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強調精英治國和高效的政府管理體制，外交部和駐外使館作爲政府部門也嚴格遵循這一原則，外交部本部官員和駐外大使的選拔也體現了這一點。
“那麽新加坡領導人認爲的精英是什麽樣的人呢？他們認爲，在人才群中的佼佼者才算是精英，只占總人口的1–2%，他們天資聰穎，受過良好的教育或專業訓練，能力超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果敢的決斷力，判斷准確，辦事利落，道德完善，廉潔奉公，體魄健全，具有爲國家和人民獻身的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
李光耀認爲“新加坡最關鍵的發展因素，在于部長能力高強，並擁有一群素質高的公務員做後盾。起用能力不強的人掌管一個部門，就必須不懈地予以督促，協助檢討問題，掃除障礙，最後總還是達不到理想的目標。反之，只要選對了人，就猶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擔。把部門交托給能人掌管之後，領導人只需要清楚闡明目標，指定完成目標的時限，對方自有辦法如期完成任務”。
新加坡的外交部官員和駐外大使等外交官的選拔與新加坡其他部門的官員有類似情況，他們之前的職業十分多樣，有議員、公務員、商人、律師、報人、醫師、教授和學生，族裔也具有多樣性，涵蓋了新加坡各個族群：華裔、印度裔、馬來裔、歐裔。
他們當中的優秀代表主要有：
後來成爲總統的外交官 納丹
納丹總統，1924年出生，他曾做過公務員和工運組織的負責人。
1965年至1971年，他在剛剛成立的新加坡外交部擔任助理常秘和副常秘，後調至內政部和國防部擔任要職。1979年至1982年，他被調回至外交部擔任第一常秘，1988年至1990年他擔任駐馬來西亞的高級專員（大使），1990年至1996年擔任駐美國大使。
1999年他當選新加坡總統。在建國初期的日子裏，他主要跟隨李光耀總理和拉惹勒南外長會見外賓，通過擔任記錄、提供背景資料、撰寫外交文書等邊幹邊學，逐漸熟悉外交業務。他因政治技巧娴熟和反應迅速而獲得重用。
在他擔任第一常秘期間，他受命對外交部進行改革，對塑造新加坡外交部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利用外交部1970年和1979年入部的兩批公務員建立核心幹部隊伍，並積極招聘年輕有爲的青年學生，加強對他們的培養；將外交部重組爲6個司，最重要的就是將原來分散的政治、經濟和地區處統一在一起，讓外交官們全面掌握主管的業務情況；建立“上午祈禱”制度，由主管官員彙報從駐外使館和通訊社獲取的最新國際和駐在國形勢，研究對策；撰寫“信息簡報（Information Note）”向部長和常秘們報告最新涉外情況。新加坡外交部第一份“信息簡報”于1979年2月21日誕生，內容是關于中國與越南的沖突。
新加坡在職時間最久的外交官 許通美
許通美大使，生于1937年，他是新加坡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國際法、多邊和雙邊談判專家，是新加坡任職最多、時間最長的大使，他目前還擔任新加坡外交部無任所大使。1968年，在擔任新加坡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的31歲時，許通美教授獲任新加坡第二任常駐聯合國代表，直到1971年。
他後來回憶說，“我們太年輕了……拉惹勒南讓我去，傾聽、學習並報告回來。我那三年的作用就是學習認識世界，爲新加坡交朋友，幫助總部了解聯合國如何運作。年輕有有利和不利之處。那些年長的大使們和聯合國秘書長和我工作關系良好，待我好像他們喜愛的侄子一樣，請我到他們家裏吃飯，餵料。我得到了良好的指導”。
在回校擔任法學院院長三年後，他又于1974年獲任繼續擔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這次曆時十年。1984年至1990年，他獲任駐美國大使六年。他最著名的經曆是1981年至1982年擔任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主席，出色地主持了《聯合國海洋法》的談判工作。他在1993年還擔任過聯合國秘書長的特使，斡旋俄羅斯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事務。他還作爲新方代表主持過同馬來西亞的島嶼劃分談判，以及新加坡與中國的建交談判。
他在介紹外交談判人員應具備的素質時強調了八條：要看到任何談判都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同；要建立一個團結幸福的內部團隊；全面掌握情況；知道如何適時利用外國顧問；要建立對事實的共識；要使用情商；要積累文商（Cultural Intelligence）；要實現雙贏的結果。他還介紹了在他同美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時，當得知對方團長喜歡印度菜後，專門請他在新加坡的小印度參觀，並安排在著名的印度餐館－阿波羅香蕉葉宴請。
