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包平常不穿可又不舍得扔掉的T恤衫,有些是在旅途上買的,印著迪拜、巴黎、紐約字樣的紀念品,有些是孩子在學校或夏令營畢業時發的成⻓長“裏程碑”。最珍貴的是她們小時候送給我們的父親節、母親節禮物,上面歪歪扭扭寫著“媽媽我愛你”或者“你是最棒的爸爸” ,還布滿彩缤紛的小手印、小腳印之類的。這兩天整理衣櫥看到了這包衣服,引起我感慨萬千,決定拿出來居家穿。
丈夫穿上”爸爸我愛你!”的T恤衫,突然想起大女兒一年前曾經向他推薦契科夫的《第六病房》,一直還沒空看,現在醫院非急診手術都停下了,正好得閑讀一下。丈夫跟我說這事,讓我感到觸動 —— 姥姥、母親和我都曾經愛看契科夫。女兒不在身邊,偶爾在亞馬遜賬上看到她在讀我年輕時代迷戀的書,總有一種欣慰,覺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
我對讀書的興趣,是姥姥培養的。記得文革一開始的時候,抄家的人從家裏拉走了一車書,那是姥姥和外公從上海到倫敦、倫敦到波士頓、波士頓回上海又到重慶、再回到上海,這樣一路篩選積累起來的。姥姥在那個年代冒著風險留下了一小皮箱她最喜歡的書籍。
我第一次看“禁書”是在扁桃腺手術之後。那時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種新的方法,不打麻藥不用刀,只是用一塊壓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鉗子將它們摘除。母親告訴我手術後醫院會給病人吃冰激淋,從她的語氣聽起來,這簡直是一種特權,我立刻就同意了去割扁桃腺。手術結束後,護士把一小紙盒的“紫雪糕”和小木勺遞到我手裏,我卻疼得什麽都不能吃。母親叫了一輛三輪車,我倚在她懷裏,一路上眼巴巴看著冰激淋一點點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給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憐,去閣樓把那只皮箱拿了下來,並從裏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連環畫給我看。那是由英國演員Laurence Olivier演哈姆雷特的劇照組編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裏傳遞出來的瘋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劇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過和恩典的和解,啓蒙了我潛意識中對人性的認知。成年後我對悲劇的迷戀,也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它讓我在朦胧中感受到,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悲劇,是對生活中悲劇的洗禮和升華。那次以後,我總是盼望感冒發燒不能上學的日子。而躺在床上讀書,對我來說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丈夫坐在鏡前看書,我就開始給他理發。其實他早該理發了,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向他毛遂自薦,但他總是信不過我的手藝。今天他終于是豁出去了,把自己交給了我。我也是第一次留心到他有那麽多白頭發,想想真不可思議啊,我們在一起28年了。剪完頭發,丈夫說,看來疫情後我也不用上理發店了。我挺得意,也算是完成了一件有挑戰性的事情。
Audrey今晚想做一種特殊的法式蔬菜雜燴(ratatouille),需要去朋友家借一個專門切薄片用的廚房工具。她朋友住在城市的另一邊,在去的路上Audrey說,好久沒有見到朋友了,對方家長同意她們隔開兩米聊一會天。
她朋友的家跟我家很相似,都是差不多一百年前蓋的房子,從街上需要上一段台階才到正門,這兩個好朋友就一高一低坐在石級上聊了起來。
開車過來的時候,我在聽一本人物傳記。趁等女兒的空閑,我坐車裏接著聽。書裏寫到了另一場三百多年前的瘟疫。那正是英國殖民貿易興旺之時,一艘艘英國貨輪滿載著遠方的絲綢、茶葉、蔗糖回到倫敦,也把老鼠和它們身上帶鼠疫細菌的跳蚤一起運到了港口。一場鼠疫就此蔓延開來,倫敦一切聚衆的地方都被勒令關閉了,感染上鼠疫的人家,門口都畫上巨大的十字,嚴禁出門。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倫敦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大學也都關了。有一位劍橋大學的窮學生,將他珍貴的書籍捆起來,回到了他母親的農場。在那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這個孤獨的年輕人坐在蘋果樹下,想象出了地心引力,又爲了核算這個引力,發明了微積分。後來世人知道的牛頓,就這樣和一場瘟疫一同誕生了。回憶起那段在農場獨處的時光,牛頓認爲那是他一生知識和想象力都最豐盛的階段,因爲“真理是寂靜和冥想的産物”。
我想起孩子們小的時候,我們曾無數次一起看的電影《音樂之聲》中,瑪麗亞說過的那句充滿希望的話, “When the Lord closes a door, somewhere he opens a window.” (上帝關上一扇門的時候,也會在某處打開一扇窗)。災難在剝奪的同時,也在給予。也許在一年後,也許更長,人類被積壓的創造力,終將在哲思、藝術和科技各個領域,帶來牛頓般的頓悟,爆發出絢麗多彩的成果。還有,一整代“疫情寶貝”將會降臨人間。多年後的一天,他們的父母會跟他們說起這場百年不遇的災難,說起那天晚上,不再年輕的父母再次點燃起了被歲月埋沒了的激情…… 我們只需安靜下來,去領會這份天賜良機,去打開一本曾經熱愛卻塵封多年的書,或者去找回我們那包深藏在壁櫥裏、被遺忘的寶物。
我望著車窗外這兩個姑娘,她們也不會忘記今天。世界上已經有近兩百萬人口被新冠病毒感染,十幾萬人爲此喪生。然而,在這樣一個明亮的下午,在這樣一條甯靜的街上,幸存下來的她們坐在被太陽曬暖的石階上,天南海北,親密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