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日之間曾爆發過三次大規模軍事對抗，分別是1932年的淞滬抗戰、1933年的長城抗戰以及1936年的綏遠抗戰。前兩次戰役之前說過了，今天梳理一下綏遠抗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建立了僞“滿洲國”。然而對日本軍部而言，建立僞“滿洲國”只是“經營滿蒙”戰略的第一步。經營滿蒙戰略，即控制中國東北和蒙古地區，開發資源，將其經營成一個戰略基地，這個基地要擁有持久戰的後勤能力與整體戰的戰略縱深，然後依托這個基地對蘇或對美開戰。

因此，日軍占領東北後並沒有止步，而是繼續進軍占領了熱河，將戰線推到了長城一線，于是中日之間爆發了長城抗戰，中國軍隊戰敗，被迫簽訂了《塘沽停戰協議》，長城以北成了僞“滿洲國”的地盤。

停戰協議簽訂後，日軍沒法繼續南下——再南下就是北平和天津了，那意味著中日全面戰爭。日軍轉而西進，目標直指察哈爾、綏遠。

日軍一旦占領這兩省，既可以向南威脅河北、山西，又可以向西窺視陝西、甯夏、甘肅；再遠一點，日軍可以通過西北，實施大迂回戰略南下進攻中國，也可以席卷外蒙，切斷西伯利亞大鐵路，威脅蘇聯遠東地區。

入侵察哈爾和綏遠，日軍采取的是代理人戰爭模式，即日軍出錢、出槍、出顧問，扶植漢奸政權，策劃分裂獨立。

日軍選中的第一個代理人是李守信。李守信是蒙古族人，土匪出身，曾在張學良東北軍騎兵團任職，九·一八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1933年4月，李守信率軍入侵察哈爾，在多倫建立了察東特別區，兩年後，占領了察哈爾全境。

李守信雖然有些人馬，但號召力有限，于是日軍找到了第二個代理人——德王。德王是錫林郭勒盟副盟長，也是蘇尼特右旗“劄薩克”親王，全名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

德王的內心有個野望，他要恢複成吉思汗的偉業，建立“大蒙古國”，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謀求高度自治。這種想法與日本分裂蒙疆、建立第二個傀儡國家的戰略很合拍，二者很快搞到了一起。

日本人出錢出槍，支持德王四處串聯，招兵買馬，于1936年2月12日在察哈爾化德建立了蒙古軍政府。

至此，察哈爾徹底淪陷，綏遠危急！

01

1936年，關東軍在《西北措施綱要》中明確表示，要：扶持政府勢力深入綏遠，然後向外蒙。新疆、青海等地擴大之。

綏遠省位于山西以北，也是閻錫山的地盤。駐守綏遠的是晉系將領傅作義，時任綏遠省主席兼35軍軍長。

日軍要拿下綏遠，首先得過傅作義這一關。爲此，日軍制定了政治謀略和軍事進攻兩手准備。

一時間，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等，紛紛前往歸綏（今呼和浩特），對傅作義進行威逼利誘。

板垣征四郎甚至許諾6000萬大洋，請傅作義出面領導華北獨立。在遭到傅作義嚴詞拒絕後，日軍決定武力進攻。

綏遠局勢，引起了全國朝野的關注。

南京政府方面，從1936年9月到12月，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進行談判，由于日本人胃口太大，而中國方面也不想再妥協，所以外交沒有取得成果。

與此同時，南京政府也在做抵抗准備。

早在1936年春，紅軍東征之際，蔣介石派陳誠率領中央軍5個師進入了山西。這步棋有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幫閻錫山對付紅軍，二是把中央勢力擴展到山西，三是爲對付日軍西進做准備。

同年10月，蔣介石致電閻錫山：談判毫無進展，綏遠之戰必不可免。命令閻錫山應趁敵人未完成准備之前，以優勢兵力發動進攻，撲滅匪軍，力挫其占領綏遠的企圖。10月28日，蔣介石對大公報記者發表談話，重申了中國的底線。這是要積極抵抗的信號。當然，他想把戰爭控制在局部範圍之內，不想釀成與日本的全面沖突。

閻錫山對綏遠的態度比較複雜，一方面紅軍的威脅近在咫尺，一方面中央軍反客爲主，也讓閻錫山憂心忡忡。相比綏遠，閻錫山更想保住山西，但是綏遠不守，又如何能保住山西呢？很糾結，很矛盾。

