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夥伴們注意啦，11月1日起中國正式將醫鬧入刑了！當然啦，我們的小夥伴一定都是遵紀守法好公民啦~~麽麽哒！
醫患糾紛在中國屢見不鮮，近年來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沖突、甚至傷醫事件屢有發生。越來越多的醫護工作者提心吊膽，甚至萌生離開醫療行業的念頭，醫學院招生也愈發困難。是哪些原因導致中國醫患關系日趨緊張，新加坡是通過哪些方法、手段處理醫患糾紛避免沖突升級的？是否有值得借鑒之處？爲此小編專訪了兩位在中國和新加坡均有多年執業經驗的醫生來談一談他們的感受。
====中央醫院兒科陳醫生====
中央醫院內科的陳醫生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八年制博士，畢業後就職于協和醫院，之後通過新加坡衛生部的招聘來到中央醫院工作至今。陳醫生結合兩地的工作經曆，從社會環境、法律制度、醫療糾紛的處理等方面對新加坡眼講述了自己的感觸——
“新加坡的醫患關系如果用一個詞概括，那就是：尊重。在新加坡醫生收入可觀，社會地位很高，普遍受到尊重，只有最優秀的畢業生才有可能進入醫學院。正因爲有了這樣的社會環境，注定了醫生這個職業的精英地位。在新加坡無論是出租車上的司機，還是小攤小販，和他們閑聊如果提到我的職業是醫生時，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豎起大拇指啧啧稱贊，之後也會感慨醫生的辛苦。”
“國內的醫患關系緊張究其根源也可以用一個詞概括：不信任。當醫生提出治療方案的時候，病人會質疑這個方案的背後是否有利益的驅動，從而會去看不同的醫生。目前的這種緊張的醫患關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少數醫生無良或非法行爲的不良影響、媒體報道的輿論導向、醫療制度的不健全等等。病人和醫生的關系，可以說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如此重大的責任下，如果最起碼的信任都已經喪失，其他的就更加無從談起了，這是我們都應該反思的。”
當比較兩地工作環境，特別是軟性環境時，陳醫生說：“在國內工作的時候醫患之間相互不理解，矛盾很大。從醫生的角度，傷醫事件不時發生，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證。而從患者的角度，醫生態度惡劣，投訴無門。而來到新加坡，感觸很深的是這裏法律制度的健全、執行嚴格。這樣既最大程度保護了患者的權益，也給與了醫生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陳醫生表示，新加坡行醫的4年中，她沒有遇到過患者傷醫的情況，也沒有看到一件傷醫事件的報道。
“唯一遇到的一次肢體沖突是一位患者執意要下樓，根據醫院規定，這位患者的病情並不能獨自下樓，護士試圖阻攔，被患者狠狠擰了一把，出現了一些皮肉傷。但是數名保安馬上過來把患者制服了，院方報警後不到半小時就來了很多警察，錄口供，這位患者當晚就在保安的護送下驅逐出醫院。在很多的病房都看到公告：不要對醫護人員使用暴力。新加坡對于傷醫事件：零容忍。”
關于醫療糾紛，陳醫生提到：“在國內，一些醫療糾紛哪怕經過調查判定醫院無責，由于患者屬于弱勢群體，也會進行一些人道主義賠償。但是新加坡的法律卻不是這樣。最近新加坡的當地新聞：一名患者因患急性椎間盤突出導致癱瘓，手術後狀況未改善，這名患者對手術醫生和醫院提起訴訟。經過調查，罪狀不成立，癱瘓是因爲病症本身所造成的，如果沒有做手術的話很可能都無法恢複到現在的狀況，結果患者敗訴。這名患者需要支付醫院以及這名醫生高達54萬新幣的律師費用。國內的法律雖然有其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想，哪怕醫院無責，患者通過訴訟如果都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補償，是否也助長了醫療糾紛的發生呢？”（新加坡眼按：職業醫鬧的出現不也正是因爲“鬧了就有錢拿”嗎？）
新加坡眼問：在保護醫生的同時，新加坡是怎樣保護病人、如何減少醫患溝通中的矛盾？
