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一直是我們每個人夢中的“香格裏拉”，可它又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概念。幸福是什麽？是財富？是青春？是美麗？還是智慧？世界上哪個國家或城市的人最幸福？
大量的科學研究數據，包括世界幸福數據庫、世界價值觀調查、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拉美晴雨表、歐洲晴雨表等等，居然指向的都是那一小撮城市——丹麥奧胡斯市、新加坡、美國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墨西哥蒙特雷市。你看得沒錯，新加坡的表現名列前茅。
美國非營利科學教育組織——國家地理協會的丹·比特納，在這4個地方花了5年的時間，不但走訪了各路專家，也走進大街小巷拜訪各類市民，在深入研究政策、文化、個人習慣和環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後，寫了一本書《去最幸福的四國找幸福》(Thrive: Finding Happiness the Blue Zones Way，直譯爲“繁榮：藍色地帶路上發現幸福”)。
書中有地産大亨、家庭主婦、律師、教師、首相、商人、造酒者、脫口秀主持人、垃圾收集者……的人生百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認爲自己現在很幸福，並相信未來5年會更幸福。
盡管4座城市的風格迥異，但通過對其文化的深度剖析，比特納在5年後成功描繪了4幅幸福的肖像，在每一個大洲上都找出了別樣的幸福感。在他看來，幸福城市應該具有以下關鍵詞：寬容(宗教、文化、性傾向都應該被接納)、安全、地位平等、社會聯系、收入穩定、居民有個人目標。
▲丹麥奧胡斯市夜景，這裏的居民可以方便地前往附近的大海和周圍的農村
“我每周只工作21小時，一年賺8萬美元。我開的是梅賽德斯-奔馳，每年都帶家人去希臘旅遊。”這位戴著紅色方形框眼鏡、穿耐克跑鞋的男子，戴的手镯上面寫著“世界上最美麗的垃圾工人”。
在諸多調查中，丹麥人的幸福指數永遠排在世界前列。比特納在丹麥發現隱藏在數據背後的真相——丹麥關注個體聲音，從而引發公衆討論、建立共識，人民因此被賦予權力；丹麥各個階層之間的差異很小，其安全感來自于一個強大和覆蓋面廣泛的社會福利網；丹麥人依照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工作，而絕非僅僅是爲了賺錢謀生。
奧胡斯市雖然是丹麥第二大城市，但其常住人口只有30萬，居民可以方便地前往附近的大海和周圍的農村，讓此處看起來更像一個鎮。奧胡斯市居民68%的收入都用于納稅，但是他們非常樂意這麽做，因爲他們知道得到的回報將是——免費醫療、免費日托以及孩子將得到最高質量的教育。
小城雖小，文化力量卻大，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城中有各色充滿活力的人文景觀，存在多種多樣的宗教信仰，人人都有值得信賴的朋友、興趣愛好和屬于自己的社區生活。
“我們認爲，富裕的人並不一定是很有錢的，”奧胡斯一所學校的校長喬根·卡爾森告訴比特納，“大自然、有其他人的陪伴、能夠享受一本好書的能力，擁有這些的人才是富裕的人，而且他們對所獲得的這些都心存感激。”
42歲的簡·哈默是個垃圾收集工人，但他是“富裕”的人，雖然不是很有錢，卻過得很舒心，也受到尊重。哈默生活在奧胡斯市，他結婚15年，有3個女兒。每天淩晨3點，鬧鍾准時響起，他起床後吃個烤面包配兩個煎雞蛋，再加杯咖啡。然後，他穿上火焰般明亮的橙色工作服。4點鍾，他已經開著一輛高科技垃圾車，像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員一樣，盯著閃爍的按鈕和監視屏幕。在59個垃圾站點，他都會跳出駕駛室，帶著土撥鼠般的熱情收集垃圾。“我甚至什麽味道都聞不到了。”他深呼吸著，汗水從他的連衣褲中滲出。
比特納是在早上6點鍾在酒店後邊的巷子裏遇到哈默的，他正在把大垃圾桶裏的垃圾往垃圾車上倒。他真誠地向比特納問好，讓人一眼就看出，他是個好人。他拿掉髒的棉手套，和比特納握手。後來，比特納和他一起坐進了駕駛室，在丹麥朦胧的清晨一起談論這位普通工作者的幸福生活。
“你不可能找到比收垃圾更好的工作，”他告訴比特納，“我每周只工作21小時，一年賺8萬美元。我開的是梅賽德斯-奔馳，每年都帶家人去希臘旅遊。”聽到這裏，比特納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哈默，這位戴著紅色方形框眼鏡、穿耐克跑鞋的男子，戴的手镯上面寫著“世界上最美麗的垃圾工人”。
早上8點鍾，哈默結束工作，回到垃圾車站點。他淋浴後，去工會提供的健身房健身，還會去做SPA.