閻錫山的總體態度是要抵抗，但是也要克制，堅決避免引火燒身。1936年10月25日，傅作義向閻錫山請示機宜時，閻錫山指示：以最近所築的國防工事爲據點進行抗戰，但不要主動出擊，以免激怒日軍大舉進犯。

之後，閻錫山命李服膺第68師作爲先頭部隊開赴綏遠，又命令其余援軍開赴大同附近集結待命，還以自己母親的名義，捐了87萬元私財，用做軍費。

綏遠抗戰牽涉到南京政府、

晉綏綏靖公署以及綏遠省，事出多頭，統一步調很有必要。10月30日，閻錫山與傅作義同飛洛陽，向蔣介石請示。蔣介石表示：支持傅作義“不卑不亢，相機應付”，並將湯恩伯第十三軍和門炳嶽騎兵第7師劃歸晉綏方面指揮。

02

此時，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還沒有決定對綏遠用兵，其給關東軍的指示是：對內蒙工作範圍，大體上限制在長城一線以北，且不使波及東部綏遠四蒙旗之地域。

但關東軍野慣了，不怎麽受控制。激進分子認爲，之前東北軍一打就跑，現在綏遠軍也不堪一擊，可能一嚇就跑了。所以，他們計劃利用僞軍拿下綏遠。

11月5日，日本化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在嘉蔔寺開軍事會議，決定兵分三路進攻綏遠：王英率領“大漢義軍”，從商都出發，進攻綏遠東部的紅格爾圖和土城子，李守信和德王分別從百靈廟和興和出動，三路大軍會攻歸綏，然後分兵占領綏南和河套地區。

盤點一下雙方參戰兵力。

中國方面，參加綏遠抗戰的主力是傅作義的第35軍和趙承绶的騎兵軍，其中35軍有2旅6團，騎兵軍有2個師。傅作義的部署是：在綏東部署1個騎兵師（師長彭毓斌）和1個步兵旅（旅長董其武），在綏北也部署1個騎兵師（師長孫長勝）和1個步兵旅（旅長孫蘭峰）。這是部署在一線的部隊。

此外，還有駐防于包頭和綏西一帶的王靖國第70師，駐防晉北陽高、天鎮一帶的李服膺第68師，這是戰略預備隊。湯恩伯率領第十三軍也正由陝西趕往綏遠的途中。

日僞方面，僞蒙軍有2個軍7個師，其中李守信有4個師和騎兵團、炮兵團，德王有3個師和炮兵團，總兵力超過1萬人。王英的“大漢義軍”有4個旅，總兵力超過6000人。值得一提的是，僞軍中有不少日軍參謀和顧問，還有少量日軍飛機配合作戰。

紅格爾圖位于綏遠陶林縣，是一個千余人口的小鎮，它西距縣城80公裏，東距日僞占領的商都（位于察哈爾省）30公裏，爲察、綏交界之要沖，是綏東的大門。駐守紅格爾圖的是彭毓斌部3個騎兵連。

11月14日，王英率領“大漢義軍”從商都傾巢而出，向紅格爾圖方向推進。15日上午，“大漢義軍”1500人從東、北南三面向紅格爾圖發動進攻，日軍出動4架飛機和6門山炮狂轟濫炸，掩護“大漢義軍”的步騎兵向城內沖擊，中國守軍則依托防禦工事頑強抵抗。

彭毓斌得知戰況後，立即下令騎兵第6團，利用夜間增援紅格爾圖，當天夜裏，騎兵6團團長率領2個騎兵連和1個機槍排從西門進入紅格爾圖。

15日佛曉，田中隆吉和王英再次指揮“大漢義軍”進攻，先後沖鋒7次，均被中國守軍擊退，激戰至17日，紅格爾圖仍在中國軍隊手中。

15日半夜，傅作義和趙承绶趕到前線指揮，傅作義認爲，進攻紅格爾圖僞軍雖然不是敵軍主力，但如果敵軍得手，就是首戰告捷，會大大增加僞軍的氣焰，動搖綏遠的民心士氣，所以必須滅了這股敵人。

圍攻紅格爾圖的“大漢義軍”只有1500余人，剩下的“大漢義軍”分布在土城子、打拉村、台道灣等處。16日，傅作義命令彭毓斌率領騎兵師主力以及董其武旅，趁夜間秘密運動到“大漢義軍”附近，于17日夜間發動奇襲。

傅作義部一向訓練有素，一聲令下，步兵炮兵一夜機動百余裏，騎兵更是疾馳突進，准時趕到了集結地區。18日淩晨，中國軍隊全線反攻，分路包抄，“大漢義軍”猝不及防，全面潰敗。

