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列出了國會反對黨領袖的特權，包括國會辯論時的優先回應和提問權、聽取有關國家利益的機密政府報告、每年可獲得的津貼達38萬5000新元、國會爲其提供秘書和辦公室、出席正式國家活動等等。
當然，有了權利自然就免不了義務，國會反對黨領袖最大卻不明言的義務，就是不能再單純批評或反對政府政策，而必須提出替代政策。
如果純粹從政治謀略解讀，這招當然爲執政黨化解在國會長期的難題，特別是應對被行動黨形容爲‘精簡版行動黨’（PAP-Lite）的工人黨。
今後，作爲國會反對黨領袖的工人黨黨魁，再也不能靠在國會辯論時批評行動黨吃糊了，而是必須“負責任”地提出替代方案。這無疑會削弱工人黨的某些以柔克剛的“弱者優勢”。
可是，政治盡管充滿了謀略，也不僅是謀略而已。
雖然2020年大選結果，距離新加坡兩黨制還有十萬八千裏，可千裏之行始于足下，國會反對黨領袖作爲國會正式制度的確立，是呼應選民希望看到國會有更多制衡和多元聲音的做法。
選舉結果表明，選民仍然希望行動黨執政，但也希望看到制衡。如果行動黨不正面回應第二個希望，在接下來的選舉裏，恐怕還得繼續吃虧，最終反而在結果上傷害了第一個希望。所以從黨派利益看，把國會反對黨領袖制度化符合黨派利益。
從新加坡的長治久安看，這麽做其實也符合國家利益。
讓工人黨在國會裏肩負起更大的責任，對它也是個必要的考驗。畢竟，不想成爲執政黨的反對黨就不是好的反對黨。但要成爲執政黨，就必須經曆磨練，更必須表現給選民看。
新加坡要實現兩黨制，反對黨就必須提高能力，選民對反對黨的要求也得跟著提高。
這個安排的另一個好處，就是進一步淘汰那些莫名其妙的小黨，讓真正嚴肅的反對黨有更大的空間爭取選民的支持。這對新加坡政黨政治的發展也是有利的。
接下來必須觀察的，一是工人黨如何調整自己的新角色，會把國會反對黨領袖當成是更上層樓的利器，還是瞻前顧後地被它綁成腳鐐。另一個觀察點是執政黨如何同國會反對黨領袖互動，一種選民渴望的良性國會民主文化能否建立起來？
在新一屆國會開會時，朝野行禮如儀之後，必須唇槍舌劍激辯的政策還是要繼續，對政府的嚴厲監督還是不能少，這是選民的要求。
朝野議員在滿足這個要求之余，如果還能夠培養謙謙君子的國會文化，那國會反對黨領袖制度的設立，就算是達到基本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