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的百萬年薪話題死灰複燃，再度引發熱議。
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在一場座談會，回應民衆建議削減部長薪金來增加福利支出時表示，這麽做是民粹主義的。增加開支應當從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稅著手，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至于部長減薪，他認爲現有的部長已經做出個人犧牲，放棄在私人企業的高薪加入政府。減薪不但將讓潛在的人才卻步，現有的薪金也可能吸引不到真正的人才。換句話說，如果不給部長加薪，政府將來只能吸引到平庸的人從政。這將不利于國家的長遠前途。
這當然都不是新觀點，當年建國總理李光耀給內閣加薪後，每次辯論，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論述。2011年“分水嶺”大選後，政府主動給部長減薪。但2015年的70%高票，似乎給了政府充足的信心，覺得應當重新審視這頭聖牛了。
我不喜歡陰謀論。吳作棟應該不是代表政府在釋放風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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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番言論並非主動提出，而是回應民衆建議時的看法。老實說，民衆的建議被他形容爲民粹主義，並不爲過。
按照基本會計原理，除非借貸，否則任何額外的開支必須從增加收入，或者削減其他既有的開支來平衡。假設既有開支都是必要開支（包括部長高薪），增加福利開支真的就必須通過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稅來實現。這麽做才有可持續性，也是負責任的做法；但政治上並非是受歡迎的做法。
這涉及兩個不同卻又相關聯的議題。第一是部長的薪水是否合理；第二是貧富差距擴大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平，以及相關的仇富心理。
正因爲這種心理，容易導致情緒性的民粹主義政治現象産生。特朗普當選和脫歐公投過關，都是這種民粹主義的表現。
新加坡不可能例外。當前關于窮人申請福利面對阻力和歧視的討論，都是圍繞著這個情緒展開的。
相信政府非常清楚，如果處理不當，下一屆大選將可能付出代價。所以第四代領導人紛紛強調要應對社會不公，特別是確保教育繼續成爲向上流動的管道（關于教育的辯論也能嗅到這種仇視精英的情緒）。
正因爲很多人覺得日子越來越難過，或者覺得貧富差距現象讓他們看不下去，所以對部長的高薪才又有怨言。如今吳作棟反而表示部長薪水太低，可能讓人才不參政，所觸碰的敏感神經有多少條，真是天曉得了。
這個爭議性課題要理性討論本來就不容易，再加上民粹主義情緒，更難讓真理越辯越明。
說吳作棟所代表的政府立場有其道理，是因爲這個道理是建立在市場邏輯上的，也就是傳統所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用新加坡式英文說：“Good thing no cheap, cheap thing no good”可能還更形象一些。
只是反方會問說，從政是不是市場行爲，政治是公共服務嗎？用新加坡地鐵的例子就很容易說明問題的本質。
作爲公共交通的地鐵本來就不應該用來牟利的，但是因爲政府迷信市場邏輯，把地鐵公司上市，讓淡馬錫等政府資本爲主的股東賺得盆滿缽滿，但是卻因爲過度削減維修成本，結果導致地鐵大癱瘓，新加坡國際顔面全失，更構成2011年分水嶺選舉的民怨之一。
同樣的，住房、醫療和教育，如果都像中國一樣搞産業化，采取市場邏輯，結局可想而知。
如果交通、住房、醫療和教育作爲公共服務不能采取市場邏輯，作爲更重要的公共服務的政治，難道就不應該避開市場邏輯嗎？
探討了理性的辯論部分，再來看看情緒的部分。政治本來就不是純理性的活動，有道理都未必能讓民衆信服，更何況前面所分析的，市場邏輯用在公共服務是沒道理的。社會不平等已經在威脅社會的團結了，現在是否有必要火上添油，讓民怨進一步升溫，讓部長加薪來刺激仇富、仇視精英的扭曲心理？
盡管我不相信吳作棟是在替政府放話，政府還是有必要出來澄清一下。否則這個課題從斷章取義演變爲謠言四起，到時買單的還是政府。2011年殷鑒不遠，可不戒慎恐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