有些日子，哈默可能會去做第二份工作，他是一名磚匠，可以打零工。這份小零工，讓他一年能賺6萬美元。
但在哈默看來，對生活的滿意度要比金錢更重要。在哈默所住的社區中，對“運送垃圾”的工作絕對沒有歧視。周末裏，他和住在同一個街區的牙醫、律師應酬，他們彼此尊重。每天下午3點，他都在家裏幫三個女兒做家庭作業。一周中，有三晚上，他去當地的體育館健身，在那裏，他穿著短褲、紅色運動衫、運動鞋，教他的女兒練習室內足球。他的生活如此有意義而又充實。
比特納說：“當我們把金錢和地位等同于幸福的時候，丹麥人結結實實給我們上了一課。其強大的文化體系，讓每個人都平等地接受教育，誰也不會比誰更有優越感。丹麥400萬人都擅長家具設計和建築工作。在奧胡斯市，社會地位不是選擇職業道路的絆腳石。在這裏，收集垃圾的工人和律師收入差不多。”
▲80%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中，基本達到居者有其屋
“當我還是名學生的時候，就學會與華人、印度人相處，並與他們成爲好朋友。”新加坡人呈現了一種新現象——最大化的自由不等于最幸福，城市安全、居民平等是幸福因子。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法律嚴格程度舉世皆知，城中居民是全球公認的拼命三郎，很難想象在條條框框中過著擁擠生活的新加坡人竟是全球最幸福4座城市中排名首位的。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95%的新加坡人認爲自己非常幸福或十分幸福。他們給新加坡的清潔和安全都打了很高的分數。他們認爲，新加坡地鐵幹淨、准點，保證上班不遲到，警察樂于助人、工作表現出色，更重要的是，鄰裏之間可以互相依靠——全國510萬人口可以相互依賴。
“我們以前只是個漁村，從那時起我們就相互幫助……如果一個馬來家庭出了事，整個馬來社區都將與這個家庭站在一起提供支持。”新加坡的律師艾哈邁德·尼贊·阿巴斯說。
比特納發現，新加坡人主要由三個群體構成——華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但是這三個群體之間基本沒有沖突，都爲身爲新加坡人而自豪。
43歲的家庭主婦諾瑞丹·尤素和丈夫以及三個孩子住在新加坡的一處公寓中。每天早晨，她都用頭巾蓋住頭發，爲一家人准備早餐。她的丈夫是會計師，她順帶把丈夫的午餐也做好讓他帶走。當丈夫去上班、孩子去上學後，她開始做家務，中午的時候步行到附近的食品市場購買食物，路上遇上熟人就聊會天。吃過晚飯，有時她去麥當勞，在那裏她幫孩子們做家庭作業，一起吃炸薯條。
比特納把幸福的分數上限設爲10，下限設爲1，當他問諾瑞丹的幸福分數時，她回答說：“9.5分。我有很多朋友，他們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樣。當我還是名學生的時候，就學會與華人、印度人相處，並與他們成爲好朋友。或許和我電話聯系的還是馬來西亞人比較多，但我總會出門，在市場上遇見印度人會話家常，我還會和華人朋友打牌。我的孩子也這樣，在他們眼中看不到膚色與種族的差異。”
在這樣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裏，孩子們都聽著iPod，那諾瑞丹爲何還選擇頭上紮個圍巾的馬來西亞人的宗教傳統呢？諾瑞丹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女兒這一代可能就不這樣保持傳統了，但戴圍巾讓我感覺舒服。”
在新加坡，市民遵紀守法，即使是很小的違法行爲，如未能沖洗公共廁所、隨地吐口香糖都會被罰款。比特納發現：“這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安全要比自由來得更有保證。在新加坡，你買不到色情作品，不論白天還是黑夜，女人可以在街道自由步行，不必擔心被強奸或遭搶劫。稅收法律鼓勵人們與其年邁的父母住得接近。對老人采取的護理，使他們更幸福，而子女也更滿足。”新加坡經濟學家何空文(音譯)博士表示：“過去40年，新加坡人的財富急遽增加，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是中産階層。國家能爲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房、補助金和工作。”
所以，新加坡人又給世人呈現了一種新現象——最大化的自由不等于最幸福，城市安全至關重要，居民之間的地位平等、相互信任是幸福的必要因子。
▲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提倡市民騎自行車，設有很多自行車道
有6.4萬人生活在位于洛杉矶和舊金山之間的大都會區，超過1.1萬人在非營利組織中充當志願者。“市民很容易參與到各種活動中。”皮埃爾·拉德梅克說。
