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雨按：這是2013年初我應邀到深圳在“南都論壇”上做的一次關于新加坡政治制度的講座，內容尚算全面系統，但是因爲是演講，各方面都是蜻蜓點水，說不上特別嚴謹。這也是一次讓我本人難忘的曾經曆！
新加坡民主模式深度剖析
(2013年1月在南都公衆論壇講座文字記錄）
主講嘉賓：王江雨 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教授、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
時間：2013年01月27日星期日 上午9：40-12：00
地點：深圳市福田區紅荔路少兒圖書館一樓多功能會議廳
王江雨：我是中國人，不是新加坡人，我只是在新加坡工作，但我在新加坡工作已經快10年的時間了，2003年去的。當然不是完整的十年，因爲我中間三年在深圳鄰居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教了三年的書，我一直在法學院教國際法、中國法，還有基本法律制度方面的東西，我個人的關注和興趣都是和法律、政治相關的。
很高興有這麽多人對新加坡感興趣，新加坡我待的時間越長，越發現這是蠻有意思的國家，不能說它深不可測，但是至少是一本厚厚的書，可以說是一言難盡，我們不能用很簡單的一些面譜化的東西來描述和概括新加坡。因爲新加坡也是華人社會，他自己本身社會的特點，本身的社會運作，社會的結構，包括民風民俗，包括政治家的言談舉止、行爲方式、思維，在很多方面也許會給中國一些啓示作用，可能說“借鑒”有點太誇大。
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在中國得到推廣和借鑒，在新加坡，包括新加坡的領導人是很務實，自己從來不敢提這一點。我在微博上有時候會提到新加坡模式經驗的時候，也有人沖上來說一個新加坡一個小地方有什麽了不起的，誰在乎你的模式？還推銷自己的模式？其實新加坡本身沒有這麽做，新加坡的領導人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的時候，每次都說新加坡沒有什麽模式，就是一個務實的做法。他們屢次強調新加坡其實沒有什麽模式可以兜售給中國，中國很大，新加坡很小，其實不配被中國學習的。雖然他們也很願意從中國成長中獲益，願意跟中國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新加坡這方面非常用心，用心地和中國非常小心的配置、澆灌、維護這個關系。你在新加坡每一天，任何一天都能夠找到幾百個通過各種渠道來自中國的官員，現在南洋理工大學有一個市長班，培訓中國各地的縣市級的幹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也有一個稱之爲市長班，這個培訓項目是中國中共中央中組部一起辦的，當年中共中央中組部部長李源潮特地到新加坡去參加開幕典禮和發表講話。除了這兩個比較大的班之外，每天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培訓班，你找到很多中國政府的官員。當然也有人遊山玩水的，但是大多數人都是來學習的，至少我所接觸的，因爲我也給他們講課，我接受的大多數人是願意認真學習、願意了解的。學習的精神剛開始讓我詫異，大概因爲出國久，另外在互聯網看到的，覺得出去的都是屍位素餐、腦滿腸肥的家夥，都是去玩的，其實他們不是的，真的是去學習的。也就是說新加坡的經驗在某些方面可能作爲一個華人社會，作爲一個發展得比較成功的現代化國家，在很多方面對中國有相當大的啓示。
新加坡人口只有500多萬人，本國的公民只有300多萬人，新加坡來自海外的人口，包括像我這樣子並不是新加坡的國籍，以所謂的永久的居民身份住在新加坡，還有客工的身份居住在新加坡的有100萬人，新加坡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一個外來人口占到三分之一的國家，這種特點你在任何地方都難以想象，假設說在中國，外國人口占到三分之一，深圳是移民城市，是我非常喜愛的移民城市，但是在中國傳統大城市，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如果外來人口占到三分之一，就有很大的社會問題了。前一段時間來自中國的客工罷工的問題，新加坡報紙天天討論的是不是新加坡社會有沒有排外的人，有沒有對外來移民不歡迎。你考慮一下新加坡外來人口占有的高比例，以及中國人的高比例，中國人在新加坡，以新加坡公民300萬來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在新加坡的人口總數大概是80萬左右，如果按照比例來算，新加坡還是一個最歡迎中國移民的國家，也是最歡迎中國訪客的國家。新加坡本身是華人國家，77%以上的人口構成是華人，跟中國有著非常深厚的淵源。但是畢竟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很多方面是小國，有它獨立生存的需要，也會采取一些務實的做法，有一些做法表現得非常功利，非常的兩面派，有時候非常的投機，但這也是小國爲了生存，在東南亞爲了生存的必要。
新加坡作爲一個國家，有一些事情是比較有趣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存在的獨立和反獨立的問題，統一和反統一的問題，其實在新加坡不存在。新加坡1965年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從馬來西亞脫離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用台灣的框架來套，你可能認爲是終于掙脫大馬來西亞，取得獨立的成功，是值得很慶賀的事情，其實不是這樣的。新加坡打死也不想跟馬來西亞分離，新加坡當初是想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李光耀窮盡種種努力，要成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做了很多的讓步，但是馬來西亞決定把新加坡它踢出去，不要你，你自己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吧。
