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新加坡單日確診人數首度破千。4月21日，李顯龍總理宣布將“半封城”時段延長多一個月至6月1日。
自新加坡4月7日進入“半封城”以來，連續數日的冠狀病毒疾病（冠病19）確診案例動辄數百人，政府不斷提高防疫門檻，包括出門便必須穿戴口罩的嚴格禁令。
目前的疫情危機，顯然源自于3月開始的境外輸入案例，擴散成本土感染和社區感染。
台灣社會也在3月期間面臨境外移入感染的風險。然而4月20日台灣的確診案例只有2人，且4月14、16、17都掛0。至4月20日爲止，總確診人數401人。持續壓制疫情的同時，幾乎也可以確定成功守下了自3月來的境外輸入病例危機。
早在1月底、冠病疫情初起時，因地緣關系及和中國大陸密切的經貿往來，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當時公布的一項疫情預測顯示，台灣會是疫情擴散風險排名第2的地區，僅次于泰國。
然而時至今日，台灣社會卻一波波的守下了冠病的入侵，在全球各地陸續失守的同時，還有余力援助國際社會。
成事在天，關鍵在人
在新加坡人眼中，台灣人應該是頗爲”不乖”的。
整體而言，高度民主化的台灣社會特質較貼近西方社會，擁有相對于其他華人社群強烈的個人主義和言論自由。
相對于信任政府單位的新加坡人，台灣人非常擅長質疑政府，也相當看重個人利益。然而，擁有相似特質的歐美各國相繼疫情大爆炸，台灣社會卻能安然度過危機，這又是爲何?
差別在于，歐美各國人民一開始便輕視疫情危機，認爲冠病只是”小感冒”，直到確診病例癱瘓醫療體系後才恍然覺醒，卻已爲時已晚；相對的，台灣人民一開始便對疫情抱持著高度的警戒心。
自從“武漢有大規模新型病毒感染”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就彌漫著一股異樣的氣氛：緊張、卻又不至于恐慌。
在華人新年剛結束的2月初，在政府沒有任何強制要求下，台北捷運上戴口罩的乘客比例便高達7成左右。
反觀當時的新加坡，地鐵上戴口罩的乘客比例大略只有1成。就算發布橙色警戒，直到4月政府宣布“半封城”前，新加坡地鐵上戴口罩的民衆始終都徘徊在2、3成左右。這主要與新加坡政府呼籲民衆，如若沒有生病出門就無須戴口罩不無關系。
也因爲全民對病毒高度警戒，當歐美人民忙著抵抗隔離政策、拒戴口罩、扯政府後腿時，台灣人民是相當配合政府的防疫作爲，強大的民意基礎也成爲政府推動防疫政策的助力，絕大多數人都願意忍受防疫措施對生活造成的不便。
當然，每個社會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黑羊”，這些人就是防疫行動中的破口。
大家在前兩周大概都見識了不少新加坡人抵抗政府的防疫措施：群聚、在外遊蕩、拒戴口罩等。
台灣人也有部分民衆爲圖方便，違抗政府防疫政策。然而在大多數民衆強力支持下，政府也硬起來重罰，例如違反居家隔離檢疫者，最高可罰款100萬台幣（約4.5萬新元），大衆可一點都不同情這些慘遭重罰的案例。
撇除花錢肉痛的罰款，台灣的社會與論也是對這些違反檢疫規定的刁民産生重壓，來自網路上的肉搜、公審，以及來自社交圈、親友的關說勸告，足以阻止許多爲圖方便而陷社會大衆于危機之中的自私鬼。
政府的超前布署
相對于大多數國家的”擠牙膏”策略，即觀察疫情發展才來決定下一步，盡量在不傷及經貿活動的前提下采取防疫措施，台灣當局能夠成功防堵疫情擴散，關鍵在于“超前布署”四個字。即預測疫情的發展，並在一開始便采取相對嚴格的措施，以遏止病毒傳播進入下個階段。
最經典的例子，便是武漢宣布封城的同時，台灣政府便預期到全球會有一波口罩大掃貨，隔天便頒布禁止口罩出口的限制令，並大開口罩産線因應內需。相對的，美國直到4月初才禁止口罩出口，還被疫情逼到不惜“劫走”他國的醫療資源。
有2003年SARS的抗疫經驗，台灣在2004年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ECC），成爲對抗傳染病危機的關鍵組織。
1月20日，台灣當局因應冠病疫情開設指揮中心，並任命衛福部長陳時中爲指揮官。將近3個月的“抗疫”過程，指揮中心反應迅速、防疫資訊公開透明，配合台灣社會成熟的健保體系、公衛醫療資源和資訊能力，從檢查機場入境乘客、病例檢測，到口罩配給都整合成了一連串防疫的防火牆。
齊心協力 造就防疫標竿
從一開始被評爲傳染風險全球第2，到今日仍有余力協助國際社會，台灣的防疫成就開始被國際關注。台灣作爲防疫成功的社會，“人民”和“政府”形成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良性循環。
正是因人民對疫情一開始便高度警戒，政府單位才能在人民的授權下發布一系列超前防疫布署；正是政府嚴謹的防疫作爲和成效，才讓台灣人民在防疫議題上對政府打出信任牌，進而配合政府施政方針；正因爲人民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針，政府才能有效的遏止疫情擴散。
在一連串的天時地利人和中，台灣社會在沒有封城的前提下，漂亮守下了一波波的病毒入侵；相對的，當前新加坡面對的疫情危機，或許正是因爲前期政府壓制的太好，造成人民太過安心，以至于掉以輕心。
不妨學學台灣人
台灣防疫的成功例子，或許是新加坡社會最好的借鏡。
防疫是整個社會的全體總力戰，單單由政府領導防疫作爲，一旦政策或執行面追不上，便隨時有失守的可能。人民需要配合政府單位，甚至去推動政府運作，才能在防疫作爲上産生加乘的效果。
然而，只要全球大流行的警報不解除，就沒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
就算是台灣社會，在19日也面臨了海軍敦睦艦隊的集體感染。外訪帛琉的磐石艦，截至4月20日已有24名確診病例，並預期在船上的封閉空間中，會有更多士官兵染疫。因部分人員在14日下艦休假，有疑慮引發另一波社區感染的危機。有台灣民衆開始憂慮，台灣可能要面臨另一波感染。
當前新加坡的局勢，已和一個月前有天壤之別。4月初政府發布一個月的“半封城”策略，是一道“超前布署”，然而每天都還是看見不少抗拒防疫作爲的例子，辱罵執法人員、拒戴口罩、非法聚集、甚至還有被罰300元也要堅持坐在咖啡店吃粿汁的活寶。
目前正是亡羊補牢，爲時未晚的時候。
正因爲面臨著嚴峻的大規模本土傳播的風險，新加坡人更應該警醒，不是害怕被罰款，而是得有身爲新加坡公民的自覺，全民共同發自內心的來對抗疫情，並配合政府的防疫作爲，來度過這關鍵一個月的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