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占豪
這的確是個問題，若非對歷史、政治及人類社會的普遍發展規律有一定認識，對這個問題的確無從理解，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下邊筆者就對此進行一下解析，解析完希望對大家有所助益。
中國動蕩百年，整個國家分崩離析，利益、宗法倫理、意識形態、三觀······各地區、各利益階層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社會動蕩的演化中，社會公眾的利益都不再一致，這種不一致會在某些層面產生巨大合力，又會在某些層面產生巨大分力，這就是政治能量。
內戰怎麼來的？
本質上說，就是當時代表廣大農民利益的中共和代表外來勢力、資本、地主等利益的國民黨之間的衝突總爆發，兩個大的勢力之間的爭奪既是利益之爭，也是國家發展路線之爭。結果大家都知道，中共贏得勝利，蔣介石敗退台灣，兩岸至今因此處於分離狀態。然而，中國積累百年的利益紛爭，顯然一個內戰不可能將所有錯綜複雜的能量消除掉，內戰後雖然和平了，各個利益之間的爭奪必然還會爆發。
之所以還會爆發，原因是內戰將一個紛爭百年的各個利益體分成了兩個陣營，最終一方敗而一方勝，各方暫時被納為一統。然而，在內戰這種極端解決問題的狀態下被納為一統的各個利益，包括勝利者、失敗者、勝利者內部、失敗者內部等等，在戰爭結束後都會被分成不同的利益體或利益階層，這些利益體或利益階層在內戰結束後的和平年代，就會形成社會秩序需要重組和各方都卡到更好的社會位置的紛爭矛盾。各個利益體，都會努力推動自己所在利益體的體系或階層做大，這就必然面臨衝突。
成長做大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一顆種子都在努力成為大樹，複雜的人類社會更是如此，這是生物競爭的本能性。只是，人和其它動植物不同的是，人可以為了更廣泛、更長遠的利益，去考慮社會生態的平衡。
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歷史周期律。什麼是歷史周期律？總結起來就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複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會導致社會原體系的崩潰，然後大亂後重新大治，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平衡的社會發展模式，周而復始，一直循環。大治有時會有幾百年，大亂有時候也有幾百年。
歷朝歷代，雖然有些是因為皇帝昏庸導致的政權更迭，但大部分政權更迭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會逐漸被權貴、士大夫、地主階層給拿走了，然後皇權逐漸被架空，一旦遇到自然災害，大量農民沒有飯吃、無法過活，政府又拿不出賑災解危的糧食，於是農民爆發起義，最終就形成了官逼民反的結局從而觸發歷史周期律，形成政權更迭。
有時候，政權更迭並非完全因為皇帝昏庸，而是積重難返和突發災難性事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他生活簡樸勤於朝政，可謂少有的好皇帝，但明朝傳到他手裡已經千瘡百孔，利益集團已嚴重抱團讓其難以撼動舉步維艱，甚至上下信息都是嚴重脫節的，大量真實的民間情報根本難以及時上達天聽。最終，王朝崩潰，他因無顏見列祖列宗而披髮蓋面弔死在煤山歪脖樹上。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期是以農耕文明為主的農業國家，土地資源作為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本質上就是生存資源。當作為最大多數的農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沒有了，當他們難以繼續生存，他們必然要找人拚命奪取資源。當他們聚集起來，並有人開始領導他們革命，他們就會形成推翻古代皇權的新政治勢力，當這種力量足夠大就會導致朝代更迭。毛澤東就是在充分調研後發現了中國歷史周期更迭背後的大秘密，才選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一舉拿下了蔣介石政權。
關於歷史周期律的討論，這裡還有一個典故。
1945年，抗戰勝利在即，國共矛盾也日趨激烈。7月1日，黃炎培、褚輔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從重慶啟程，以個人身份飛赴延安，希望能夠為國家和平盡一些力量。毛、黃關於「歷史周期律」的「窯洞對」，即產生於這樣一種歷史背景。