新加坡以曆史而論，有它自己很獨特的發展過程，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之後，成爲獨立的國家。建國的當天，你可以在網上找到一些視頻，在宣布獨立以後，李光耀在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哭了，李光耀說是他這輩子第一次流眼淚。後面我要講到這個人的特點，這個人塑造了新加坡，現代新加坡是他個人特性的産物，是一個非常奇怪，結合了天使和魔鬼的人物，幾乎是他唯一一次哭，被迫從馬來西亞分開，在記者招待會上當著很多人哭了，被抛棄的感覺，感覺非常的無助，很彷徨，不知道怎麽辦好，不知道這個國家帶到哪去。新加坡當時有一兩百萬人，是一個海島，沒有任何的自然資源，這個國家怎麽生存。如果依靠馬來西亞，作爲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依靠馬來西亞的市場，依靠馬來西亞的自然資源，馬來西亞是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現在沒有了，怎麽辦？在彷徨無助的情況下從一件事情幹起來，使新加坡從一個第三世界的國家建成一個現代化的說不上強國，但是絕對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國家，也是非常富裕的國家，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是全世界前三名，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加坡作爲一個民主國家，政治體制有幾個特色，這幾個特色我原來想重點講一下，有助于理清大家對新加坡的誤解。主持人講到新加坡的時候有很多的關健詞，比如說嚴刑峻法、鞭刑，鞭刑等下我會講到。也有很多人認爲新加坡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是一個專制國家，不光是中國，在國際上也是這樣認爲的，國際主流的媒體也是這樣認爲的。爲了這個原因，新加坡政府跟國際主流媒體，包括經濟學人，包括遠東經濟評論，包括華爾街日報打了不少架，告了他們很多次，都贏，爲什麽都贏？因爲戰場都是在新加坡，都是在新加坡告的。
盡管我們對它有種種看法，我在這裏要強調的是新加坡的體制確實是民主體制，但是民主有它自身的特色，民主也不是西方的那麽一種基于個人主義，基于西方人權保護式的民主，新加坡有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我要強調的是，它是一個英國威斯特敏斯特式的民主制度，英聯邦國家都是奉行這樣的制度，新加坡也是不能自外于英國聯邦，現在英國就是這樣的，大家議會選舉，議會是直選，全民選議員，然後由議會的最大黨，議會的多數黨組閣，多黨數領袖就自然而然成爲國家總理，國家總理組閣的主要閣員也是議員。這種威斯特敏斯特體系和美國的三權分立體系是不一樣的，美國的總統不是議員，美國的各個部的部長也不能成爲議員，議會跟行政要完全分立，但是威斯特敏斯特體系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反對黨的角色非常重要，因爲政府本身的閣員，政府本身的大佬都是議員，你在議會就很有分量，如果反對黨沒有什麽聲勢、沒有什麽勢力的話就很難制約你，這樣就必須依靠反對黨來制約你。這是威斯特敏斯特體系的特點。這個體系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點，比如說像英國，英國的首相每周要到議會去跟反對黨的領袖辯論，接受反對黨議員的質詢，大家各坐兩邊。我在牛津讀書的時候專門進去坐了一天專門看這個辯論。當然接受一般性的問題是沒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是反對黨領袖跟他之間極其激烈的對答，極其激烈的攻防，你連一秒鍾的思考都沒有，一方面是非常消耗腦力和體力的，另外一方面如果這樣一場辯論你能夠把它堅持下來，能做到的話就有很大的成就感。英國元首，像布萊爾、卡梅隆這樣的都是能言善辯，每兩周都要經曆這麽一場非常精彩的辯論。
新加坡也是這麽一套的體制，威斯特敏斯特體制，議員由全民選舉産生的，這個選舉是真的，産生以後由議會最大黨的領袖組閣，新加坡議會最大黨過去是現在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也是人民行動黨，所謂的PAP，向來都是最大黨，從新加坡建國以來，甚至是在新加坡建國以前在殖民地時代，作爲馬來西亞一個自治州的時候也是最大的黨，這個位置從來沒有改變過。新加坡的議會不大，有90多個議席，現在有不到10個議席是屬于反對黨的。這是多還是少，主要是看誰問了，還有從什麽角度來問的，以前只有一兩個議席，很長時間只有一個議席，正兒八經的只有一個議席。新加坡因爲受到國際的批評，有時候是冷嘲熱諷，所以在80年代制定一個法律，說保證反對黨要有3個議席，如果當選選不上的話，根據新加坡現有的體制，如果你選不上的話政府就從得票最多的反對黨的候選人中指定兩個，保證你至少有3個人。但是這個現象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的時候改變了，有一個工人黨，現在如日中天的工人黨，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反對黨，也是非常頑強的反對黨，戰勝了幾個新加坡的明星領袖，包括新加坡最受尊敬的外相楊榮文所在的集選區。集選區是5個人，勝者全拿，要麽5個人全輸，要麽5個人全拿，結果一個集選區拿下5席，就把反對黨的議席數目從1席增加到6席，除此之外還有9個觀禮議員，這也是新加坡政治體制有特色的，叫做政府指定的議員，政府指定9個人，這9個人可能從學界，從律師界，給新加坡社會作出卓越貢獻的人任命作爲議員。
第二方面，新加坡確實是一人一票，他的選舉是真的，投票也是真的，沒有什麽舞弊的現象，計票也是真的，都是經過反對黨人在場監督，一票一票看過的，這個也不難，本來人也不多，本來新加坡有國民身份的人只有300多萬，能夠選舉的也只有那麽一些人，所以選票是沒有錯，都是一人一票選出的議員，在選舉上足以保障民主最基本的精神，絕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每個有合法選舉資格的公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而且新加坡的投票是強制的，你必須投票，如果你是一個成年公民，有選舉資格的公民，如果不去投票就受到很嚴厲的處罰。就這點足以讓我們認爲新加坡還是有民主框架、民主的基本底子。
第三方面，議員是非常的親民，選舉以後不是說高高在上了，新加坡的議員每周都要接見一到兩次選民，就是一整天的時間，有時候他要上班，下班之後一直到深夜兩三點都有的，就在辦公室接待大家的種種事務，而且這些事務體現出新加坡作爲一個小國的特點，大家找議員並不是了不起的自由、民主、人權的事務，而是說我們家的水管壞了，找不到人，怎麽辦？老太太說我老了，沒有人照顧怎麽辦？我跟鄰居打架了，他也煮咖喱，我不愛吃咖喱，我說他他也不聽，就是這些事情，每件事情議員必須給你答複，絕對不會推诿，所以真的是有議員到你家裏換燈泡的，真的有，專門去換燈泡。他們的議員就相當于我們一個村委會，就這些事情他會做，解決你身邊的問題。如果是一些重大的問題，對新加坡選民來講最大的問題是祖屋的電梯要返修了，我們的電梯老停、老壞，怎麽辦，這一片都要返修，議員把它作爲一個國內的大事在議會提出來，國家運行像市政府在運作，對國內的事務來講。盡管新加坡在國際上有影響，實際上是市政府的形式來運作，處理的是人民關心的小事情，比如說總理每年做國情咨文的時候，新加坡國情咨文是總理在群衆大會的演講方式來體現，當然也不是很多人，也是有限度的，我參加過一次。你看總理講的大多數事情是說我們今年要多修兩條地鐵，給老年人增加補貼，祖屋的電梯要返修，在什麽地方要建新祖屋，講的都是民生問題。政府的民主體現在議員跟人民有緊密的接觸。這點也體現在競選方面，一旦開始競選，議員走訪每家每戶是必然的，而且走訪不止一次到一家一戶去敲門，要保證這個選區的人每個人你都認識他，讓他們覺得你是他們身邊的貼心人，要幫他們解決問題的。