紅格爾圖之戰，“大漢義軍”損失兵力1000余人。

03

紅格爾圖之戰勝利的當晚，傅作義決定乘勝發起百靈廟戰役。

百靈廟位于綏遠北部，向北有公路到外蒙烏蘭巴托，西南接包頭，東南連歸綏，是通向新疆、蒙古的交通要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作爲內蒙西部的重鎮，百靈廟自清朝以來一直是喇嘛、蒙民聚集的中心和聖地。百靈廟蒙政會成立後，這裏處于德王的控制之下。

百靈廟地勢很有特點，它四周環山，周圍約20余裏，各山距廟約二三裏不等，廟舍及商店全都在山裏。廟外有大小山口九個，人稱九龍口，山外是草地，地勢平坦，70裏內無村落，一覽無余。

百靈廟山內的廟宇和房舍，很多都是磚石壘築的，稍加改造，就可以成爲堅固的防禦工事，四周的山上也可以構築陣地，居高臨下，而山外面幾乎沒有步兵掩體，白天很難接近這裏。

此時，百靈廟在名義上仍是南京政府隸屬之下的綏境蒙政會所在地，理論上中國軍隊不會前去進攻，加上此地易守難攻，交通發達，因此田中隆吉和德王把這裏打造成了入侵綏遠的後方基地。

駐守百靈廟的僞軍有第7師（騎兵）1800余人，德王直屬騎兵700余人，還有叛逃到此的300多騎兵，加上四五十名前來指導作戰的日本軍官，總兵力約3000人。此外，日僞軍還在這裏囤積了百萬發子彈，二三萬袋面粉。

對于攻打百靈廟，閻錫山有點猶豫。閻這個人一生謹慎，謀事老成，他擔心攻打百靈廟，會促使德王公開宣布獨立（此前都是暗中和日軍勾結），日本也會趁機參戰，造成大局崩壞。

蔣介石接到閻錫山和傅作義的請示後，複電閻錫山：應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之後，蔣又告訴閻，情報顯示，日本暫時沒有和中國全面決裂的意向，關東軍也不可能直接參戰，要求閻速下決心，越快越好。

這樣，步調再次達成一致。

11月20日，傅作義召集孫長勝、孫蘭峰召開軍事會議，作了攻打百靈廟的軍事部署。命令孫長勝和孫蘭峰率綏北中國軍隊——步兵8個營、騎兵8個連、山炮1個營、裝甲車20輛、汽車24輛，于11月23日午夜發起總攻，以最快的速度和手段占領百靈廟。

之所以選擇午夜進攻，是因爲白天沒法隱蔽，之所以速戰速決，是因爲軍隊隨身攜帶的補給沒法支撐長期戰，相反，日僞軍依托堅固工事和大量彈藥存儲，做好了長期堅守的准備。

22日晚，中國軍隊在距百靈廟70~90裏外完成集結，23日下午，全軍向百靈廟挺進。當天晚上，月明星稀，特別適合行軍。晚上10點左右，先頭部隊與僞軍哨兵遭遇，百靈廟之戰打響。

由于是奇襲，日僞軍有點懵圈，所以24日淩晨，中國軍隊很快突破了第一道防線，占領了外圍山頭。在向內線推進時，日本特務機關長勝島角芳向女兒山高地增派了十幾挺機槍，組成熾烈火力，壓制中國軍隊，其他各部僞軍也進入了狀態，依托堅固工事抵抗。

戰鬥進入僵持狀態，中國軍隊數次沖鋒，僞軍死戰不退，戰線交錯，反複拼殺，傷亡也激增。如果天亮之前不能解決戰鬥，後面的戰鬥就更危險了，日軍肯定會出動飛機助戰，其他日僞軍也會趕來增援。

孫長勝和孫蘭峰商量後，調整戰術，將山炮營和小炮隊也推到山上，集中火力，向女兒山陣地實施火力壓制，又撥給尖兵連9輛卡車，從東南口向內猛沖，騎兵連隨後跟進，擴大戰果。

之後，山炮營12門火炮以及8門蘇魯通小炮（瑞士産的高射炮，能對地攻擊，此前蔣介石將其從中央軍劃撥給傅作義的），對日軍僞軍陣地進行猛烈轟擊，與此同時，3輛裝甲車打頭，開足馬力向百靈廟內猛沖。所謂裝甲車，其實就是卡車上面安了一個鋼鐵罩子，並架設了機槍，能抵禦一般子彈。緊隨裝甲車的是6輛運載士兵的卡車。

