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工人（又稱移工或客工）是亞洲和中東許多國家與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支柱，也是他們各自家中的重要經濟支柱。
這場正在進行中，仍不知何時會結束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病19）疫情，嚴重打擊了客工們的生計，導致他們當中有一些人丟失工作、甚至面臨著減薪。《海峽時報》的特派記者們采訪了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客工，傾聽他們不爲人知的疫情故事。
鄰國馬來西亞
馬國的客工主要來自印度尼西亞，約有330萬人，其中只有120萬人有向當局登記，他們大多數都從事低收入工作。
印尼客工
馬國自3月18日開始實行“全國行動管制令”（MCO）來控制冠病的傳播後，來自印尼的建築工人Karmadi（48歲）就失去了在吉隆坡的油漆工作，他原本每天的工資是100令吉（約33新元），如今完全零收入。
他的口袋裏只剩下不到1000令吉（約333新元），無法寄錢給住在東爪哇的妻子和四個孩子。
過去兩個月來，他每天都吃白米飯或面條。如果運氣好，他的朋友會送給他蔬菜和魚。
Karmadi告訴《海峽時報》：
“我覺得很沮喪。我在異鄉沒有工作又餓肚子。我告訴妻子變賣掉她所有的東西，例如珠寶和摩托車來維持生計。”
自“全國行動管制令”實施以來，截至上周五（5月1日）已有超過6萬8000名印尼人選擇返回家園，但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留下來，希望在5月12日“全國行動管制令”結束後能順利回到工作崗位。
然而，許多印尼客工在這段期間已陷入困境。
拾荒者Lezza（34歲），在吉隆坡附近的一個垃圾場內尋找任何可以果腹的食物來解決一日三餐。以往，她在垃圾堆內會撿拾塑料和電線這樣，然後拿去賣，一個月可賺到1500令吉（約500新元）左右，但是現在她只專注于在垃圾堆裏尋找過期食品，如面包和飯盒。
這名單親母親在2016年來到吉隆坡當服務員，卻因爲被中介欺騙，被迫滯留在馬國。她非常想念她在亞齊的兩個孩子和父母。
目前她和一個朋友住在一個由三合板臨時搭建的長屋裏，8平方米的房間內擠了16人，然而她更擔心的不是因沒有社交距離而可能感染冠病的風險，而是饑餓。
難道他們在當地都無人關懷嗎？不完全是，駐馬國的印尼大使館有發放糧食援助，不過客工必須在網上注冊，並回答17個問題後才能申請。印尼維權團體移工關懷組織（Migrant Care）因此呼籲當局減少申請援助的繁文缛節。
印尼外交部公民保護局局長Judha Nugraha表示，糧食援助將優先發放給受影響最嚴重的日薪工人，例如40萬名建築工人。他們在封鎖期間，完全沒有任何收入。目前，當局已經發放了40多萬包主食。
孟加拉客工
35歲的Ayesha（假名）的丈夫在馬國當建築工人，但他是一個沒有證件的黑工。
他每個月都會給家人寄大約2萬孟加拉國塔卡（約330新元），然而他最近幾個月經常生病，無法工作，再加上“全國行動管制令”後不能工作，他已經有四個月沒給家人寄錢了。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是，他上周的冠病檢測結果呈陰性。
由于這段期間，馬國的醫療服務變得系統化，這也意味著他更容易得到醫療服務，但與此同時也更容易被當局發現而逮捕。
上個月初，有15名客工確診後，馬國當局在吉隆坡主要提供給外籍工人居住的宿舍內加強了行動控制。
上周五，移民局突擊檢查，逮捕了數百名無證客工。協助客工的非營利性組織“Our Journey”負責人說：
“政府的行動適得其反，他們希望有症狀的人前來接受篩查，但逮捕客工只會讓他們躲藏起來。”