我搜集了一大堆報紙，最近新加坡有一個選舉，應該是昨天出來結果的，我沒有看結果。是一個單選區發生了一起桃色事件，新加坡最近發生了好幾起桃色事件。在去年有一個反對黨的議席，（現在反對黨也很危險，6席變成5席）。叫饒欣龍的人當選之後發現他有婚外情，不知道怎麽回事被人家逮住了，在國外什麽地方一起度假，報道之後他本人死豬不怕開水燙，也不回應，也不回來，就因爲這個原因黨派把這個人的議席撤銷了，要重新選舉。大概有9天的競選期，各黨只派出自己的人，行動黨派出了一個醫生，第一反對黨工人黨派出搞金融培訓的女性，叫李麗連，她說話非常心直口快的，好像鄰家大姐說話，經過9天的競選昨天揭曉，結果我還沒有來得及看。競選人要走訪各家各戶，幾乎一天到晚都不閑，反正走訪串戶有時候就是死皮賴臉的程度，不是人家准備好你去，而是你開門，人家可能說“滾，我正忙著呢”，“好，你有時間我下次再來啊”。要當議員的人在路上碰到一個人，會說“你有沒有工夫，能不能給你說幾句話”，要多賤有多賤，就是這麽一種態度，我是見過的，你在新加坡在選舉期間，你也會見到，有大的群衆大會，底下舉著牌子，上邊政客不是特別慷慨激昂的演講，新加坡的政客演講才能一般，不是特別的激動人心，但是這個氣氛非常的熱烈，他們走家串戶競選的時候非常親切，除了給你下跪之外，滿臉的微笑，真的是要多賤有多賤的感覺，這就體現出民主的一方面，競選絕對是真的，選舉也絕對是真的，一人一票也絕對是真的，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說這些並不是說新加坡值得效仿、值得尊敬的現代民主國家，這個民主有自身的特色，這個特色有時候可能成爲一種笑話。新加坡民主爲什麽給人這樣的印象？被人家認爲不太民主的哪些方面有體現？我也要講幾點。
第一點，新加坡的民主制度形成有李光耀極大的印記，當然他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隊，他自己的能力、遠見、性格，對權力極端的愛好，還有極其務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加坡，不光是新加坡的制度，還有整個新加坡這個國家。
李光耀是什麽樣的人，關于他的例子有很多，我幾乎算是研究李光耀的半個專家了，將來准備寫一些東西。據說李光耀身邊給他服務的女性服務員，包括照顧他起居的服務員，他沒有女秘書，都是一些助理、搞翻譯的，甚至是打掃衛生的，首先他本人不跟她們接觸，沒有任何的接觸，第二要定期換，幾個月要換，而換的命令是李光耀本人下的，要防止跟老婆之外的任何女性發生一點點情感，這是他本人要求的，我知道李光耀有很多事情，好的壞的都有，但是李光耀一生之中我從來聽到過一起桃色事件，沒有聽到過他跟別的女性有任何的關系，就算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也找不到他的毛病來，這個人自控到這個程度，對自己自我的要求，但是他對權力的熱切從來不隱瞞。
李光耀是極其務實，也是極其理性、有眼光的人，是能夠把群衆動員起來的人，但是他從來不討好大衆，他認爲自己做對的事情他自己一定去堅持，絕對不是民粹主義者，絕對不討好大衆。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李光耀有一年在群衆大會上，因爲他當時擔憂新加坡的生育率太低，新加坡很多年輕人不找對象，不結婚，他就在一次群衆大會上，相當于國情咨文。李光耀就說你們能找的就找吧，現在年輕人要求太高，不切實際。我聽到很多年輕人說要找一些長得好看的。然後下面一段話非常的精彩，說“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周邊的人，你看看哥哥、姐姐、你的爸爸媽媽、叔叔伯伯，這些人還不就長得那樣，你要求那麽高幹嗎？”哪一個國家的領袖在國情咨文的場合說這樣的話？其他任何國家領袖是說不出來的，其實他是不怕得罪大衆的，因爲領袖某種程度要動員群衆，拉攏民衆，就是應和民粹，李光耀不是這樣的，他認爲做對的事情就口無遮攔、毫不客氣地說。他出了一本書，叫做《新加坡不得不說的硬道理》，他接受《海峽時報》好幾個月的采訪，把他的很多想法講出來。《海峽時報》采訪他的時候有一個經典的對話，《海峽時報》說你引進這麽多的外資，這麽歡迎外資，這麽親近外資，歡迎外國投資者來，你就不擔心他沖擊我們新加坡，導致本地人沒有市場，本地人就無法設計出國際水平的東西，是不是我們的市場被外國擠占了？李光耀說你看看你周圍的人，誰有本事能設計出來？你設計得比人家好嗎？新加坡行嗎？不會有第二個國家領袖敢這樣說自己的國民的，這就體現出他本人非常有意思的性格，他極其冷酷、極其務實，熱愛權力，也極其有眼光，李光耀可以說是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是適合做大國領袖的，新加坡對他來講平台太小，當年獨立出去他爲什麽要哭，因爲他失去了做大國領袖的機會，當時馬來西亞爲什麽把新加坡趕出去？馬來西亞內部有一個選舉，英國殖民者撤出之後馬來西亞的選舉，李光耀差點當上馬來西亞的總理，他不光取得了幾百萬華人的支持，還有馬來西亞人和印度人的支持。馬來西亞相對來講是一個大國，無論是人口還是資源來講，當然不是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其實也是不錯的國家了。他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優等生，學法律的，幾乎每個法律的細節都知道，他從英國回來之後沒有從政，他剛開始的意願不是從政，而是做律師，他開了一個律師事務所。李光耀爲什麽要從政？因爲他的戰友寫回憶錄說我們要不幹，在台上的這幫人實在不行了，會把新加坡毀掉的。他就從政了，本來律師收入很多，飽受尊重的，何必從政辛苦打拼呢？而且也不知道是否會成功。
我爲什麽要講新加坡民主不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民主，因爲李光耀權謀的做法是不符合現代民主社會政客應該有的做法，他的權謀更多體現在法家韓非子權術式或者馬基雅維利的權術式的謀論。在過程當中有一些做法可能也是違反現代民主人權的基本精神。現在新加坡內安法還沒有廢除，內安法可以不經審判拘留人士，當然拘留的是反對黨人士在60年代、70年代采取直接逮捕，關在監牢裏，幾十年出不來，但是他沒有殺過人，政治異議人士被監禁過，但是沒有死刑。再後來，80年代、90年代稍微文明一點，采取的做法是告你誹謗，在新加坡的法律裏面他戰無不勝。
