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制最近又成爲熱點話題。工人黨議員林志蔚跟人民行動黨議員在國會辯論，且因爲一些工會領袖認爲林志蔚的發言，對他們語帶不敬而表示不滿，讓這一輪的討論增添了更多情緒色彩。
最低工資制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其本質是自由市場無形的手是否真的有效。課題受關注的大背景，當然是越來越顯著的貧富差距問題，特別是上市公司總裁的收入，跟公司員工平均收入的倍差越來越大。
經濟學課本告訴我們，價格是市場供需的信號，需求越大，價格越高。但我們都知道現實跟課本畢竟是不一樣的。
清潔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沒什麽人願意做，理論上他們的工資（市場價格信號）應該要很高，因爲供應稀少，應當重賞以吸引勇夫。可是，這個群體的收入卻是非常低，低到需要靠政府介入，設立漸進式薪金模式來幫助他們。
其他需要類似幫助的職業還包括保安人員和園丁。經濟學博士或許會說，那是因爲這些行業的“含金量”（所需的知識、技能）不高，所以薪水才會不高。但反對者也會指出，他們薪水不高的原因或許是外來競爭，廉價的外籍員工扭曲了市場的“自然”供需，變相壓低了他們的薪水。
這個現象只是進一步證實，經濟學理論和經濟現實存在差異。
漸進式薪金模式的推出，表明市場無形的手並非萬能，需要政府的介入。所以，作爲另一種介入的手段（由國會立法），最低工資制有其合理性，值得探討。
所以，最低工資制的辯論，核心在于跟漸進式薪金制對比，哪一種更有效。
作爲經濟學博士，林志蔚認爲外國的研究證明最低工資制有效，能幫助低收入職工。政府和工會領導層則認爲，實踐證明漸進式薪金制更有效。
作爲旁觀者，我認爲最基本的原則是辯論必須立足于數據，而根據外國的數據所得出的結論，又未必適用于本地。
舉個例子，政府曾經提出“瑞士生活水平願景”，瑞士並沒有實行全國性的最低工資制，但是它的清潔工人的平均月入約4600新元；可是瑞士的生活費比新加坡高很多，個人最高所得稅率是40%……可見外國的研究結論，很難跟本地比較。
因此，我希望看到更多對本地情況的經濟學研究，當局必須公布更多相關的數據，讓學者專家能深入分析，得出適合新加坡國情的結論，方便國會和社會各界充分辯論。
另外還必須強調的是，類似的辯論要避免兩種陷阱。
第一種是自以爲替天行道的道德優越感，自覺是替弱勢群體仗義執言，所以任何的反對聲音都是邪惡的代表。
第二種是理性的傲慢，自以爲掌握了所有的知識，反對聲音都是無知的代表。
辯論最低工資制是希望找出最能幫助低收入群體的辦法，而不是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和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