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習近平主政以來，“反腐”成爲中國政治的“新常態”。除了打破中共曆來“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潛規則，調查止步于官員死亡的困境，也正在被逐步打破。
元旦過後，中國媒體報道中組部辦公廳下達了一份關于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員幹部非正常死亡情況的統計通知，要求各單位填報官員死亡詳細情況，包括非正常死亡黨員幹部的姓名、性別、年齡、職務和死亡原因，尤其是關鍵細節，如患有抑郁症、工作壓力大、家庭矛盾及涉嫌違紀違法等。如果是自殺的話，還要求填寫自殺地點和自殺方式等詳情。
對官員死亡原因的深入調查，普遍認爲是中國高層對腐敗調查的進一步深入。也有觀察家認爲中共此舉是爲更高領導層提供准確的數據，以觀察十八大反腐以來對中國整個官僚體系的震動程度。如果這一震動還在中共的承受範圍之內，那麽反腐還將繼續深入，如果反腐力度可能危及整個官僚體系的運轉以及中共的統治，反腐運動可能出現轉折。
從反腐的角度來說，對自殺官員的深入調查是有必要的。
根據已報道的案件，中共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件在2014年達到72起，平均每個月發生六起，數量驚人。在這些自殺事件中，患精神抑郁、死因不詳或在調查中、涉案嫌疑或嚴重，成爲死亡原因的前三甲，可見涉及腐敗的確是官員選擇自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其中不少人是在調查初期或者審查進行中自殺的。
爲什麽這些官員甯可選擇自殺也不願意接受審查或者被提控的命運？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犧牲我一個，幸福一家人”。從已查出的案件可知，腐敗很少是個人行爲，往往涉及家族、妻子兒女、部屬同僚，甚至被稱爲“窩案”，牽連甚廣，一旦受查，波及和受創面非常大。這樣的結果已經超過很多腐敗者的承受能力。
在司法上，由于刑訴法規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死亡，訴訟就會終結。這就意味著，貪官自殺後無法進入法律程序。因此，自殺不但能夠使貪官擺脫巨大的精神折磨，更可以爲兒女親人換來可能的光明生活。正如很多學者所說，在鐵面無情的反腐運動面前，死亡其實是“收益大于付出”的。
由于直接涉案人的死亡，給腐敗調查帶來巨大的難度。案件的進展可能因此擱置，也可能減少涉案的廣度和深度。因此，“官員自殺潮”其實是爲中共的深入反腐設立了又一道障礙。
如果對官員死亡原因的調查和死後追責機制能夠有效地展開，腐敗官員以生命爲賭注向反貪運動進行的最後一擊，就徹底失去了作用和意義。這也有助于日後建立有效的反腐制度。
在官員的死亡原因中，還有近三分之一是“精神抑郁症”，另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因不詳或正在調查中的。對此類案件仍有必要進行深入調查，給百姓一個明確的說法，以平息民間的各種猜測和輿論。
中國老百姓大部分相信中國官場完全類似于《紅樓夢》中對賈府的形容：“賈府上下，除了門口那對石獅子外，沒有一個是幹淨的。”在這樣的社會輿論下，用“精神抑郁症”和原因不詳來解釋大部分官員自殺的主要原因，顯然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與其讓百姓和媒體自行發揮想象或猜測官員“畏罪自殺”，倒不如查個清楚，似是而非的輿論自然會平息。同時，也給那些真的遭受精神抑郁折磨，或者因爲其他原因而不得已走上不歸路的官員以清白。
此外，摸底調查同時也可以讓中共對官員們的真實的生存狀態有清晰的認知。除了面對錢色誘惑，不可否認的是，官員們也不同程度地承受著晉升壓力、問責壓力、關系壓力等等。根據去年11月《廉政瞭望》上刊登的《公務員健康報告》指出，官員在生理上易患高血脂、高血壓、脂肪肝、高尿酸等常見病；心理上，則容易有焦慮症狀、敵意、偏執症狀、精神症狀等。而且，35%的官員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傾向。
這群掌管著龐大國家機器的公務員們，如果均處在身體和精神的非健康狀態，老百姓又如何放下心來把整個國土和民族交給他們掌管？這群身心俱已經受疾病折磨卻又掌控者巨大資源的人群，又如何抵禦強大的腐敗的誘惑？因此，設立對公務員的心理咨詢和關愛機制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機制的建立必須建立在專業的資料收集和數據分析上，對死亡官員的進一步審查，便有助于相關機構對一手資料的掌握與分析。
總之，習近平領導下的反腐運動在力度和廣度上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對自殺官員的審查一方面體現了中共將反腐進一步深推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上層摸清官場的生存狀態，爲完備法制建設，建立貪腐預警和有效的官員選任機制、維護機制提供准備條件。
作者徐李穎博士任職于設在新加坡的智庫隆道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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