根據2008年蓋洛普-健康方式調查研究數據，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的居民比美國其他城市居民擁有更喜悅的笑容，他們享受快樂，而且不太可能經曆痛苦或者患抑郁症。
在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26萬人口中，有6.4萬人生活在位于洛杉矶和舊金山之間的大都會區，超過1.1萬人在非營利組織中充當志願者。因此“市民很容易參與到各種活動中”。居民皮埃爾·拉德梅克告訴比特納，這裏就業環境寬松，很多人都能自己創業。
在上世紀70年代，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議會取締了汽車餐廳，所以市民不能再坐在汽車裏享受美食了。事實上，美國人確實很討厭天天在汽車裏過日子，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聖路易斯奧比斯波設有很多自行車道，鼓勵市民騎自行車、步行。除了市民生活低碳，根據法律，該市的企業制作標志不能顯眼，因此整體環境也更加綠色。
此外，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市是世界上第一個頒布禁止在酒吧和餐館吸煙法律的城市，全城只有不到11%的居民吸煙，這是全美排名最低的比率。城市支持藝術發展，每年夏季，廣場上每周五都舉行免費音樂會，吸引成群結隊的人。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市民去愛的地方。
▲墨西哥蒙特雷並不算發達，但獨特的文化和地理因素讓這裏很幸福
“我們笑對疾病、貧困，甚至死亡。”巴薩內斯說，“我們甚至有一個節日慶祝死亡。11月2日是死亡之日，是我們一年中最大的節日之一。”
在很多人看來，蒙特雷和很多不發達的地區一樣，是個有很多問題的城市。這裏很多人營養不良、缺乏教育，貪汙現象嚴重，城市管理也存在很大問題，但這依然不能阻礙它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之一。
比特納解釋，這可能要歸功于文化和地理因素，其中“太陽獎勵”(sun bonus，意爲生活在陽光充足地帶的人更容易幸福)、能擺脫壓力的幽默感、財富積累過程中的社會互動、對宗教的高度信仰都起到很大作用。
此外，雖然蒙特雷的人沒有較高的家庭收入，也無法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但他們對政治自由存在一種感激之情。“美國的體制對于提高生産率還不錯，但對靈魂沒有好處。”住在蒙特雷的政治學者米格爾·巴薩內斯告訴比特納。
蒙特雷居民幸福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對家人的關愛以及克服艱苦的能力。“我們笑對疾病、貧困，甚至死亡。”巴薩內斯說，“我們甚至有一個節日慶祝死亡。11月2日是死亡之日，是我們一年中最大的節日之一。”
45歲的曼紐爾·烏裏韋就是一個克服生活困難的典型，他生活在蒙特雷工薪階層的社區，有著商人的天賦，他與別人談話總能讓人覺得寬心，並表現出真誠的同情心。
他還是一個大個子，事實上，因爲對垃圾食品的偏好，他的體重曾經胖到走不出臥室的地步。“35歲的時候，我失去了全部積蓄，我的汽車零部件業務也倒閉了，我的妻子也棄我而去。我買了一支槍，一直放在我的床上，想著我自己可能使用它。但有一天晚上，我覺著還有工作需要做。”
那天晚上，曼紐爾決定節食減肥，並馬上付諸實施。在征得母親的同意後，他家裏的臥室牆上打了幾個洞，裝上了雙人寬的玻璃門，以便他走出臥室，來面對世界。中午，曼紐爾的母親給他做特制的午餐——肉排和水煮花椰菜。“這是藍色地帶的菜譜，”他說，“我去年減肥掉了200磅。”每一天，很多人都來和他談生意，尋得建議，有些人還因爲他的魅力，而只是來和他聊天。
現在，曼紐爾每天接待70位尋求貿易的客戶，從牛仔褲到湯普森直升機無所不包，兄弟姐妹和朋友經過他的家門都會過來和他聊聊天，他不需要去尋找社會交往，社交活動主動送上門來。
比特納拜訪曼紐爾的時候，他的手機響起來，電話另一端一名極度肥胖的女孩在尋找生活的希望。“親愛的，如果我可以改變我的生活，”曼紐爾溫柔地說，“那麽你也可以做到。”當他挂掉電話，一位老朋友恰巧來訪。接著另一個電話打來，說網站癱瘓了。他鎮定地與站長討論著。比特納問他：“如果真的癱瘓了怎麽辦？”“如果那樣，我會死的。”他說。
一年後，曼紐爾娶了他30多歲的秘書克勞迪娅·索利斯，在她的幫助下，他已經減掉了500多磅。
生活從來沒有這樣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