Ayesha則通過電話告訴《海峽時報》說：“丈夫這段時間都吃不好，一直在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和擔心我和孩子們的生計”。
Ayesha一家七口目前僅靠18歲兒子每月賺取的4000孟加拉塔卡（62新元）的收入勉強度日，她的兒子在經營漁業的親戚家打工。
達卡的客工關懷組織Ovibashi Karmi Unnayan Programme (OKUP)的主席Shakirul Islam透露，自3月20日起，該組織就收到1600個求助電話，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長。這些電話大多來自那些丈夫或兒子無法寄錢回家而面臨嚴重食物短缺的家庭。
Shakirul補充說：
“另一個問題是，這些家庭的社會地位都相對較高，他們羞于尋求幫助。更何況，即使求助也不太可能得到政府的幫助，因爲他們已經不屬于低收入人群。”
目前孟加拉有約1000萬名客工在全球各地從事藍領工作，他們去年將超過254億新元的收入寄回孟加拉給家人。每人平均年收入爲2570新元，但是一場冠病疫情卻讓這筆收入頓時“縮水”。
據當地媒體報道，孟加拉國政府已經宣布一系列措施來支援客工，包括撥款2億孟加拉拉塔卡（約3359萬新元）設立基金來協助那些被迫回國的客工，以及撥款8000萬孟加拉拉塔卡（約134萬新元）給海外各個領館，用于餵飽所在地的孟加拉客工。
印度客工
馬來西亞估計約有15萬名印度外派職員和客工，這不包括那些數千名不定期和持有臨時通行證的客工。這些印度客工受訪時都表示，他們並沒有從雇主或政府那裏得到援助或食物。
48歲的Kannan（假名）在接受《海峽時報》電訪時，描述他每天下午在吉隆坡附近上演的“可恥的場景”時忍不住哭了。
他說：
“慈善機構前來爲100名工人提供食物，但有500人排隊等候。我們就像乞丐一樣搶奪每一份午餐。以前，我打掃房間每天能掙50新元，但現在沒有工作，我連買簡裝飲用水過濾器的零錢都付不起，只能直接喝水龍頭的水來果腹。”
但是他卻將這些苦都往肚裏吞，對遠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的家人只字不提，爲的就是不想讓他們擔心。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其他國家的客工命運稍微比馬國的好一點。
在以色列韓國工作的泰國客工
在以色列南部農場工作的2萬6000名泰國客工，原本就過著相對“與世隔絕”的生活，從不離開農場外出，因此冠病疫情對他們而言沒什麽影響，也不擔心會被感染。他們日複一日地農作，宿舍是兩人一房的空調臥室，月薪爲2000新元左右。
韓國目前有2萬2000名合法泰國客工，以及15萬名從事著各種行業非法泰國移工。不過《海峽時報》采訪到的客工都表示，生計不受影響。
過去四年在韓國益山市的草莓種植基地打工的45歲泰國客工Pensri Nawong說，自己在疫情期間無須隔離，每天都繼續工作，每個月依然有1620新元的工資可拿，而且食宿也由雇主免費提供。
他們都是比較幸運的泰國客工。據了解，目前在11個國家的超過20萬5000名合法泰國客工當中，只有838名泰國工人獲得政府的幫助得以回家。
在馬國北部，目前有數千名泰國客工因馬國的行管令而滯留。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不顧一切想要回家。于是他們涉水越過橫跨馬來西亞吉蘭丹和泰國那拉提瓦省的Golok河，有些人甚至還帶著孩子過河。
然而，泰國當局卻以非法入境爲由，向他們每人開出800泰铢（約35新元）的罰款，並將他們送往隔離設施。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菲律賓客工
61歲的Andrea Rose Rosal女士是一名退休護士，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每個月需要花費高達6000比索（約168新元）的醫藥費。她有兩個兒子在阿聯酋工作，每月都會寄錢給他。