關於「窯洞對」，最原始的資料，是1945年10月重慶國訊書店發行的黃炎培《延安歸來》一書。黃氏在該書中寫道：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從上述關於歷史周期律以及毛在1945年內戰前夕關於人民民主的態度可以看出，當時他認為在黨內實現民主集中制，就能很好地解決民主和決策效率之間的辯證統一，而在如何打破歷史周期律方面，他則認為是人民民主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政府不鬆懈，公務員作為人民公僕都為人民服務，那麼這個歷史周期律就可以打破了。這，應該就是出現文革那特殊十年的歷史起點。
新中國成立後，各種問題逐漸顯現了出來。中國經濟經過百年戰亂已破敗不堪，要恢復生產並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邁進，其困難之大幾乎難以想像。印度建國比中國早，至今都沒有工業化就是很好的例子。事實上，哪怕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那麼多國家，也只有少數幾個老牌西方強國和蘇聯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完成了工業化。新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太多太多。然而，在面臨發展的問題時，包括上層都存在路線的嚴重分歧。譬如，一些重要裝備到底是造、是買、還是租都有嚴重分歧。
新中國後，不僅僅發展存在分歧，在權力分配上也有很大分歧，同時又出現了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左傾冒進主義等問題。於是，就有了新中國後「三反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右運動」。以「57反右運動」為例，1956年決定1957年開展黨內整風運動，其面對的就是要對這些問題進行糾正。本來要反上述問題，毛提倡大鳴大放，發動群眾、黨外人士、黨內人士等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結果這一放可不得了，本來是希望提意見搞好建設的方向被打破了，一些針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的勢力的批評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天下」等論調，還把共產黨和人民給分開對立了起來，這已經遠遠超出「提意見」的範疇，也超越了中共的容忍底限。再加上此前蘇聯的赫魯曉夫上台後發表反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有了被「復辟」的疑慮和恐懼。於是，從提意見、反左最終演變成了57年的反右，「提意見」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變成了敵我矛盾。反右之後，1958年又因為中蘇關係惡化發動大躍進，實行人民公社，同時發動糾左，針對左傾激進主義進行糾偏。接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慘痛教訓，由於過於激進導致三年困難時期的災難。
三年困難時期過後，雖然發展比以前好了、穩健了，但問題並沒有解決。封建主義依然存在，官僚主義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同時在毛看來還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另外還有很多問題都不能解決。毛是個理想現實主義者，他擔心這些問題不能徹底解決，最終中國還是無法完成復興，人民還是會造反，中國還會陷入歷史周期律。理想現實主義者的典型特點就是，有遠大理想，並會立刻採取措施實踐。最後，毛認為，中國的問題最根本還是文化意識問題，要進行文化的徹底革命，革掉幾千年封建歷史意識形態和一些走資派的意識形態方能真正走向共產主義。毛一貫是了解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那特殊的十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對文化進行革命，是革誰的命？往大了說，革的是整個國家、民族文化中那些不良因素的命，直白說就是革文化劣根性問題的命；往小了說，就是每個人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那些貪嗔痴的命。毛希望締造的社會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他的目的是甩掉那些對國家、對個體發展不利的東西。
