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D主席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大刀闊斧“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大範圍引進外資，利用外資，國民經濟與社會風貌煥然一新。
第二階段是2001年中國“入世”，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力度、廣度和深度，加速了中國經濟現代化，也把世界經貿活動中心引力轉向亞洲，導致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
第三階段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早在JZM年代，中國就開始重視企業“走出去”，如今，”一帶一路”正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升級版，不但要鼓勵企業走出去，還要主動發展沿線國家的各種有利國際貿易的基礎建設，減少甚至消除各種貿易壁壘，加強人才、知識、金融等方面的互聯互通，打通經濟走廊。
多年來，中新兩國合作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中國企業“走出去”。
H主席 2002年訪問新加坡、2009年在京會見到訪的新加坡國務資政吳作棟時，都把“中國企業走出去”作爲中新合作的一個重點提出來。
同樣地，中國現任領導人2010年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問新加坡時，也提出兩國在“走出去”方面進行合作。2015年中國現任領導人再次訪問新加坡時，兩國的聯合聲明就提到，經濟合作是雙邊關系的重點領域之一，新加坡和中國將鼓勵兩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亞細安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下，探索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合作模式。
新加坡政府認爲，“一帶一路”倡議契合本地區發展需要。因此，我國是最早表態歡迎並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一，也是亞投行首批21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之一，並積極參與亞投行協定的起草工作。
新加坡工商界也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工商聯合總會主席張松聲認爲，“一帶一路”倡議是新加坡成爲全球新貿易生態系統的核心，和奠定新加坡企業未來的良好契機。他認爲，一個繁榮的亞細安，未來必將成爲中國産品與服務更爲重要的市場，因此，他建議在新加坡設立“一帶一路項目規劃與實施辦公室”，加強中國和亞細安政府間和企業在“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合作。
有部分輿論認爲，5月中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新加坡是亞細安少數沒有領導人級別出席的國家，是中新關系遇冷的迹象。
6月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及財政部第二部長黃循財作爲新方代表應邀率團出席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雙方還簽署了兩國政府間‘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新加坡是東盟重要成員，中國與新加坡建立了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系，雙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廣泛合作。中方重視同新加坡的關系，願同新方加強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進一步增進中新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中新關系持續健康發展。”此言可視爲中國官方的正式表態。
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思下，中國加大加強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和參與，如馬來西亞的皇京港、巴基斯坦的中巴經濟走廊等等。有些人把這些看作是中國對新加坡的“報複”，有些新加坡人也開始擔憂新加坡是否經受得起“一帶一路”帶來的競爭和挑戰。
與任何其他重大基礎建設工程一樣，有些項目對周圍國家和地區當然會形成影響，包括對新加坡。但是，有三點必須注意。
首先，這些大型工程和投資是中國根據本身長期戰略和需要做出的宏觀層面的決策，並非對一時一事之反射動作。
其次，僅僅從競爭角度而言，新加坡在本區域內所面對的各種競爭和挑戰是一直存在的，並非今日始然。關鍵不在于存在競爭，而是如何做強自己。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這類基礎建設在形成競爭的同時，也帶來合作和發展機遇，例如：通過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契合“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不僅結合了“一帶一路”，而且能起到“一路”連“一帶”的作用，給我國企業帶來巨大的機遇。再如泛亞高鐵的建設，也是個好例子。
（許振義博士，南洋國際商學院院長兼隆道研究院總裁，原載于2017年6月11日《聯合早報》言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