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不平等、社會流動性、貧富懸殊等課題向來是“燙手山芋”，也是政治領袖們最不願觸及的。
然而，我國幾名重量級政治領袖最近卻不閃不躲地正面接招，頻頻在對話會上或發言時，針對上述課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引發線上線下熱議。
繼李顯龍總理10月14日在茨園民衆俱樂部舉行的“咖啡聊天室”（Kopi Talk）閉門對話會上談到新加坡也要打脫貧攻堅戰，一個都不能少，以及教育部長王乙康10月24日出席慈善晚宴時發表“唯才是用的制度越成功，似乎越顯現社會的不公平”的談話，副總理兼經濟及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昨天也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成立30周年舉行的對話會上，與主持人巡回大使許通美教授暢談他對這幾個熱門話題的分析與看法。
才子領導人最擅長使用深入淺出的比喻
尚達曼在新加坡政治圈向來被譽爲學問淵博的“才子”。身爲經濟學者的他，非常擅用深入淺出的比喻來講解一些冷冰冰硬邦邦，既深奧又不容易理解的經濟概念。
這次也不例外。
在解釋什麽叫“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時，尚達曼特地借用一個在新加坡普遍能見到，國人也很熟悉的概念——上行的電動扶梯，來加以說明。
尚達曼說，新加坡必須維持一個“上行電動扶梯”的狀態，才能幫助各階層的國人不斷往上移動。
“一旦載著所有人的電動扶梯停下來，關于不平等的問題以及‘我’與‘他’、‘這個團隊’與‘那個團隊’之間的矛盾就會變得愈加尖銳，導致社會變得脆弱。目前這個現象已經出現在許多發達經濟體當中。”
在尚達曼看來，“社會流動性”是我國作爲一個社會的整體最高追求，也是這份追求的核心靈魂。新加坡這些年來做得最成功的，就是驅動一波又一波的“移動浪潮”，讓原本相當貧困的大部分新加坡人，有機會在學校取得好成績、努力工作後親手爲自己締造成功的人生。
“那些祖父祖母輩都很貧困的人，到了他們父母那一輩，就不那麽貧困了，現在（他們自己）非但不貧困，還變得相當富裕，而且會盡其所能將資源投注在孩子身上，讓孩子日後能取得成功。”可是這麽一來，原本就處于劣勢的國人，很可能會進一步落後。
因此，新加坡作爲一個國家，必須維持一個能讓人民在社會梯級上，不斷上行移動的體制。
這個體制，就是“上行電動扶梯”的概念。
不上不下的中産階級最焦慮
尚達曼還說，在全球許多發達國家當中，處于中産階級的人是最感焦慮的，總害怕自己會停滯不前，導致自身與上層階級的距離越來越大。一旦出現停滯，社會不平等的矛盾就會變得愈加尖銳與脆弱。
“中産階層人民的焦慮在于，總擔心這一頭剛有人不斷追趕上他們，另一頭就有人離他們越來越遠。所以我們必須讓這個電動扶梯不斷運行。”有了不斷上升運行的電動扶梯，社會移動性就能變得“更爲容易”，因爲將會出現許多機遇、能學到新的技能、也能找到新的工作。
“我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別人作出犧牲的代價上，（在電動扶梯上）我可以往上移動，但不需要別人往下移騰出位置。”
尚達曼說，在這點上，新加坡還是做得相對比較好的。
網民對電動扶梯比喻進行各種诠釋
尚達曼運用了巧妙又形象的比喻，跟聰明的人聊天，網民的腦袋也轉得特別快，許多人都借用電動扶梯來表達他們所看到的一些社會現象。
有網民依稀記得，尚達曼2015年曾提出彈跳床（trampoline）的概念，當時他說，與其相信“安全網”概念，他更相信彈跳床概念，即：新加坡政府給予援助，讓國人自力更生，讓社會持續蓬勃。
換句話說，能跳得多高全憑個人造化。
爲何一眨眼，彈跳床竟變成了電動扶梯？
有網民趁機幽了副總理一默，指尚達曼說的電動扶梯，對新加坡某些群體而言，更像是跑步機（原地踏步）。
還有人說，新加坡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並非所有的人都在電動扶梯上，有些人有機會搭乘高速電梯。
還有網民指，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條電動扶梯上。就像新加坡的地鐵站一樣，不同的出口（出路）都有不同的電動扶梯。有些出口根本沒有電動扶梯。
代際不平等導致新加坡社會不平等
尚達曼指出，我國面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實際上主要是代際不平等問題。
他說，年滿55歲的國人當中，超過六成教育程度只達中學水平，因此，一直處于電動扶梯的底層。隨著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成功，年輕人的學曆普遍提高，能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于是他們在電動扶梯上就超越了之前的那一代，導致兩代人之間出現明顯差距。
“我們須要集中精力幫助這些處于五十多、六十多歲的相對年長的員工……那些想繼續工作的國人，我們要幫助他們，讓他們想做多久就可以做多久，讓他們有尊嚴地工作，並得到不錯的收入。”
巡回大使許通美教授回應說，即使這群年長國人離開人世後，我國的不平等現象也不會因此消除，因爲新加坡已經日益成爲一個財富、收入、職業、住房和其他方面越來越階層化和不平等的國家。按許教授的話說，就是：
“我們已經成爲一個階級觀念很強的社會。”
此外，他還說，新加坡的“上等階層”一般都不會尊重低收入員工，如清潔工人、園丁和保安人員等。在“上等人”眼裏，這些人“都被視爲透明”。
尚達曼回應說，和許多社會相比，新加坡人的階級觀念還不算強，但我們的確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視階級，有這個風險。尚達曼也坦言，清潔工人、保安人員等群體不受國人尊重確實是個問題。他認爲我國繼承了英國的制度與東亞文化，兩者階級觀念都很重，但“我們必須走出這樣的狀態”。
政府正在積極解決貧困人群和最低薪資問題
在談到貧困人口和最低薪資時，許通美教授透露，他手上的研究數據顯示，新加坡依然有大約10萬戶至14萬戶入不敷出的貧困家庭。
尚達曼表示，政府會找出各種方式來幫助這些人群“脫貧”，不至于代代都走不出貧困。他說：“這裏的風險在于，貧困有很能會變得根深蒂固，從一代傳到下一代……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
他還說，若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起來，我國貧困人口數字不算太大。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和消費能力，國人在1965年的平均收入是今天的550元，低收入國人的收入則在100至200元的範圍裏。換言之，國人如今的生活水平在納入生活費的考量之後，實際上提高了五倍。
“我國現在確實還有人爲生活掙紮，但我們也應該想想我們與過去相比所取得的進步。這是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我國之所以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推行最低薪金制，是因爲最低薪酬往往並不會讓低收入家庭獲益，反而只是肥了那些從事低端工作的中産階級的荷包，讓社會變得更不公平。反觀新加坡推行“漸進式薪金架構”至今已有五年，不少工友的收入都增加了至少30％。這個方向更可取。
新加坡如今正在做的是提前幫助弱勢國人不輸在起跑點上。
“要做到無論你的起點在哪裏，你都可以在人生中不斷成長。”
聽了副總理尚達曼教大家如何使用電動扶梯，網民紛紛明喻暗喻：下一屆總理的最佳人選，不就在眼前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