然而，雖然之前已經有過這樣或那樣的階級鬥爭及各種整風，但要想短期內把大家的利益關係都理順那是不可能的。於是，各派力量更多的還是保自己而革別人的命去了。於是，我們看到，大家都拿毛當紅旗，然後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這種背景下，各種奇葩現象就發生了，其中就出現過不少兩派力量都喊著保衛毛主席而打在一起的事情。這10年，可以說各方都使出了渾身解數，一會這個被打倒，一會那個被打倒，最終10年各方力量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利益階層、群體也被打亂，山頭基本沒了，利益體也變鬆散了。到了這個時候，人心也開始思定了。換句話說，那10年是把整個中高端的精英階層進行了一次次大洗牌。洗到什麼程度？那個特殊年代，因為意識形態不同，父母兄弟都可以決裂（當然，這種事在解放前的武裝革命時期同樣有發生的）。這種洗牌，使得整個社會很少因為現實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那10年後，改革開放人心思定，自然大家都投入到了發展當中。由於混亂洗牌了10年，改革開放前的所有山頭都被平了，改革開放後很長時間都沒有集中的利益山頭。於是，普通人哪怕有點勇氣就可以發財的現象就出現了。為啥改革開放後沒文化的大老粗都能大展身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大地上沒有利益山頭。否則，一個街霸都能讓百姓生意關門，那還能發展什麼呢？
關於那十年，張嘴就錯，無論怎麼評價都是如此。如果說對，那十年中對文化的破壞、人性之惡的暴露以及各種觸目驚心事情的發生，都會讓人無法直視；如果說錯，仔細看看事情的來龍去脈，又會發現那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事情的初衷是好的，只是以一己之力對抗數千年的文化劣根性、對抗每個人心中的那些惡的東西是必敗無疑，那個時候反的東西我們現在依然在反，在努力改正。所以，其他事情很容易有是非，但這件事沒辦法簡單用是非來判斷，而是必須一分為二，理解初衷，了解過程，吸取歷史過程中的教訓，不要讓歷史悲劇重演，打破歷史周期律，那樣才是正確的。筆者不評判誰的對錯，只談對歷史進程
其實，上述內容，在古代同樣可以找到同構的邏輯。為什麼歷朝歷代大亂後會有大治，就是因為大亂後朝代更替，有了新的政權後將生產資料重新分配，社會沒有了那麼多利益集團，老百姓有了生產資料開始生產，自然就會進入大治時代。但是，隨著歷史發展，利益集團再次逐漸形成，當廣大老百姓手裡沒有生產資料無法進行生產並且沒有生存來源時，就會出現農民起義而引發朝代更迭。而那些一個朝代的中興之主，正是利用手裡的權力打擊權貴，然後重新將資源進行分配才實現中興。中國為什麼後來發展出了科舉制度，就是因為皇權需要用一個渠道來制衡那些形成利益集團的權貴集團，從而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這方面，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漢代漢武帝利用酷吏打擊權貴、唐代武則天利用酷吏打擊權貴的歷史，搞清楚他們為什麼打擊權貴，以及打擊後的效果。
古代是皇權用酷吏打擊權貴利益集團，而毛澤東試圖用其人民監督政府的理論，發動老百姓用運動對政府進行監督，這才有了那10年的特殊年代。但是，運動發展起來，缺乏組織，缺乏秩序，剛開始是老百姓直接斗官，後來就變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利用人民力量互相鬥、互相爭奪了。於是，本來初衷是革自己命的運動，結果大家不革自己的命都去革別人的命去了。折騰10年，也沒折騰出個結果，倒是有很多人因這一運動而倒霉了，越是有文化、地位高的人越倒霉，所以後來精英階層對那10年多深惡痛絕，非常反感。也不怪他們，誰經歷誰都會心有餘悸。不過，運動直接效果是，各個山頭被折騰沒了，整個社會完成了一次徹底的大洗牌，洗牌後也就有了改開後人心思定的現實，也就有了改革開放的大發展政治基礎，以及面對東歐劇變時中國的強大免疫力。
一個大的歷史，如果帶著個人情緒去看，往往難以去客觀認識，很多歷史事件都是經過歷史沉澱後才能真正實現客觀歷史性的評價。當年為何鄧小平給當時下了一些定論，特別是給了「不爭論」的定論，那是因為經過大風大浪的他深知，只要一爭論又會陷入運動中。沒有毛的那種號召力和駕馭運動的能力，剎不住車的運動豈不是要鬧個天翻地覆，那國家還如何發展？在筆者看來，當時小平同志做這樣的決策非常明智，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關鍵一環。歷史在毛澤東之後選擇了鄧小平，中國自此又進入新一輪的大發展時期，那是歷史的正確選擇。
寫了這麼多，相信大家應該能理解那百年的政治能量是什麼了，也能明白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那些歷史事件了！這些東西，如果不是抱著一顆中正之心、不是站在中國立場和人民視角，就會把發生的那些事情放在個人恩怨或個人情緒中去解讀，那樣就無法從大歷史的視角下去發現社會運行的真正內在邏輯和軌跡，也就無法理解歷史偉大在什麼地方，歷史為何在重要關口選擇這樣的人的根本原因！
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人類社會最優秀的文化之一，而中華文化醞釀出來的歷史精英，需要用大歷史、大格局去觀察，要歷史和辨證地去看，才能真正讀懂歷史，讀懂世界，讀懂曾經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