“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在保障醫生安全的行醫環境的同時，也最大程度保護了患者的權益。這一點表現在醫院對待患者的投訴非常認真。新加坡人以愛投訴、愛抱怨著稱，因此投訴可以說比國內只多不少，而且五花八門，有很多投訴在國內看來甚至是不可理喻。例如，有一位病人經過治療後病情已經穩定，完全可以出院了。但是因爲年紀大了需要有人照顧，可是家人又由于種種原因不願意照顧病人，就去國會議員那裏去投訴。結果國會議員親自給負責的醫生寫了封信，讓醫院妥善解決，不能魯莽地讓病人出院。最後在社工的幫助下，把病人送進了政府養老院。負責的醫生需要給國會議員書面回複告訴處理的結果。還有一位本地年輕的女性患者，醫生在問病史過程中發現她的英文說得不太流暢，于是就好心地問她‘說英文還是說中文更好些’，但是這位患者卻對他進行了投訴，理由是認爲她不會英文這對她是一種侮辱。（這裏需要提供一些背景。在新加坡接受教育用的是英語，因此大部分年輕人都說著很流利的英語，只有沒有受過教育的老頭老太太才使用方言比如說福建話、廣東話。）哪怕面對這樣的無厘頭的投訴，醫生也需要對患者做出一個正式的書面回複以及誠懇的道歉。”
醫療行爲由于專業性強，不充足的溝通非常容易導致醫患之間的誤解，如果因事小而不重視，逐漸就會升級爲不信任和敵對。通過認真對待患者的投訴（即使是無厘頭的），讓患者感覺被重視和安心，以維系良好的醫患關系，也算是“潤物細無聲”的避免矛盾升級的手段吧。現今中國的醫療環境，醫生看診負荷過重，無法詳細向病人進行解釋和溝通，這的確是造成醫患糾紛的一大主因。醫生資源短缺的局面雖然一時難以完全改變，但希望醫改的推進能至少改善資源錯配的狀況（三甲摩肩接踵，社區門可羅雀），讓醫患有更充分的溝通。
====NUH醫院兒科高醫生====
國大醫院兒科的高醫生畢業于上海交大醫學院八年制兒科專業，曾在上海兒科醫院和新加坡KK婦兒醫院工作。在談及醫患關系時，他提到了“患者責任和醫學素養”。高醫生認爲，新加坡人出了名的“kiasu”在醫療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在中國，違反醫囑根本就不是個事兒。在新加坡，患者必須聽從醫囑，否則一旦導致不良後果，可能面臨嚴重的責罰。這和新加坡出了名的“管教嚴格”一脈相承。而醫生因擔心被牽連，也會謹慎行事。
高醫生舉例說，如果醫生懷疑某病孩患有傳染性疾病應留在家中觀察，除了開出醫囑給家長外，謹慎的醫生甚至會抄送一份醫囑給學校。因爲，如果家長不聽從醫囑將孩子送去學校導致學校爆發傳染病，學校必然受到嚴肅處理。而有這份抄送的醫囑，責任就完全在家長，家長無可抵賴甚至可能面臨法律問題。重罰的風險下，自然無人敢冒險。
高醫生認爲，中國在公衆基礎醫學常識教育方面的缺失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他提到不久前發生的一個案例。一位病孩在就醫幾天後出現了水痘症狀，病孩家長第一時間通知了醫院，醫院立即啓動傳染病處理流程，當天即完成對28位曾和該病孩同天就診的其他病孩家長的電話通知，除要求他們留在家中觀察外，也一並解答家長關于觀察和護理的疑問。高醫生說，如果家長沒有通知醫院或者再晚一些通知，波及的範圍可能就無法控制了。
“反觀國內的情況，我認爲公立醫院並沒有很好地承擔起普及健康常識、促進醫患溝通和提高依從性的職責。這與政府投入不足、醫院動機不強都有一定關系。然而，我們時常能看到因爲公衆甚至媒體基本醫學常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惡果：新生兒感染性皮膚剝脫被媒體誤導爲‘暖箱烤死新生兒’；保守治療暫時緩解先天性巨結腸症狀被媒體報道爲‘開價十萬的病被八毛錢治好’；好心兒科醫生因不給患兒靜脈抗生素治療而被毆打……醫院和醫生被公衆‘妖魔化’，反而使虛假醫藥廣告趁虛而入。這些悲劇和鬧劇的背後，其實與公衆缺乏和誤解基本醫學常識有很大關系。”
在新加坡或其他分級診療實施到位的國家，大部分人有相對固定的全科醫生，長時間的接觸更容易建立信任，對患者的教育工作也更容易進行，是值得借鑒的模式和經驗。
醫鬧入刑固然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然而醫鬧只是惡果之一，要從源頭上解決醫患關系的“病因”，需要在諸多方面共同努力，包括提升社會對醫生職業的認可和尊重、公平合理地處理醫療糾紛、提升患者的滿意度、提高全民醫學素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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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龍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