此時，騎兵主力也在廟北發動了猛攻，並突破了北山口，進入百靈廟內。

防線已破，日僞軍失去鬥志，勝島角芳率先逃跑，日本顧問煙草谷、僞軍第7師師長穆克登寶等人也乘車逃跑。上午9點，中國軍隊收複百靈廟。

此戰，僞軍傷亡七八百人，被俘300人，中國軍隊傷亡300余人，繳獲了大批彈藥，500余桶汽油，2萬袋白面以及戰馬等。

百靈廟之戰是綏遠抗戰中最重要的一戰，這一戰之後，日僞軍西進的路被堵死了。傅作義認爲：敵人在長城以北，從察哈爾東邊多倫起，經過張北、商都、百靈廟，迤西經過阿拉善而達青海直北之額濟納爲止，劃成一條聯絡線。······而百靈廟位置在全線的中部，給我打下以後，東西兩方便沒法聯絡起來，這一仗關系很大。

04

日僞軍丟失百靈廟後，並不甘心。

11月29日，田中隆吉與德王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百靈廟東70裏的錫拉木楞廟爲基地，奪回百靈廟。傅作義也料想到日僞軍會反撲百靈廟，召開軍事會議，制定應對之策。

放了防止日軍空襲，中國軍隊在百靈廟只留了1個營步兵、2連騎兵，主力部隊撤到了原先的集結地。很快，10架日軍飛機輪番轟炸百靈廟，由于中國軍隊有防備，日軍飛機只炸傷了兩匹戰馬。

12月2日晚，田中隆吉命令“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率1000多僞軍反撲百靈廟，這些人反穿羊皮襖，裝成羊群逼近百靈廟，但被中國軍隊發現，激戰3小時，這股僞軍幾乎全軍覆沒。

此時，傅作義的注意點已不再是百靈廟，而在錫拉木楞廟。自百靈廟之戰後，這裏成了日僞軍的又一個基地，“大漢義軍”殘部、僞蒙軍殘部以及日軍顧問都盤踞在此。

中國軍隊兩戰兩捷，士氣高昂，相反，日僞軍方面因爲接連的失敗，內部矛盾激化。德王想保存實力，與日本顧問之間有了矛盾，“大漢義軍”的將領金憲章、石玉山覺得沒前途，和傅作義取得了聯系，表示想待機反正。

傅作義決定通過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一舉拿下錫拉木楞廟。

戰鬥過程沒有懸念，傅作義部隊和日僞軍軍交火後，石玉山和金憲章趁機反正，將27名日本顧問全部逮捕槍決，又率部突襲第7師師長穆克登寶，之後“大漢義軍”張萬慶旅反正。此戰，僞蒙軍遭受重創，“大漢義軍”全軍覆沒。

錫拉木楞廟戰役之後，蔣介石和傅作義都主張趁勝收複察哈爾省的商都、張北等戰略要地，但閻錫山擔心進攻察哈爾會引起中日兩國正式戰爭，堅決不同意，爲此蔣介石特派陳誠趕赴太原說服閻錫山，一來二去，事情拖到12月，不久西安事變爆發，收複也就無從談起了。

關東軍在綏遠戰事失敗後，曾計劃出動駐守在熱河的第7師團發動反擊，但被軍部制止。

至此，綏遠抗戰結束。

05

整體來看，綏遠抗戰的規模不大，打的是僞軍，但它的意義遠超過它的規模。

粉碎了德王建立“大蒙古國”的企圖，挫敗了日本勢力西進的計劃，鞏固了綏遠省乃至整個大西北。

另一點就是激發了全民抗日的熱情和鬥志，也讓南京政府變得越發硬氣。綏遠抗戰期間，全國各地組建了很多宣傳隊、慰勞團等團體，爲綏遠抗戰捐款捐物，甚至趕赴綏遠慰問前線將士，新聞媒體也跟蹤報道，大肆宣傳抗日事迹。到12月底，各地彙至綏遠的的捐款已超300萬元，相當于綏遠一年的軍費。

上海的電影制片廠派人工作人員到綏遠，拍攝百靈廟戰役的紀錄片，對親臨一線指揮作戰的孫蘭峰旅長做了專訪，一時間孫蘭峰旅長成了全民英雄。

對傅作義本人而言，綏遠抗戰也是其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畢竟，保家衛國、抵禦外侮才是軍人的價值所在。

【參考資料】

《綏遠抗戰論述》、《全國抗戰之先聲——綏遠抗戰》、《試論傅作義與綏遠抗戰》、《蔣介石與1936年綏遠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