在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很窮，你去群衆大會上見見這些人，很窮，沒有錢，他們做得很辛苦，有時候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我們尊重，他們的錢來自于捐助，不多，而且新加坡對政治捐助是有限制的。另外還要靠自身的工作來支撐，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很好的工作。新加坡的精英階層不大參加反對黨，真正收入高的精英階層都是在執政黨的體制之內的，真正有錢的，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士是不參加反對黨的，所以反對黨人才非常不足。你想想新加坡把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照顧得不錯，如果你參加行動黨，對你照顧得更好，你肯定不願意去反對黨的。所以50萬新元他肯定賠不出來，賠不出來就破産，入窮籍，就不能有正常的活動，就不能搞政治了。通過破産的方式，讓你經濟上失去能力，另外打擊你的人格。通過一系列相當嚴酷的手段來打擊反對黨。
另外，新加坡法治，新加坡的民主和法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說在新加坡沒有民主之前就是法治，法治的發展快于民主，新加坡在意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在法治方面長期以來排第一第二，（當然也要看你怎麽樣去定義現代法治了）。這方面它是當之無愧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要被發現就是這樣子，新加坡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奉行了嚴刑峻法的做法，“嚴刑峻法”這個詞確實不錯，但是根據現代法治來講是錯誤的，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因爲現代法治講分寸，講等比例，違法到什麽程度就懲罰到什麽程度，新加坡某種程度來講你的小違法、輕違法我用重刑來收拾你，就是韓非子、商鞅所主張的用嚴刑來治小過。剛才主持人講到的口香糖，全世界對口香糖不懲罰，但是新加坡就對口香糖懲罰，而且懲罰不輕。口香糖不是吃完在地上踩一腳就行了，或者放在凳子底下。有一陣子新加坡因爲他們被政府壓制得很厲害，沒有渠道去發泄，有一陣子很多新加坡吃了口香糖之後直接塞在地鐵的按紐裏頭，地鐵就無法開了，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社會後果，爲什麽禁止口香糖？是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美國、中國不會禁口香糖，因爲禁止不了，新加坡通過一紙文書，通過立法把口香糖禁止了，宗旨還是保證花園城市的整潔，盡管顯得很無趣，但是極其整潔、極其安全。
還有鞭刑，我沒有見過，鞭刑在網上有一些視頻，這些視頻不是新加坡的鞭刑，而是馬來西亞的鞭刑。新加坡的鞭刑絕對不許拍照攝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看的，只有政府到一定級別的人才可以看，法官、檢察官、政府的法務人員在鞭刑的當天可以看，也有監刑的。我有一個同事在新加坡當過法官和檢察官，監督過很多鞭刑和死刑。鞭刑確實很殘酷，鞭子很細，只有小指頭左右大小，要求打的部位是全身脫光，把你綁在木頭架上，腿腳都綁住，打的部位上下只有這麽塊，就是說只能打這一塊，每一鞭子都只能打那一塊，不管是1鞭還是27鞭，只能打一塊，皮開肉綻，連骨頭都有出來的時候，而且爭取一次打完，除非你暈到。但是第一鞭下去立刻皮開肉綻，你一輩子都不想第二次體驗這種刑法，這個東西真的要打下去的話你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就兩寸的地方，多少鞭都在那一塊，有一個傳說打的就是同一個地方，第一鞭就皮開肉綻，第二鞭打的是同一個傷口，你會永遠記住。所以還是很有效果，這個鞭刑不想放棄。這個鞭刑並不是學習中國的，其實中國過去酷刑是沒有鞭刑的，我們有打棍子、打板子，但是沒有鞭刑。鞭刑其實是英國很久以前傳下來的，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對英國的犯人實行這樣的制度，現在英聯邦的國家，英國、馬來西亞、印度都有鞭刑，印度不太用了，但是新加坡還是頻繁的使用鞭刑，而且跟其他刑結合在一起，連坐牢不算，該打還是要打。
比較有名的鞭刑，美國人16歲的小夥子在新加坡亂塗亂畫，在車上亂塗上類似“我到此一遊”的架式，所以中國人到新加坡要小心，如果你寫多了就真的是鞭刑了。窗戶上寫著“誰誰到此一遊”，這個美國小夥子塗了十幾輛車，被抓了之後被判6鞭，美國總統克林頓親自寫信求情，美國社會都在譴責新加坡，美國政要訪問新加坡，希望把這個小夥子放出來。在美國來講亂塗亂畫算什麽啊，我在美國住了四年的時間，亂塗亂畫很正常，其實美國很多地方很髒的，居然爲了這個要打鞭刑，新加坡政府說鑒于美國總統親自求情，從6鞭減到4鞭，打還是打了，回去之後杳無聲息，沒有任何的消息。國際上這種事情要報複的，作爲報複，美國當年杯葛了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在新加坡舉行，關于APCE （亞太經貿合作組織）的會議在新加坡舉行，當然美國這樣做在外交來講很正常，國家元首以外交渠道出面，你沒有答應我的要求，我要報複，這個是很正常的。這個是嚴刑峻法的一種體現。
一個原因是整個新加坡國家是一種危機意識，是島國，雖然主體是華人，但是不像香港、澳門、台灣算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支撐，全靠自己活著。所以這個國家有危機意識的，人民也有一個危機意識，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要有團結的國家，才能衆志成城，共同生存。
還有一點是符合人的心理特點，新加坡人民生活已經不錯了，新加坡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要保障一定的就業率，最重要的是居者有其屋的制度，人人都有房子住，而且這個房子也不差，你去新加坡看一下組屋，比深圳一些居民房還要好很多，比平常我們老百姓住的居民樓要好很多，保障所謂的要居者有其屋，每個人要有住的問題，而不是廉價房，不是公租房，而是真的有産權，你買下來了，家家都有房子，而且是買下來的。再加上物價也不是很高，新加坡的物價我覺得比北京的物價要低，你生活環境也非常好，國家也非常的安定，你已經有很多的既得利益，每個人有一定的既得利益，如果有這些之後對其他並沒有什麽特別多的想法。這幾年人民對政府越來越不滿意，原因也不是民主自由的原因，而是這幾年外來人口大量湧入，當然主體是中國大陸人，大量湧入之後新加坡承受不了，物價有所上漲，房價上漲，當地的新加坡人在過去政府給剛畢業的年輕人買組屋提供補助，保障你有房子住，現在組屋的價格也上漲了，對這個社會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大家就把怨氣發泄到執政黨身上，人民行動黨引進新移民，給我們生活弄得不是特別的爽快，人民行動黨受到壓力之後，尤其是2011年大選失去5個席位之後就開始改變政策，開始縮減移民，現在已經收得很緊了。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民選政府回應民衆的方式。
