一切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在衆多農民工不願外出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版圖，也迎來了不同的變局。這場變局，自東到西，自下到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
01
如果將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喻爲一座舞台，那麽東部就是這座舞台的中心。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爲首的三大經濟圈，吸納了無數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群體。在這其中，發展最快的珠三角最具代表性。
從90年代開始，國內就流傳著一句口號，“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在這一口號下，大批操著不同口音的務工人員，扛著蛇皮袋，搭上了前往珠三角的綠皮火車。人潮洶湧的招工場景，在珠三角各市屢見不鮮。
不過從09年開始，這一幕場景愈發罕見。與之相比，用工荒一詞卻頻頻登上了各大新聞頭條。2018年，南方都市報刊了一篇文章，就描述了這樣的場景：招工隊伍人潮洶湧，綿延一裏，應聘人員錯落稀少，寥寥無幾，工資過萬的招聘啓事，居然無人關注。
改革開放之初，一個不到百元的月薪的職位，就能引得衆多應聘者爭得頭皮血流。到了今天，工資過萬的招聘，卻面臨找不到工人的尴尬。一個疑惑不禁産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勞動市場的這一現象。
首先必須清楚的是，農民工群體的整體年齡，正在日益增長。在統計數據裏，4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據了所有農民工的半壁江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既無法在東部獲得立錐之地，不如告老回鄉，找份工作，安穩度日。
老一代落下帷幕，新一代的人口基數卻無法支撐起巨大的勞動力供給。從70後到90後，人口規模縮減了0.4個億，構成了一個鮮明的倒金字塔型結構。與父輩相比，80/90後的農民工顯然更有自己的想法，對職業和生活有著更爲明確的追求。
亞裏士多德曾說過：人們爲了活著而聚集到城市，爲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而東中西三條經濟帶中，東部的生活條件看似最好，出于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大批中西部的年輕勞動力，搭上了遠行的列車。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往往不止一道柵欄。在東部長久生活後，諸多來自中西部的工人才發現，工資未必有多高，反觀物價與房價，高得離譜。到手工資4000，扣去租金等生活費，往往所剩無幾。反觀中西部各市，雖然工資略低，但生活成本也是相差甚巨。
在東部房價、租金、原材料等各項成本日益飛漲的同時，諸多制造業企業，開始了騰挪轉移。通過投資的形式，在中西部各大城市設立起了一座座高大的廠房。原本只在東南沿海建廠的郭台銘，就開始大舉進軍中西部，在太原、武漢、南甯等地建立起富士康的工廠。
隨著衆多制造業企業的轉移，大量的工作機會被一並從東部帶來，與此同時，由于要與東部競爭勞動力等原因，這些工廠往往同樣開出了不低的工資。在2017年的數據統計中，西部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與東部的月均3677元，僅相差不到10%。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估計被所有中國人所向往。雖然中西部工廠的工作未必比東部輕松，卻有著開支小，離家近的優點。經過對比後，大量農民工開始回流。中西部各省也先後出台了各類人才措施，鼓勵人口流入。
農民工大軍東出西進的過程，可以被認爲是産業向中西部轉移的一個縮影。這一經濟現象由天量的固定投資所引導，似乎讓勞動力與資本找到了更有效的結合方式。但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這真的是好事嗎？
我們先將目光轉移，投往西部的一座明星城市——重慶。
02
中國的西部地區，近幾年來在各大媒介頻繁刷屏，尤其是在抖音，衆多西部城市成了“網紅”的代表。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曆程裏，西部地區也扮演了一個特別的角色，無論是輸送勞動力，還是承接産業轉移，都可以說得上是赫赫之功。
這一片土地聚集了全國四分之一人口，自然也誕生了不少大中城市。而在這些城市裏，重慶一直以一種巨無霸的姿態昂揚鶴立，在人口數量與經濟規模上，將其他城市遠遠甩在身後。
從2013年到2017年，重慶更是奪人眼球，隱隱成爲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明珠。經濟增速奪得桂冠，穩居全國第一，一個個經濟案例，更是成爲了學術界討論的焦點。
在經濟開始起步前，這座明星城市也與其他西部城市面臨相同的困境，那就是人口大量外流。一度因爲經濟落後，上百萬的重慶當地人，操著西南官話，奔赴東部各市務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重慶本地的經濟發展。
直到02年，重慶本土的經濟也開始一路狂奔，成功跨越雙位數，人口外流的現象才得以緩解。此後，高樓大廈、工廠建築，更是一座座拔地而起。
在這一期間，天量的資金，從全國各地湧入重慶，成爲了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推手。以2015年爲例，固定投資金額就達到1.5萬億之巨，與當年GDP相當。若是將12-15年這3年的固投彙總，耗費金額相當于深圳的5倍，廣州的3倍，或者“北京+上海”的總合。
過于依靠固定投資，也會帶各式各樣的隱患，比如經濟結構的失衡，比如産業的脫實入虛，比如固投效率的愈發低下。而最大的問題是，一旦固投嚴重銳減，靠什麽來拉動經濟呢？
