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家世、幼年的經曆這些“背景材料”非常微妙地牽制著作家成年後的所作所爲，甚至貫穿作家的一生。魯迅也不例外。
關于魯迅的“背景材料”，他的胞弟周作人寫過兩本書：《魯迅的故家》和《魯迅小說裏的人物》，皆爲珍貴的史料，在此不必贅述。魯迅本人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也是本對故鄉及童年深情追憶的書。另外《〈呐喊〉自序》裏也總結性地談了日漸沒落的家庭對于他幼小心靈烙下的創傷。
其中父親的病和死——疾病和死亡一直是魯迅小說的主要題材——給他的打擊最大。1896年，魯迅15歲，他的父親伯宜公終于在病情日重一日之後亡故了。這個悲劇的陰影，可以說籠罩了魯迅一生。
在《朝花夕拾》裏那篇《父親的病》的文章中，魯迅把對父親的愛寫得深沉悲怆，一方面對庸醫及迷信盡情調侃和攻擊，另一方面魯迅在“潛意識”中對于父親的死也抱有深深的“愧疚”。伯宜公在經過長年的中醫誤診後終于危在旦夕，就在這樣的時刻，“精通禮節”的遠房親戚衍太太便用起了民間的“招魂儀式”，讓魯迅在病榻旁一個勁地呼喚：“父親！父親！”
一個堂堂書香世家卻要聽從一個遠房婦人的迷信習俗，使得伯宜公臨終時也不得安甯，這是魯迅三十年後（該文寫于1926）仍然耿耿于懷、隱隱作痛的。所以《父親的病》一文結尾這樣寫道：“‘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錯處。”
伯宜公肉體的死是庸醫誤人的結果，而他精神的死，卻是受中國舊文化傳統中的糟粕之害。對于中國舊文化傳統之負面，魯迅在以後的作品中一再給予猛烈的抨擊，這似乎也與父親的死有關。我們知道伯宜公是一個科舉制度下的失意者，舊的傳統文化的犧牲品，不得志便與煙酒爲伍，郁郁不樂一生。我們當然不能把“孔乙己”與魯迅的父親等同，但作者對舊文化之痛恨與對受害者之同情（這兩種感情往往又交錯合一）又不覺讓我們聯想到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伯宜公。
作爲長子的魯迅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父親的死就一直糾纏著他。魯迅後來去日本學醫便是“對被騙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隨著魯迅思想的成熟，加上在日本某次看畫片的刺激（衆所周知），他覺得改變國民精神更爲重要，于是棄醫從文，就像他三十年後（1926年）追憶父親的病死一樣，他深刻認識到庸醫固然可以殺人，但愚昧迷信同樣可以殺人。魯迅的棄醫從文並未改變他“醫人”的初衷，只不過由醫人的身體上升爲醫人的精神。
心理學家愛利克·埃裏克森（ErikErikson）寫有《甘地的真理》一書來分析父親的死對兒子的影響。甘地是一位敬孝父親但又耽溺肉欲的人（指他童婚以後那幾年，後來他卻是一位提倡“節欲”的聖者），他對父親的病一直盡心侍候，從不疏忽。可就在他父親垂危的那晚，他的叔叔來代替甘地爲父親按摩，而甘地自己卻並不謙讓，徑直回到寢室與妻子親熱起來，懲罰終于到了，沒過幾分鍾，傭人便來敲門報喪，父親去世了。
後來甘地在《甘地自傳》一書中寫到：“我知道我若當時不爲情欲所蒙蔽，我就能夠在他的最後一刻分擔其痛苦。我還能夠爲他按摩，那他就會在我懷中死去。但是現在卻由我叔叔享受這份榮耀。”甘地內心的愧痛，成了他一生中的“咒”（curse）。這一年甘地16歲。
在世界偉人中，有不少在幼年時代承受過這種淵源于父親的“咒”。卡夫卡在小說中夢到殺死父親；杜斯陀也夫斯基的名作《卡拉瑪佐夫兄弟》，也是以弑父爲主題，所以弗洛伊德認爲杜斯陀也夫斯基寫此書的潛在意識，是受到幼年時經驗的刺激，他的父親原是一個殘暴的地主，有一夜農奴聚合起來把他殺了，杜斯陀也夫斯基事先已有所聞，但未幹預。魯迅在父親臨死前所受的心靈上的“創傷”，我們也可看作是他心理上的一個“結”，這也就是愛利克·埃裏克森所謂的“咒”：一切行爲之根源。
《朝花夕拾》裏有篇情深意長的懷念文章《藤野先生》。藤野是作者在日本仙台學醫時的解剖學老師。魯迅先生把藤野與他的那段師生之情寫得異常感人，甚至超越了師生之情，接近父子之愛。這也不難理解，對幼年失去父親、現又遊學異國的魯迅來說，藤野對他的愛護無疑滿足了他期望父愛的饑渴，同時他把藤野假想成父親也能補償他對父親的感情，贖一次“罪”。這種無意識活動當然都是那個“咒”起的作用。更爲值得琢磨的是《父親的病》和《藤野先生》同寫于1926年，前者寫于10月7日，後者寫于10月12日，相差不過五天。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魯迅的潛意識世界裏，父親和藤野是離得很近的。