這是民主體制的幾個特色，不是特別的積極方面。
下面我簡單講講我個人感覺新加坡的民主對中國的一些啓示。有一些啓示可能是假的，只是我個人的感受，這些感受也不見得完全是對的。
第一，包括新加坡、台灣在內，作爲華人的文明、華人的素質不適合民主是不准確的，台灣的民主相當成熟了，發展勢頭相當好，新加坡盡管有專制國家的名聲，但是有基本上民主的框架和民主的基本底子，而且新加坡還保留著非常深厚的中國文明，一些古老的習俗，在中國經過文化大革命等社會運動破壞的民俗在新加坡都能見到，作爲一個華人社會也是一個民主社會，華人社會不見得不能夠實現民主。
第二，新加坡的經驗也表明把民主和法治結合起來是能夠做得到的，而且最好也是把民主和法治結合起來，甚至要法治優先，力求先有法治，在法治的框架之內我們才能保護民主，法治比民主能夠更好的爲人民帶來福祉，更好地去保衛每個人的權利，更有利于你去創業，更有利于你去自我奮鬥。法治絕對不能放棄，也絕對不能忘記法治。
第三，新加坡的經驗說明在現代民主的框架之下也不見得做不到一黨長期執政，人民行動黨多年一黨長期執政，還是那句話，新加坡還是一個民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說執政黨只要你能夠做好，比如像新加坡那樣子，真的是民主選舉出來，你能夠吸引到精英人才，新加坡絕大多數精英人才都是在執政黨內，只要吸引到精英人才，只要能夠親民，爲民生著想，在民主的框架之下一黨長期執政也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新加坡這幾次大選失去幾個議席表明，一個黨高層的官僚長期與社會脫節，在位時間長了有可能失去人民的心，雖然人民行動黨長期以來做得不錯，但是2011年的大選說明人民行動黨很多官員已經不接地氣了，你要競選，你要去親民，也要到街頭拉票，有時候說的一些話很可笑，很愚蠢。新加坡的部長待遇是全世界最高的，1百萬新元以上，最基本的是1百萬新元以上，2百萬新元也有的，1百萬新元是什麽概念？相當于人民幣5百萬，還不包括其他的待遇。總理是260萬新元，總統是300萬新元。這樣子的待遇能跟一般老百姓比嗎？不能比的。
今天我用這點時間講講我的認識和我的觀點，很願意跟大家溝通和互動。謝謝！
提問：我現在對新加坡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在一般的東亞模式來講，是威權政治統治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像韓國的樸正熙時期，還有台灣的蔣經國時期，像新加坡目前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尤其像2011年、2012年人民行動黨遭到選舉的沖擊之後，它的政治體制模式會不會也隨著東亞模式那樣由威權統治慢慢過渡到民主的方式。第二個問題，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有很強的李光耀個人印記在裏面，百年之後，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法治會不會因此而得到改變？而且包括人民行動黨地位會不會因此受到沖擊？第三個問題，我們在中國大陸也都知道，中國大陸官方非常推崇新加坡模式，包括組屋政策，包括某些制度，我跟某一個大學院長有過交流，大部分法學家的意見是法治先于民主制度，法治先于民主，新加坡經驗對中國大陸新一屆領導人來講有沒有進一步的啓示？
王江雨：這三個問題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關鍵的問題，謝謝給我一個機會展開談一下。
第一問題，關于東亞模式和新加坡的模式問題。新加坡其實是稱之爲東亞的威權模式，但是和韓國、台灣都有一點區別，新加坡一開始還是有一個民主的基本框架。韓國和台灣的轉型對現代中國大陸的轉型有著更爲貼切的影響和意義。韓國在70年代樸正熙時代，還有台灣在“兩蔣”（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稱之爲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國家很嚴酷，鎮壓手段很多，嚴刑峻法、專制程度甚至比中國大陸還嚴重。但是韓國和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實現了民主的轉型。根據我的觀察，這兩個地方我常去，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到現在已經完全是在正軌上了，發展得不錯。這點學術上早已經有蠻不錯的研究了，威權體制，尤其是亞洲，基于開明領導人，基于強調經濟的領導體系，以一個願意去發展經濟的領導人爲核心，在專制的框架之下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經濟高速發展之後社會勢必出現轉型，爲什麽會轉型？這個轉型是必然的，也是學術研究很多的，包括世界銀行的一些研究，還有日本一些研究，這些社會轉型是必然的。因爲這種模式面臨自身不能克服的危機，一個是貧富的急劇轉移，另外一個是中産階級的欲望幅度擴張，中産階級不一定增長得那麽快，但是他有一定的財富之後，有一定的地位之後，他對政治權利的要求，這種期待很高，這種是人性的必然，韓國、台灣都是這樣的。中國大陸我們看看網絡，微博的呼聲也會發現非常明顯。社會流動性也增強了，而且現有的體制對腐敗不可以控制，這些危機必須通過轉型來實現，台灣和韓國成功過這一關，盡管有一些流血事件，但是台灣、韓國成功過了這一關，實現了轉型，就文化、民族性格、社會結構而言對中國大陸具有重大的啓示意義。
