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沒有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總理所希望的“強有力的委托”，但超過60%的全國得票率，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一大勝利。
或許，在2011年分水嶺大選之後，我們應該用新的標准，來衡量行動黨的選舉結果了。
2015年大選是個異數，行動黨能贏得接近70%的選票，跟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有直接的關系。這反映新加坡選民的厚道，他們用選票表達了對李光耀畢生貢獻的感謝。而這個因素是不可複制的。
所以，這屆選舉應該跟2011年比較。當時的民怨很大，可是這次行動黨的得票率卻比那次多了一個百分點。考慮到冠病疫情對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痛苦，政府的四個抗疫預算案應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否則得票率恐怕會更低。
不能否認，除了冠病疫情，行動黨的第四代接班也是這次選舉的主題之一。
如果結合來看，選民似乎更信賴第三代繼續掌舵。行動黨似乎也意識到這點，李總理就不止一次承諾，他和第三代大將如張志賢、尚達曼還是會繼續協助第四代。
選民對第四代的信心，無法單純從選票來判定，因爲另一個變數是反對黨對手。
碰到對手弱的反對黨，第四代部長領軍的集選區還能獲得60%以上的選票，但碰到對手強的如工人黨和前進黨，就都低過60%；盛港集選區更是被打敗。
行動黨在盛港失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也跟選民的厚道有關。
選民顯然不喜歡負面選舉手段，行動黨在辣玉沙事件上企圖強攻，卻適得其反。選民更在意英國人所謂的fair play（君子之爭），重視公平性，如果出現恃強淩弱的印象，就容易被選民懲罰。
行動黨在選舉前夕突然襲擊，炒作本地劇作家亞菲言（Alfian Sa’at）是否愛國，來質疑畢丹星，顯然也取得反效果。從輿論對行動黨的負面反應，以及事件虎頭蛇尾，匆匆落幕，就看得出選民是理性公平的。
這種要求公平性的本能，使得反對黨的“空白支票論”，容易獲得選民的共鳴。
因爲自2015年大選的強有力委托後，行動黨修改憲法，迅速推動保留總統制，讓選民覺得不被尊重，也被剝奪的選舉總統的權利。這個不滿，在本次大選完全發酵。
此外，《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簡稱POFMA）在這次選舉中，被多次用在關于千萬人口的爭論上，讓一些選民覺得法令被濫用。這種情緒反彈，恐怕也讓行動黨丟失選票。
跟選舉期間比較，行動黨選後的表現卻可圈可點，特別是李總理要設立國會反對黨領袖職位，邀請畢丹星擔任，可謂神來之筆，展現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和風度，讓選民留下深刻印象。
選後還有兩個地方可以觀察行動黨是否認真檢討。
第一是林紹權事件，行動黨表示反對這類網絡起底的人格謀殺行爲，是正確的。如果能快刀斬亂麻，給選民交代，相信還能挽回一些選民的心。
另一件事是行動黨盛港團隊是否繼續在當地奮鬥，服務選民，而不是像阿裕尼集選區團隊那樣，當選當部長，敗選就落跑，傷了行動黨支持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