在強調文商和情商的重要性時，他指出，外交談判人員要了解對手國家的曆史、文化、思維模式和談判方式，要展示對談判對手的尊重、友好和禮貌。對手對你的示好也會投桃報李，這有利于營造積極的談判氣氛。
新加坡第一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娃娃大使” 施澤文
施澤文（See Chak Mun），1966年８月，施澤文和另外兩位同學成爲第一批被新加坡外交部招錄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在新加坡駐華盛頓、紐約、吉隆坡的外交機構和本部工作十年後，他于1976年獲任新加坡駐澳大利亞高專（大使），成爲新加坡第一位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大使。
他曾回憶說，“我入部十年後獲任高專。外交部內曾傳說，如果我做不到，那就不會有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大使了。我遞交國書時35歲，被同事們戲稱爲娃娃大使”。施澤文後來還擔任過外交部的司長和副常秘，以及駐德國、印度大使和駐香港高專（1994年至1997年，當時香港仍爲英國殖民地）。他兩度出任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以多邊貿易談判專家而聞名。
新加坡首位女外交官 陳慶珠
陳慶珠（Chan Heng Chee）是位政治學者出身的新加坡首位女大使。她1989年至1991年出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並于1996年出任駐美國大使。她獲得這兩次任命緣于其在華盛頓學界和智庫廣泛的人脈關系。她回憶說“赴任後頭一年的工作重點是關于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投票，……這些經驗非常積極……當我前往華盛頓赴任時，我已經是一個老手了” 。
陳慶珠大使在總結她在美國的工作時強調好主意（Ideas）和良好的個人關系的重要性。1996年7月，她初到華盛頓時正是新美關系因邁克爾·菲事件而陷入低潮時，她致力于改善兩國關系，抓住基辛格邀請李光耀資政出席華盛頓一個重要演講的機會，推動李光耀當年11月赴美發表題爲“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的演講，使雙邊關系改善出現轉機。她還強調在新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問題上，由于吳作棟總理與克林頓總統的良好個人關系發揮了關鍵的決定作用。
在商界、教育界大放異彩的外交官 連瀛洲
連瀛洲（Lien Ying Chow）首先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1906年生于中國廣東省，14歲時來到新加坡，成功創業，先後經營進出口貿易、船務代理和金融，事業穩步發展。他與數名馬來西亞華商成立的華聯銀行于2001年與大華銀行合並，跻身新加坡第一大銀行。1941年，當選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成爲該會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會長。
連瀛洲從22歲始，就撥出部分收入資助多所華文學校，他也是南洋大學和義安工藝學院的創辦人之一。在他多彩的人生經曆中，有三年是出色地擔任了新加坡駐馬來西亞的高專。當拉惹勒南外長征詢他能否去泰國或日本做大使時，連瀛洲拒絕了。但當拉惹勒南讓他去接替病危的首任駐馬來西亞高專高德根時，他立即表示同意。他從1966年至1969年做了三年駐馬來西亞高專。
後來連瀛洲回憶說，“我很幸運能夠得到馬來西亞總理東姑·阿都拉曼、副總理拉紮克和部長們的合作。他們都是當年和我們一起協商爭取馬來西亞獨立的老朋友。我們之間的友情使我在吉隆坡的工作更容易些。我可以拿起電話就安排很多事情。如果東姑對什麽事情不高興，我可以向我們在新加坡的領導人解釋並向馬來西亞方面做出反饋” 。
英語教授出生的外交官 莫裏斯·貝克
莫裏斯·貝克（Maurice Baker）1920年生于馬來西亞，他是歐裔人士，早年在英國留學時與吳慶瑞和拉紮克共同發起成立“反英馬來亞論壇”。
他是新加坡大學的英語教授，四次出任駐外大使，其中兩次是在馬來西亞，另兩次是駐印度和菲律賓。他能夠兩次出使馬來西亞，主要是因爲他與馬來西亞有著重要的人脈關系，有的領導人是他的大學同學，年輕一些的部長和秘書長則曾是他過去教過的學生。這些重要的關系在幫助他處理有關工作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他回憶說“在關鍵地方能有朋友十分重要。我最幸運的是有拉紮克總理這樣一位需要時就能聯系到的好朋友。我在官邸安排聚會，拉紮克總理很高興能夠與來自槟城和其他州的萊佛士學院老友們一起喝茶、度過輕松愉快的時光。”
新加坡首位部長級大使 李炯才