新加坡一直處在不軟不硬的情況下，因爲它的選票，其實人民行動黨取得政權一開始是取得民主選舉出來的，而不是韓國、台灣用軍事獨裁的方式取得政權。李光耀一開始取得選票取得政權之後，建立一個極其強勢的政府，濫用行政資源建立極其強勢的政府，但是民主框架一直都在。新加坡需要轉型，比較自由派的觀點認爲新加坡轉型是放松控制，我們這個民主的框架還在，不需要修改憲法，不需要對國家體制有大的變動，在現有的體制之下行動黨給反對黨一定的空間，讓反對黨慢慢成長，不要這麽強勢。如果能轉型，就不會這麽劇烈，而且新加坡確實是轉型，這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爲李光耀先生已經不當政了，把政府重要職務卸下來了，不光下代人有不同的看法，另外他兒子的性格跟他大不相同，李顯龍是一個好人，是非常溫和的人，這個工作他不一定願意幹，但是他是非常溫和，他是一個長者，他沒有這麽狠，也不是貪戀權力的人，就個人來講是受尊敬的人，如果在他主導之下的轉型可能不那麽殘酷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這點在新加坡已經有很多的討論了，確實是非常嚴肅、認真的問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鑒于這個國家在創立和發展的過程當中都帶有他個人極大的痕迹，他個人幾乎是單槍匹馬塑造了社會的特點，他之後的新加坡還能不能繼續維持下去？還能不能做得這麽好？很多人擔憂，李光耀本人也有擔憂，李光耀有一個話，“我走之後如果新加坡變壞了，我會從墳墓之中站起來”，很多人很害怕，因爲新加坡有點迷信。（笑）另外一種說法，鑒于新加坡建立了這麽一套制度，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個制度會繼續發展，再完善，可能會根據現狀進行調整，但是這個現狀會繼續維持下去。現在面臨的問題，如果新加坡是多元社會，就沒有什麽區別了，因爲是多元社會，就像美國那樣是多元社會，誰當總統大局不變，但是新加坡政府太強勢，一黨確實太獨大了，李光耀創立的黨，這個黨沒有了他以後怎麽發展？尤其是面臨危機的情況下，如果面臨未來危機的情況下人民行動黨向什麽方向演變？成爲什麽樣子？說不准。當然政府的主流觀點，宣傳性的觀點是我們還會繼續繁榮昌盛，現有的制度還會繼續堅持下去，但是改變會勢必發生的，但是他不會亂，不會亂的最根本原因是大多數人民都有財産，而且有相當的財産，有産權房，有儲蓄，有車，有工作，你肯定不想要亂，所以社會的經濟條件已經決定不會出現動亂，但是政團在分化和組合，這是必然的。
第三，法治的影響，我是這樣想的，我是學法律的，但是我並不是法律迷信者，本人在法律之外涉獵了很多，比如說對國際關系的曆史愛好。法治要成爲最大公約數，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不管是普適自由派還是本土民族派，都應該對法治抱有堅定不移的精神，因爲法治保護每個人的利益，法治本身不帶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而且在法治的基礎上你做什麽都有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無非要求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幾個要素，法律要適用于每個人，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法律要透明，不要搞內部精神、內部文件，每個人都要知道，法律要穩定，不能朝令夕改，法律要合理，不要給人民施加不合理的義務，而且要有獨立的第三方仲裁，要有一個獨立的司法，這些東西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色彩，法律獨立在社會已經成爲禁忌的話題，可是真的禁忌嗎？在任何情況下，你跟你的朋友吵架，如果兩個人不能通過友好協商來解決，一定找中立的第三方來解決，這是基本的常識，有關聯的第三方是不行的，一定要獨立的公正的第三方來解決，對法律的討論不應該是懷疑的，是中性的，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色彩，不帶有偏向性的色彩，如果民主和法治能齊頭並進最好，如果限于一定的曆史條件，法治一定要加強，而且法治方面不應該有疑慮，不應該成爲爭議的話題，就跟人要吃飯一樣，你天天要吃飯，天天要上廁所，不能成爲爭議的話題。
主持人：他剛才到中國大陸提倡學習新加坡，包括廣東、深圳，非常提倡學習新加坡的模式，你認爲新加坡目前這樣的法治模式是否值得中國大陸學習？有哪些值得借鑒，有哪些值得摒棄的，有一些需要加以分析再吸收。
王江雨：新加坡有大模式，還有小的模式，大的模式是政治體制、民主法治，這個大模式我覺得中國學不了，中國是一個大國，新加坡是比海澱區還小的城市，是一個城市，是沒有中央和地區的區分，而且熟人社會，相互認識，也不能特別亂來，是領導人也不能亂來，你在熟人環境裏面，最有權勢的人也不敢太亂來，但是新加坡的種種小模式非常值得借鑒，凡是按照規則來，做事情非常敬業，社會管理的模式，政府在民生議題上操作的細膩手法，願意與民分利，願意把錢拿出一部分跟大家分享。舉一個例子，新加坡人在80年代、90年代感覺非常好，因爲新加坡政府那時候從第三世界國家爬到第一個國家，有了大量的外彙儲備之後，新加坡拿來幹什麽？修遊泳池，社區中心等一些生活設施，還有修地鐵，就像我剛才去的時候空空的，一般人講我很享受，沒有那麽擠，沒有那麽艱難啊。然後利用貨幣政策保持一個低物價水平，每個人都覺得受益了，他們願意與民分利，這種模式當然值得學習的。你3萬億外彙幹什麽？放在美國擱爛了，是否拿出來進行大規模的民生事業的建設。這些錢，新加坡政府拿出來跟民分利，而且做了，這種模式非常值得借鑒。政府在民生議題上的處理，每個單位、每個公司的敬業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在法學院，大家相處非常的文明，非常的舒服，但是碰到公事都是丁是丁，卯是卯，只要在委員會討論，大家討論都是從公心出發，都是從這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最後得出相對合理的決定，哪怕是兩個很好的朋友，在討論的時候也是可以針鋒相對的，當然這個針鋒相對也是文明的，會議完之後照樣可以談別的事情，就是這種小到基本的敬業精神。我回國之後感覺差別很明顯，香港在這點做得很好。
大的政治模式，新加坡的法治應該值得借鑒，也有借鑒的部分，但是要采取新加坡的模式來強制政府事事都管，中國做不到，但是有很多小的地方可以學習的，尤其是社會管理和做事方式，政府對民生的重視，他願意適可而止，願意與民分利，而不是爭利，這點值得學習的。
提問：您好，我提的問題是這樣的。你在國內生活這麽多年，而且在海外有很長的經曆，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觀點，在好多年前我們國家非常流行的觀點是什麽？人民素質決定論決定我們國家不能實現民主，後來這個論調被港澳台、新加坡國家推翻了，華人是可以搞民主的，現在這個論調不流行了。現在流行的是一些權力的傲慢、貪婪、拒絕改變、不接地氣的論調。我以前比較推崇新加坡的治理方式，我們這個講台上很多專家大部分回答是你不要用一個小國家和大國家相比，沒有可比性。我認爲他是在回避一個問題。我想問的是素質決定論使中國不能實現民主，但是現在大小決定論不能實現民主。我們的文化祖宗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基本的素質和理念不存在大國和小國的問題，不能說低素質是小國，而高素質是小國，這樣一種排斥是我們文明不能長大的表現，或者說大國顯示出小境界、小心懷的表現，麻煩你對此進行評論。
