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會將chope誤說成chop。這回,chope(霸位)還真的chop(砍)到人了。一語成谶。
一番粗言穢語換來1200元罰款,一組魯莽動粗換來1500元罰款。
好多人看了上述判決都拍手稱快直呼惡有惡報。滋事的中年夫婦倆則坦言過去四個月活得像“逃犯”。含冤受委屈的老伯則躲起來“療傷”,最後原諒了滋事夫婦。
今年4月21日在大巴窯8巷小販中心發生的拼桌糾紛,隨著法庭在8月11日宣判而塵埃落定。
事發時,滋事的周君義(45歲)與妻子鄭佩玲(38歲)在小販中心和76歲的黃艾華老伯發生拼桌風波。老伯手捧食物上前詢問能否拼桌,鄭佩玲高聲用粗話辱罵他,周君義後來也沖過來動粗,差點將老伯手上的食物撞倒。這段視頻在網上迅速流傳開來、引起軒然大波。警方後來介入將滋事夫婦叫去問話隨後控上庭。
滋事夫婦告訴本地媒體,事發後他們完全成了被仇恨的對象,出外用餐被挑釁、在補習中心被騷擾,手機資料也外泄,就連住家外也被人貼剪報,害他們都不敢踏出門。他們很想親自跟老伯道歉以免留下遺憾。
然而,黃艾華卻告訴媒體,他已經接受道歉並原諒了兩人,畢竟他們已經得到“慘痛的教訓”,他認爲沒有必要再相見。
一個簡單粗暴的chope過程砍(chop)傷了三方。這道裂痕將永遠停留在當事人心中,有些傷害並非道歉就能和好如初的。即使原諒了,還需要時間去淡忘。
“霸位”是“怕輸”所引起
在新加坡,這並非第一起因“霸位”而引起的糾紛,卻是最高調的。“霸位”現象在新加坡無所不在,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新加坡全民天天集體參與的“潛規則”。紙巾在新加坡已成爲“霸位”的工具和代名詞。
然而,認爲“霸位”是新加坡“怕輸”心理作祟的人並不在少數,認爲這是新加坡不文明層面的具象化。
本地報章《聯合早報》今年5月刊登的一篇由吳俊剛撰寫的針對上述事件的評論指出,大巴窯小販中心發生的個案,提醒我們提升社會文明度,仍是不能忽略的社會議程。“新加坡人必須有意識地提升社會文明,改變一些不良的積習,締造更美好的集體形象,注重禮儀,發揮禮讓精神,爲我們密集的都市生活注入應有的人際關系潤滑劑。”
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也曾在1999年時,調侃過新加坡人有三怕:怕輸、怕死、怕老婆。他當時是以總理身份在南洋理工大學學生會論壇上,發表題爲《新加坡何去何從》的演講時做出這番談話。
官委議員郭曉韻今年4月在國會上也指出,“在經濟轉型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摒棄怕輸和不知足的心態,避免它們成爲國家向前邁進的絆腳石。” 在她看來,“怕輸”心態代表的是國民的恐懼心理。當恐懼成爲一種永久的國民特征,甚至是文化性格時,其結果終將是劃地自牢。
霸位是一種戰術
支持“霸位”做法的人,則認爲“霸位”不見得是“怕輸”的具象化,更多的是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約定俗成。
“霸位”(Chope)、“怕輸精神”(Kiasu)和“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都是新加坡本土特色,是國人身份認同的一道獨特標簽,無論隔得多遠,都能將新加坡人認出來。
其實,從市場數據來看,我國的“霸位”文化更像是一種戰術、一種生存所需、一種高效率的日常運作模式的體現。
新加坡目前有107個小販中心,其中規模最大的有多達200個攤位。
據本地美食網站Makansutra所觀察,我國市中心的五六個小販中心裏約有1萬5000個座位。每天到了中午用餐高峰時段,有10萬人會傾巢而出去覓食,即使每個小販中心的座位都能輪上2.5次,依然還有6萬人找不到座位。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用紙巾“霸位”或將一樣小小的不太值錢的東西放在桌上宣示主權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起碼能保障排隊買完食物後有座位可以坐下用餐,消除後顧之憂。否則捧著重甸甸熱騰騰的食物和托盤卻沒有位子可坐,不僅危險還很浪費時間。
同樣的,其他食客看到座位全部被紙巾“霸占”,也會第一時間轉戰其他小販中心、食閣或者餐館,有效疏導用餐人數、緩解時間壓力。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戰術,是無聲卻高效的“新式”溝通方法。
最早的霸位
你可知道本地的“霸位”文化最早能追溯到什麽年代?
目前能找得到的最老的一張“霸位”照片,日期標注的是1970年7月22日。照片中顯示一名男子正將一包東西放在地上“霸位”。
這是當年紅山一帶的聖嬰女校(客落)小一招生時校門外的一幕。“怕輸”的父母爲了確保孩子能順利報名上學,都在百忙之中出動家裏的椅子、凳子、籃子、購物袋、甚至連石頭都搬來壓著布條在校門外“霸位”,這樣就能確保自己在工作時還能爲孩子爭取學額,工作排隊兩不誤。
由此可見,”霸位“文化早在新加坡1965年獨立後就逐漸形成氣候,變成新加坡本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霸位的工具
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養成,”霸位“文化如今已演變爲小販中心和美食閣內一抹特殊的景致。用來“霸位”的工具也越變越輕巧,其中又以紙巾最爲普遍最受歡迎。
當然也不乏用雨傘和報紙來“霸位”的。
近期比較流行的是在桌上擺上名片或者工作牌,還能順便宣傳一下公司。
比較奇特的“霸位”工具還包括汽車鑰匙、自制“霸位”字卡(寫著“對不起,椅子已被甲先生和乙先生坐了”)、背包或手提袋、過期的巧克力、用完後的電話儲值卡、紙扇或折扇、甚至還有用貴重的手機或電腦來“霸位”的,結果霸著霸著東西就沒了。
有網民爲了幫助國人與遊客更好地理解本地的“霸位”文化,特地制作了以下的解說圖,精准地告訴大家,用一包紙巾可以霸一個位子、一只折疊傘霸兩個位子、一只長柄傘可霸四個位子。
新加坡旅遊局也在官網上介紹新加坡文化時,精心制圖解說了本地的“紙巾霸位”和排隊文化。
就連濱海灣水獺爸爸今年6月中旬不幸死亡後,被網友以漫畫形象Robert The Otter在面簿上“複活”時,也以“霸位”文化作爲面簿網頁的封面照來凸顯它的新加坡身份,讓人看了莞爾一笑。
是正義還是網絡暴力
上述“霸位”拼桌事件最發人深省的,不是關乎“怕輸”的討論,而是視頻放上網後,許多新加坡網民都奮起人肉搜索,還一度在過程中認錯人,導致一名叫Cherry的女子無辜聲譽受損。該女子後來接受網民的書面道歉,並上電台聲稱,認錯人情有可原,這顯示了新加坡社會正逐漸變得有正義感,是好現象。
然而,這真的是新加坡人正義感爆棚的好現象,還是變相的網絡暴力在激增?躲在網絡平台的匿名掩護下隨意作出指責與言語攻擊的網民所使用的辱罵字眼之惡劣,比起那對滋事男女,有過之而無不及。
別讓“霸位”文化變成“霸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