從2017年開始，重慶開始面臨這一狀況，固投下降，經濟放緩。到了2018年，更是進一步下滑，降幅高達3.3個百分點，不但是十余年來重慶經濟增速的新低，而且低于全國的平均增速。市委書記陳敏爾更是直言，高增長已經難以爲繼，唯一的出路就是高質量發展。
這一案例非常鮮明地證明了，如果想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就必須依托于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在固定投資大規模的湧向房地産及鋼材等落後産能時，重慶土地的産業結構並未得到脫胎換骨的提升，以作爲支柱的汽車産業爲例，雖然産量高，但價值量偏低，極易受到經濟大環境的影響。
除去重慶外，中西部的一系列大中城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嚴重依賴了固定資産的投資。正是這一筆筆“熱錢”的揮霍，使得當地産生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吸引人口回流。不過經濟萎靡後，這批工作崗位是否還會存在，還有待考證。
在全國經濟大環境放緩的情況下，農民工依舊有著留下的理由。畢竟看得見的工資收入，與看不見的前景擔憂，大多數都會選擇前者。對于東部各城市而言，農民工的回流，使得企業招工困難，抑制了企業的競爭力。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搶人大戰正式爆發。據不完全統計，含天津、南京、珠海、武漢等20多個直轄、省會城市制定了搶人政策，通過落戶、補貼、買房等優惠吸引人口的流入。不過真正決定人口流入的，還是這座城市的經濟發展，如若沒有相應的就業機會，恐怕吸引力有限。
除此之外，搶人大戰的實質，仍只是存量的一種置換。一個地方的人口流入，往往意味著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出。對于整體經濟的發展，並未能看出過多的益處。
盡管如此，我國農民工群體從“孔雀東南飛”變爲“孔雀西南飛”的曆程，目前來說已經成爲定數。中國經濟以不一樣的姿態，在朝著遠方繼續前行。
03
對于東部的衆多企業家而言，農民工數量日益稀少，已經是不可回避的現實。爲了繼續運營，許多企業主開始將視線投向了工業機器人。一時間，市場對于機器人的需求愈發強烈。
早在2006年，中南就開始對機器人達到高度重視的地步。要政策給政策，要資金撥資金。不僅將扶持機器人行業作爲各項産業規劃的中大目標，而且引導相關科研機構與企業協同合作。在市場的推力與政府的扶持相結合中，工業機器人産業一日千裏。衆多學者認爲，機器人革命，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前，在制造業的最後一搏。
在東莞、深圳、上海各地，衆多具備一定規模的制造業企業，均耗費重金，建起了一條條機器人流水線。雖然往往前期投資費用不菲，卻能代替大量的勞動力人力成本支出，並且産出穩定，可以24小時工作。
此外，許多企業則將賭注放到了産業升級的路上，通過提高産品附加值來提升利潤。早在2015年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就指出中國高端産品的出口額，已經占據了全亞洲的半壁江山，將近日韓總和的3倍之多。
不能否認的是，無論是使用機器人，還是提高産品附加值，均有一定的門檻。在東部以百萬計的企業中，達到這一門檻的企業畢竟只是少數。爲了繼續生存，一些企業要麽縮小規模，放棄訂單。要麽整體搬遷，隨著農民工大軍進軍中西部。
在制造業爲代表的企業經營中，除去人力成本，制造業成本也至關重要。在中國早些年的發展過程中，大多數的制造業企業就選擇將工廠建在沿海，就是爲了更加廉價的水運費用。以一個集裝箱爲例，從南京出發百裏，船運和車運的價格往往相差了百元。
于是，衆多的外資企業先後離開大陸，將工廠轉移去了東南亞。以市面能看到的阿迪和耐克球鞋爲例，中國制造正逐漸被越南制造所替代。有報告指出，阿迪44%的鞋類來自越南，而耐克則是37%。
在制造業發展上，越南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除去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外，土地租金也是異常廉價。從越南出口的商品，銷往歐盟等發達國家的關稅，顯著低于國內。而越南政府，還對各類制造業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諸多要素齊聚，自然也吸引了諸多國內上市公司的目光。如臥龍電機、三花智控等公司爲代表的中國企業，紛紛將目光瞄准了越南。從2008年以來，有60多家A股公司公布對越南投資，投資規模可以用百億美金來計算。
無論是選擇工業機器人，還是轉型升級，亦或是對外投資，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農民工東出西進的過程中，東部的衆多企業正在面臨著一場大洗牌。如何新的生存之道，成爲了所有企業主所面對的問題。
在諸多軌迹的交錯下，中國經濟也前進到了一個不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利潤率下滑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想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就必須産業的轉型升級，而這也是一個國家，由中等收入國家躍入發達國家階層的必經之路。這條路，日本走過、韓國走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也走過，而中國的今天，也正走在這條路上。
這條路上，盡管充滿了各種坎坷，然而中國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又何嘗不是吃過無數的虧。既然能從一窮二白走到今天這個局面，就證明了我們民族的一種韌性。希望多年以後，我們可以有能力，不畏懼全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封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