王江雨：這個問題很精彩，你自己本身也做了精彩的評論，我基本同意，我是不同意民主是素質決定論，你也說得很精確，這是回避問題的方式。所謂素質決定論在我看來是一種忽悠，回避問題的本質，民主其實沒有那麽複雜，不是造航天飛機，不是我們法律裏面很複雜的案子，基本原理比我們簡單的法律糾紛而簡單，就是多數人投票，多數人意見來決定，這個是很簡單的問題，只要你不是傻子，有行爲能力的人也知道過去根據地的時候還用石頭、黃豆來投票，只要有自己的本身利益需求就知道怎麽做。民主更爲細節的操作，比如說可能在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在憲政和法治方面需要一些專家來做，但是民主本身沒有那麽複雜。素質可能體現哪些方面？比如說美國剛開始實現民主的時候，在殖民地時代也是吵吵亂亂，髒話亂飛，很不文明，成立美國之後有一陣子也是這樣的，但是現在看美國和英國說話很文明，台灣和香港也是這樣的，素質低可能體現在打架，男的、女的很不文明，亂抓亂扭，亂踢亂打，這個是素質的體現，但是這個不能改變民主的本質，多數人選票，多數人選舉政府，我們選舉出我們的政府，來帶領我們管理國家，我們再監督他們，如果我們認爲不合適就選下去，民主的基本原理很簡單，民主跟素質沒有關系，只要你不傻。有一些需要素質，有一些東西不需要那麽高深的素質。大小的問題，我前面回答過了，不能泛泛而言學不學新加坡，大或者小，而是要看具體的事情，具體看，值得學的地方很多很多，不應該學的東西也不少，不能泛泛而論，要就事論事。
提問：王老師，非常高興聽了您的講座，又風趣，又幽默，受益很多，我是深圳市民間草根的社會組織一員，現在新加坡政府資源很豐富的國家，對民間的社會組織，公益社團、公益機構怎麽來運作和管理的？現在香港有一個義工所負責，深圳建設志願者之城，都是提倡溫暖社會，新加坡國家這麽富裕，是否有社會組織的必要和基礎？如果有的話是怎麽來支持這塊的？能不能給深圳這塊有什麽樣的建議或者有什麽樣的借鑒的東西。
王江雨：我首先向你表示致敬，我覺得中國社會要多元化發展，尤其要向真正自由的繁榮發展，必不可少的是來自草根階層，來自民間的社會，你做的事很有意義，有很多參與民間活動的人士，其實他們自己的本身都是精英人才，但是願意做這樣的事，這點讓我非常感動。一個例子是我大學同學，現在是在北京做公益律師，他願意做商業律師的話是年收入幾千萬的商業律師，他一開始選擇這個事情，他絕對是一流的人才，所以我對你們抱以莫大的敬意，比我們這些誇誇其談說幾句話走人的貢獻大得很多。
你講的問題，新加坡又體現出很意思的一面，新加坡對民間組織、民間社團，六個字：不支持，不打壓，我不會用政府資源來支援你，但是你的發展符合法律，也不打壓你，憑著你自己的能力去發展。所以新加坡民間社團很多，但是沒有做大，因爲政府在很多方面國家和社會是合一的，國家做了很多社會的事情，比如說對弱勢群體的幫助，很多政府就來做了，舉一個例子，中國一個工人罷工，在新加坡碰到這個事情第一個找人力資源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是一個政府部門，就像民間社團那樣，找你的雇主幫你談判，協調，幫你解決問題，功能方面像民間組織了，政府在某種意義來講也是一個新加坡最大的民間組織，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效率高，不好的一面是擠占了真正民間組織的空間。基本的政策是“不扶持、不打壓”。
提問：王老師，你剛才講到有關民主的現象，現代社會的現象。你是法律專家，我想就法治的問題跟你展開更深入的探討。剛才聽衆也問到這個問題，是法治在先還是民主在先的問題。按照現代民主的概念，一定是民主在先，民主憲政在先才可能談起法治，不然法治是無根的，一定是全民確立了民主憲政的體制，這個憲法體制之後才研發的細節法律問題才成爲法治，否則這個法治是一種空談，是無根無物，所以必須要有民主憲政奠定法律根基。法律專家一定要從本質上深究到底，讓大衆沒有任何的誤區才能知道它法治深根于何處。請你展開一下這個話題。
再一個你談到韓國和台灣所謂的威權轉化爲民主現象的時候，請你也談一下韓國和台灣是憲政在先，所謂威權只是在他當時的非常危難時期內所展現出來的管制措施，面臨生死存亡的情況下所采取的模式，這個模式並不代表是專制，是任何民主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可以采取強制措施，爲維護這個體制的安全。台灣的憲法、憲政在大陸都已經奠定了，在二次大戰剛結束就已經通過了全民按照法律程序所奠定的民主憲法，是在民主憲政之下的鑒言，並不是一個專制，請你做一個深入闡釋。
王江雨：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民主和法治哪一個在先的問題？我本人是實用主義者，我覺得能做一個就算一個。在學理上確實有必要，因爲我作爲學者，在學理上有必要把這個問題辨析清楚。法治發展曆史來看，是法治先于民主，這點沒有錯。英國法治早在大憲章時代就開始生根發芽了，當然這個法治也有基督教思想資源傳統，但是世俗化的法治可以說現代法治的發端是英國的大憲章，大憲章時代是遠遠沒有民主，是國王與貴族的時代，那個時候的法治是國王和貴族鬥爭之間而産生的，早在英國沒有産生民主之前，在歐洲不少國家也是這樣的，法治産生于民主之前。法治爲什麽會産生？法治本身不能夠規則式、投法不能自治，規則如果沒有背後支撐的力量，規則本身不能獨自運行的。背後支撐的力量，這位先生講的是要有民主憲政之後才能有法治，我理解你所說的話，因爲光是規則本身，沒有背後的民主憲政支持，規則本身是難以持續下去的，我堅決同意的。但是民主和憲政是兩個東西，在概念上，在學理上一定要把民主和憲政要區分開了，民主和憲政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民主不是憲政，憲政也不是民主，這兩個結合起來，現代的西方國家是民主憲政的國家，但是不等于說民主和憲政是同一個東西。
法治在發展過程當中，在歐洲的産生，曆史源頭，背後的支撐力量是分權，不是民主，在大憲章時代英國和國王貴族之間通過打仗，你把我抓起來，通過逼宮，達成大憲章，這個是法治的開端，基于兩個勢力相等的集團通過分權而産生的，因爲分權産生監督。分權産生兩個後果，一個後果是認識到我們兩個打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制定一套規則，我們之間的互動要制定一套規則，這個是法治的開端，不是通過民主而産生的。另外一個後果是分權就産生了監督，我們制定規則之後，我們的力量相當，可以相互監督，規則是否有得到執行，這個是法治的開端。我作爲一個實用主義者來講法治很重要，不管是什麽樣的方式，只要讓法治得以建立、完善、維持都可以，民主憲政也可以，分權等其他方式也可以，我絕對不會反對民主憲政，我會鼎力支持。這個討論是學術討論。