1929年，海嬰誕生了。魯迅終于做了父親。魯迅對于海嬰是百般溺愛的，這在魯迅給母親的信中可知。魯迅的兩句名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也是證明。魯迅晚年，把對兒子海嬰的愛推及擴大爲對青年學生、青年作家的愛護。他和蕭紅、蕭軍、柔石等青年的感情也是介于師生、父子（女）之間的，這與他心理上的那個“咒”同樣有著潛在的聯系。
我們舉兩篇悼亡文章爲例：《紀念劉和珍君》和《爲了忘卻的紀念》，這在魯迅衆多的雜文中，應該是感人至深的兩篇了。除了別的原因，我們不能不從心理上來探測一下這兩篇作品所以感人的因素——其實，魯迅無意識中把個人的“小愛”揉合進了對國家前途的“大愛”之中，既有很強烈的社會意識，又有很熾熱的個人情感，兩者結合得恰到好處。如果魯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應酬，他是不可能寫出這種飽含個人情感的悼文的。
現在我們把話題轉到魯迅和周作人的關系上，因爲這也牽涉到魯迅內心的那個“咒”。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一書對他們兄弟間感情的演變有詳盡的記載。其實魯迅對周作人一直關愛有加，無論在日本留學期間還是歸國以後。造成兄弟決裂的原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她對魯迅諸多诟病，並加以排擠。兄弟兩人本是全家同住的，最後魯迅帶母遷出，另起爐竈。作爲長兄的魯迅責任感十分強，他之所以父親般遷就、愛護周作人，這自然離不開那個“咒”，照顧好家庭、照顧好弟弟也是對父親表示贖罪的實踐。
兄弟反目無疑對魯迅是沉重的打擊，而這一切，魯迅只能默默承受，他對周作人並無什麽責怪。這是1923年夏秋間的事，我們翻開魯迅的日記，對此他只輕描淡寫，而這時的日記卻有不少大病的記載，足見此事對魯迅身體的不良影響。
由此可見，研究魯迅，就不能忽視魯迅父親的死這一“細節”。
作者介紹：何華，中國安徽出生，現爲新加坡公民。複旦大學中文系學士，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聯合早報專欄作家，目前任八方文化創作室主任。
本文節錄于王潤華、潘國駒主編新書《魯迅在東南亞》，感謝出版社八方文化創作室授權給新加坡眼刊發。
《魯迅在東南亞》是一本由主編王潤華教授、潘國駒教授與編輯何華、許通元邢诒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學者合作編輯的論魯迅的文集。論文共有大約50篇，主要作者郁達夫、鄭子瑜、方修、劉思、王赓武、王潤華、黃孟文等幾十人，從1950年代到2016年，作者包含新馬、東南亞及中國，主題都是對魯迅在東南亞各方面的影響，從政治文化到文學藝術。
關于魯迅在東南亞的論著很多，幾乎可放滿幾個大書架，這50篇都是精選代表作。可以說明其對華人與非華人作家的寫作、社會文化，甚至政治的影響。他在印尼，影響了蘇卡若政府的政治于文化的左傾，是最大的奇迹。
《魯迅在東南亞》新書發布會
主講：
王潤華教授（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副校長）
潘國駒教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及總編輯）
劉宏教授（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杜南發先生（本地文化人、資深報人）
主持：
南治國博士
日期：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至4時30分
地點：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大廈 NationalLibrary Building, Level 16, the POD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網上報名：https://goo.gl/2a5fmF
詢問電話/電郵：6466 5775 ext 410 /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