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法治社會，司法對待犯法者從不苟且，也因爲嚴刑峻法殺一儆百的策略奏效，我國在全球社會安全指數上，多年來名列前茅，人民也因此受惠。
可是對于好些罪案的判定，法庭的判決卻讓人置疑，忍不住要問，傷害人的罪刑，什麽變輕了？
惡行獲輕判難以服衆
前天媒體報道，一名22歲男子騎電動踏板車載著妻子，在行人走道上行駛，迎面撞倒一名七歲男童，被控上法庭後，法官判男子罰款$1500，充公銷毀其電動踏板車。
撞傷了小孩，只被判罰款$1500，已經讓人覺得輕判，但更扯的是，據報道，男童當時與父親及父親朋友三人，見到被告騎車而來時，已經靠向左邊讓路，但被告見到情況，不僅沒有減速，反而猛踩油門加速，結果男童不小心踏向右邊後遭撞倒。媒體報道男童父親敘述，當時被告還大罵男童“你幹嘛擋住我的路！”，男童父親欲與被告理論，被告卻向他惡意揮拳，男童父親于是報警。
被告見勢不對企圖離開，被男童父親朋友抓住，最後交給警方。對于被告的惡行，相信明眼人都能夠很清楚地分辨，但法官顯然不以爲然，法官雖然判定被告罪成，卻是“疏忽行爲導致他人受傷罪”。看到前方有行人（而且還是小孩）後反而加速，肇事後還罵人揮拳，如此行爲到底哪一點像是“疏忽”？就算構不成“蓄意傷人罪”，至少也該判定比“疏忽傷人”更嚴重的“魯莽行爲傷人罪”吧？
法官還基于被告是初犯，而且男童“傷勢不算嚴重”（男童右臉頰淤青、左手受傷，事發後因受驚嚇嘔吐了三次），所以“輕”判被告罰款$1500。受害者傷勢嚴不嚴重，究竟如何判定，是由法官依據醫藥報告主觀認定嗎？
雖然“初犯”是給予首次犯罪者警告性的“特赦”，但也該視乎情況而定，以被告窮凶惡極的反應，似乎並不值得法官將“初犯”也列爲下判的考量因素。按照法官的邏輯，難道是要等到被告再次、三次、四次撞到人嚴重受傷後，再予以重判？我國警方曾經在各個組屋樓下布告欄張貼海報，宣揚對犯罪要“預防勝于治療”，這樣的倡導，爲何與司法（或者只是這位法官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其實在疏忽行爲導致他人受傷的罪名下，被告原本面對的刑罰可高達罰款$2500或監禁長達六個月，或兩者兼施。被告最後只被輕判不痛不癢的罰款$1500，也難怪報道出街後，網民一面倒爲受害者叫屈。
兩條人命值多少？
上述事件中，“傷勢不算嚴重”成了法官不重判的依據之一，但在類似的公路或交通刑事事件中，即使發生人命傷亡，所判罪刑也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重，或者說，民衆看到罪刑後，會産生“原來人命這麽不值錢”的疑慮。
也是前天的報道，去年3月在武吉知馬高速公路發生致命車禍，當時下雨，八名電單車騎士停在路肩穿雨衣，遭一輛失控貨車猛撞，釀成兩死六傷。貨車司機是因爲沒控制好貨車，突然轉左駛向路肩，更在驚慌失措下，誤踩油門連環撞倒所有電單車騎士。
被告從原本面對的魯莽駕駛罪，改爲疏忽駕駛罪，被判坐牢12周及吊銷各級駕照五年。是的，雖然是疏忽，不是有意，但，畢竟是兩條人命，這樣的刑罰，會不會太輕？
死亡後續誰來杠？
另一起發生在2015年3月，29歲張姓董事長兼酒吧老板淩晨醉駕，撞倒因車子死火而在路旁等候的59歲德士司機。德士司機昏迷八個月後逝世。被告也是被控疏忽駕駛，加上醉駕，僅被判坐牢四個月、罰款$4000及吊銷各級駕照八年。（老實說，我國生活水平這麽高，幾千塊的罰款真的很難讓犯案者有被罰的感覺）
令人心酸的是，死者是單親家庭，兒子和女兒要永遠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死者生前白天當房地産經紀，晚上開德士，才辛苦養大一對兒女，死者不在之後，家裏失去經濟支柱，兒女不僅要變賣四房式組屋，改住三房組屋，兒子也得放棄念大學的機會，服完兵役後得開始工作。這種對死者家人造成的一輩子傷害，又豈是坐牢僅四個月、罰款區區4000元就能抵消的？更何況被告還是醉駕。
人命傷亡不是刑罰依據
我國法律都需要經過國會通過，才能成立或進行修改，至于以什麽依據來決定各類刑罰，小市民並不清楚。人命傷亡的程度當然是其中一項考量，但平衡點未必如我們所想。衆所周知，在我國販毒，無論輕重，直接就是面對死刑，沒情可講，但是販毒並不直接或馬上導致他人死亡。破壞公物包括塗鴉，可能面對與謀殺、強奸、非禮等重罪相等的鞭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麥克菲的例子），但破壞公物連人命傷亡都不涉及。
當然我不是說以上刑罰過重，而是如果上述罪行可以被判定死刑或鞭刑，那何以致命車禍刑罰程度，反而這麽不成比例？
法律有疏漏就須補遺
我國司法存不存在漏洞或缺陷，其實從鬧得滿城風雨的城市豐收失信案，已經確認。康希等人因爲我國法律列明只有“專業代理人”才能構成“嚴重失信罪”，而逃過一劫，只被判處較輕的“一般失信罪”，更因爲“一般失信罪”中只有員工才面對最高15年監禁，而公司董事、慈善團體主要官員若涉及同類罪刑只須面對最高七年監禁。最終康希只被判三年半監禁。
裁決一出，不僅維持高庭原判的最高法院五司都認爲，這方面的法律有必要進行修正，連總檢察署和政府包括部長也都同意，這個“疏漏”需要“補遺”。
所以，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致命事件，相關法律是不是也該是時候補一補了？
法律是否存在主觀決定因素？
前面提過，各類罪刑的刑罰都有其上限和下限，正如本文開頭提及的電動踏板車撞傷男童事件，被告被罰$1500，與他面對最高刑罰的被罰$2500或監禁六個月或兩者兼施，存在很大的距離。這會不會也是現有司法中，存在著的一個主觀判斷的“纰漏”。
從康希的事件來看，盡管因爲法律所限，只能判定康希等人“一般失信罪”，但該罪刑可面對最高七年監禁，如果連總檢察署和政府都認爲，康希等人總共失信5060萬教會公款是極度嚴重的罪行，那爲何最終康希只被判所面對最高罪刑的一半，即坐牢三年半，而不是七年？
我們需要支持民主精神，也需要給予現有司法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世界上是沒有所謂完全、絕對“神聖不可侵犯”的司法的，當我們意識到問題可能出現的時候，就不應該自找理由去逃避或是盲目維護，面對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