這個討論在現代的中國，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問題，當作一個很原則的問題去進行激烈的爭論，就會模糊焦點，在當前的中國，民主和憲政齊頭並進，能做什麽就做什麽，而且這兩者之間是相互聯系的，比如說在基礎民主實驗的過程當中自然而然考慮到法治，我們要制定一套規則大家共同遵守，這個是法治的思想。而法治，建立法治的過程當中也要考慮尊重人民的意願，我前面講到幾個要素。這兩者從務實的角度來講是齊頭並進的，盡管對這個問題我是學者應該要研究它，但是我覺得把它不應該當作一個嚴肅的學理問題來展開大討論，它會模糊的焦點，會妨礙我們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所以不如齊頭並進，能做什麽就做什麽，這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聯系、相互加強的。
韓國和台灣的例子，你說已經有憲政的框架，這種是紙面上的東西，不能當真，紙面上的東西不是真正的憲政，而是紙上的憲政。台灣我常去，很熟悉，我台灣的朋友也有很多，學者也認識很多。你去問一下台灣任何學者，他都會告訴你，在戒嚴時期幾萬人失蹤，到現在找不回來，台灣讓人感動的一點，他們不怎麽追究這個，警衛司令部到大街上拉一個人進去，這個人就沒有了，比中國大陸現在還慘，比現在還可怕，如果有憲政框架怎麽會産生這樣的情形？樸正熙是韓國偉大的總統，在經濟方面取得極大的成就，通過濫殺無辜，監禁異議人士，把自己搞成終身總統，這怎麽是在憲政的框架下産生的？我不認爲台灣和韓國當時有憲政，有也只是紙面上的東西，真正民主憲政的實現是轉型以後産生的。我相信只有真正的背後的社會力量推動之下才能實現的，光憑紙面上的東西是實現不了的。
提問：王老師，你好，我的觀點是我對威權過渡到民主是認可的，這是我盡最大的努力推動的通過，不管是世界歐美國家、韓國、台灣等一些國家，大部分是威權到民主過渡的，其實威權不是說一無是處，威權對集合整個社會的資源、能力、物力是有好處的，民主是懶散的。像中國，在幾十年中瘋狂的建設，我不贊同瘋狂的建設，但是現在已經存在了。如果中國有序的過渡到民主社會，這個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幸運，但是我不是很樂觀，所以靠大家來推動。謝謝！
王江雨：你說得很好，我覺得每個人的一點一滴去努力，包括草根民間組織。今天有這麽多人來聽，積極的參與，這些都是萌芽，都是火花，善、正義、良心都存在每個人的內心之中，中國人的社會，盡管這個社會有種種糟粕，有種種的“大醬缸”，但是這個社會是正面向上的社會，大家還是追求好的生活，追求向前發展，大多數人追求的東西都是正面的東西，有好的事業，把我的家庭照顧好，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你追求的是這些東西。而且我們是一個生産性的民族，不是掠奪性的民族，這個民族主體是相信通過辛勤的勞動，盡管很多人不是通過辛勤的勞動，因爲體制的原因，靠盤剝別人，靠貪汙，但是大多數人相信通過辛勤勞動是能做到的，如果抱有這方面的信心，這是善，這是正義的火花，彙集起來是能夠讓我們的生活得更好，尤其是現在我們很幸運地實現了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對接，傳統不太好的東西被西方好的東西制約了，西方不太好的東西用傳統的東西制約了，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爲曆史大局是阻攔不住的。
提問：王老師你好，今天我的感覺就像主持人講的你講得太少了，太可惜了。我在下面聽了一下，讓我想到法國有一位老先生講的地理決定論，從西方文明來看古希臘，然後古羅馬，再到1215的大憲章，這一路走過來。從東方來看，秦始皇，首先是中央集權政府，再後來我認爲是集權下面的封建，並不是簡單的封建，一路走來按照地理決定論，人也有命運，國家也有國運，我想問一個問題，中國人有一個觀點“富不過三代”，從國家層面來講，有沒有好的想法和建議？
王江雨：你的想法火花很多，地理決定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科學性，地理決定論也並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在全世界各個民族，不同民族的分布以及不同民族的性格會發現，地理對民族的個性，民族的文化，對你國家的政治制度有相當大的影響。舉一個例子，中國和歐洲很大程度上因爲地理所決定的，黃仁宇這樣嚴肅的曆史學者也認可這個觀點，中國爲什麽要實現大一統，實現郡縣制，其實中國的地理條件很複雜，多山地，而且中國被不同的河流、山地分開，南北東西語言不通，爲什麽要建成一個大一同國家，跟地理有很大的關系，黃河要治水，如果分段治理誰也活不好，必須要有大一統國家。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說歐洲爲什麽能夠産生現代的一些文明法治，現在看起來不錯的東西，也跟地理有關系，而且經過無比慘痛的經驗得來的，是打了幾百年之後才出來的，歐洲是分裂的國家，要相互打架，要發展軍事技術，發展軍事技術就能夠帶來科技的發展，要吸引人才，在政治方面要開明，隨之法治人權等很多因素産生和來源很痛苦。
我不完全否認地理決定論，但是地理決定論在現代社會從全球化的時代來講，地理已經沒有意義了，從17、18世紀之後，西方開始殖民之後地理已經沒有意義了，比如說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現在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決定的呢？不是沒有因素，是有因素的。但是當全球化時代以後，已經是地球村時代了，地理不是過去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我這片地方，一個縣的人甚至一個村的人互相交往，在交往之中形成性格，不是這樣的。大家相互影響太多了，當然現在西方是強勢文化，地理決定論現在在地緣政治上稍微有意義一些。比如說印度洋還是最重要的戰略基地、戰略通道，這個說法更有意義一些。
第三個問題是國運，這個東西我有時候也願意提一兩句，作爲一種助興的方式說，但是我不相信命運的說法，國運即民運，要靠自己的努力。所謂的“富不過三代”的說法，不能運用到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富了多少代還在富，歐洲富了多少代還在富。其實過去“富不過三代”的做法跟中國傳統上的“富不過三代”，歸根到底一個問題，我並不是制度論者，但是“富不過三代”我還是願意把它歸根到一點，制度問題，沒有完善的産權保護體制，沒有現代商業交易，沒有現代商業信用，你積累下萬千財富，一抄家就沒有了。或者官府用種種手段把你的東西沒收了。“富不過三代”的原因還是跟缺乏産權保護體制有問題，所以這不是一種命運，國家的命運還是要靠我們的努力。
感謝作者王江雨授權新加坡眼分享本文。歡迎關注南洋法雨微信公衆平台（微信號：CN-SEA），查看更多關于東南亞法律與政治方面的精彩文章，以及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深度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