然而，當阿聯酋封國時，兩個兒子都被迫休假。現在，他們更需要幫助，根本談不上寄錢回國給母親看病。
Rosal告訴《海峽時報》，她必須向銀行借出3萬比索（約840新元）彙給兒子。
她現年32歲的兒子Loy在阿布紮比的一家餐館工作。在阿聯酋放松限制後，他雖然回到工作崗位，但薪水被減半，而且他也不確定餐館還會營業多久。
Loy育有一名9歲的兒子，和他在同一家餐館工作的妻子目前懷孕了，而且他們最近還買了一套房，開銷增加，薪水減少，這段時間Loy都無法給母親彙錢。
因此， Rosal和她的丈夫不得不動用他們在馬尼拉郊外一個水稻農場早前賺取的積蓄。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通往馬尼拉的所有道路都被關閉了，沒有工人收割莊稼，他們的農場目前不能生産任何東西，只能幹著急。
“我和丈夫只能不斷祈禱來減低焦慮。”
新加坡
我國截止今天累計總病例爲1萬8778起，超過9成的病例都是外籍客工。
他們雖然因被感染或擔心受感染，每天都戰戰兢兢的，但起碼他們得到我國政府在醫療上的照顧。
不論客工是否生病或出現發燒、流感症狀，即使他們身體情況良好沒有出現症狀，新加坡政府都一律爲他們做病毒檢測。
在住宿方面，政府也四處張羅地方用于分隔健康客工和患病的客工，有客工還因此住上了遊輪和酒店客房，在住所內也盡量保持社交距離，當局若發現雇主沒爲外籍勞工安排適當住宿，也會加以嚴懲。
在飲食方面，大型的專用宿舍的三餐，在當局的協調下由大型餐飲供應商負責提供，有客工因此還吃上了飛機餐，其他的宿舍，政府也當局規定雇主爲他們安排送餐服務，雖然可能需要自費。
客工們的住宿環境和食物質量雖然不一，但起碼他們有地方居住三餐溫飽有保障。
客工們雖然因阻斷隔離不能工作，但政府和雇主合作確保客工們都能領到工資，並能夠將錢彙回家鄉。當局除了派發日常用品，甚至派發免費電話卡讓他們和朋友、家人保持聯系。
當局做得不夠完善的地方，本地的非政府組織和企業也紛紛伸出援手，爲他們填補“空缺”。
當然，盡管各方都致力于讓客工們的生活盡量不受影響，但或多或少的影響還是在所難免的。
孟加拉客工家人：每天三餐有保障
Nasim Akhtar的丈夫目前在新加坡當一名自動扶梯機械維修師。由于病毒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無法照常工作，上個月他只拿到最低工資，因此無法寄錢給在孟加拉的一家四口。
Akhtar說，丈夫和其他人合租房子，他必須支付自己的租金和食物，由于未來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他不得不保留大部分工資，在阻斷措施期間只能給家裏寄大約200新元，是他通常彙回家的金額的三分之一。
Akhtar告訴《海峽時報》：“目前我們勉強過得去，每天能吃上三餐。”
菲律賓客工：給我免費機票也不回國
育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才11歲的安全專員（35歲，匿名）告訴《海峽時報》，他更擔心的是保住工作，而不是感染病毒。
去年9月，他持S准證到本地工作，該准證每年都必須更新。他擔心，如果新加坡經濟陷入衰退，他的公司不得不解雇他。
他告訴記者，他所認識的一個在招聘公司工作的菲律賓人已經被解雇了，盡管她的S准證有效期到2020年12月。
其實，他也很害怕自己會被感染，因爲與他同住的兩名菲律賓人，目前都在一家養老院工作。養老院恰恰是本地其中一個防疫薄弱環節。
據菲律賓駐新加坡大使館提供給《海峽時報》的數據，目前至少有六名菲律賓人在新加坡確診，這些人都與客工宿舍感染群有關。
上述受訪的安全專員說：“即使政府今天提供免費機票回家，我也不會接受。我有需要應付的開銷，每個月的債務，所以我必須要緊牙根，繼續祈禱。我必須適應這種‘新常態。”
相比起來，新加坡的客工生活算是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