李炯才（Lee Khoon Choy）1924年生于馬來西亞，他經曆豐富，做過記者、議員、商人和外交官。1968年他在擔任文化部的國務部長時臨危受命，作爲新加坡首位部長級的大使出使埃及，成功地應對了由于新加坡不得不同以色列建交（當時只有以色列願意幫助新加坡建設正規軍）而可能給新加坡與埃及（當時與以色列處于戰爭狀態）關系帶來的沖擊，穩住了新加坡同埃及等廣大阿拉伯世界的關系。
李炯才1972年至1979年擔任新加坡外交部的高級政務部長，並于1970年至1974年出任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當時兩國關系由于新加坡處死兩名在新加坡鬧市區引爆炸彈的印度尼西亞水兵而惡化。在新加坡高層和李炯才大使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 5 月李光耀總理正式訪問印度尼西亞，兩國關系得以改善。1998年，李炯才大使在完成四年駐日本大使的工作後退休，不再擔任公職。
曾獲得泰國國王親自頒發勳章的大使 歐陽奇
歐陽奇（Chi Owyang）1897年出生于廣東潮州，他是位成功的商人和外交官。他一周歲左右隨父母移民泰國，在當地接受泰文和中文教育。1914年，他又回到家鄉潮州，考進汕頭的一所中學。中學畢業後，1924年考進上海複旦大學商科銀行系，成爲複旦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個泰國華僑畢業生。大學畢業後，他在上海、漢口、廣州、重慶、香港等地銀行工作。
1948年他攜家移民新加坡，與潮州同鄉、新加坡僑領連瀛洲共同創辦華聯銀行。1969年歐陽奇退休後，被新加坡國家發展銀行聘爲顧問。新加坡政府認爲他是駐泰國大使的最理想人選，在74歲高齡時歐陽奇欣然接受任命，並謝絕工資。
他能說正宗的潮州話、泰國話、普通話、上海話，在任17年期間，他與泰國王族、政界、軍方、工商、宗教、華僑界溝通融洽，爲泰新兩國關系的改善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泰國王曾親自授與他泰國最高一等白象大绶帶勳章。
當遍了外交部所有部門的司長的外交官 陳成財
陳成財（Tan Seng Chye）大使是職業外交官，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他1967年加入新加坡外交部（當時正式名稱還不是外交部，外交部是在1972年成立的），工作38年後在2005年退休，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學的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做高級研究員。
他在新加坡外交部五個不同的司做過一任副司長和四任司長，從1988年開始他先後擔任過新加坡駐泰國（兼任駐緬甸）、澳大利亞（兼任駐斐濟）、菲律賓、老撾和越南大使。他1975年首次外派是在泰國，在這次七年任期內，他是歐陽奇大使的副手。
在歐陽奇大使的指導下，他廣泛接觸，深入研究泰國和中南半島問題，逐漸成長爲高級外交官。在擔任負責東南亞事務的副司長和司長五年後的1988年，他接替91歲的歐陽奇大使出任駐泰國大使。他工作勤奮，自學了泰語、老撾和越南語，爲促進駐在國同新加坡的雙邊關系發展做出了貢獻。
幫助《商標法新加坡條約》誕生的外交官 伯翰·嘠佛
伯翰·嘠佛（Burhan Gafoor）是新一代外交官的代表。他1988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進入新加坡外交部。此後他還獲得過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和法國行政學院的碩士。
他于1990年至1994年作爲一等秘書常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此後回國在本部工作並于1999年出任外交部歐洲和北美司司長。2002年至2004年，他擔任吳作棟總理的新聞秘書。2004年至2007年，他出任駐世界貿易組織和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的代表。在任期間，他成功遊說世界知識産權組織改變原有決定，將其外交會議由日內瓦改到新加坡2006年3月主辦。
他還作爲會議主席成功主持曆時三周的會議，通過了一部關于商標法的國際條約。鑒于東道主新加坡對最後一輪談判的貢獻，大會一致同意將其命名爲《商標法新加坡條約》。伯翰·嘎佛在總結這場活動時說，他感覺就好像是作爲一個大廚制作出了當時唯一一個冠名爲“新加坡”的國際條約。
中文賊溜的現任新加坡駐華大使 羅家良
羅家良（Stanley Loh）生于1971年，現任新加坡駐華大使。他1995年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2004年獲得斯坦福大學的管理學碩士學位。
羅家良1995年加入新加坡外交部。1997年至2000年，就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高專署一等秘書，隨後晉升爲參贊。2000年，出任新加坡駐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在此期間，擔任新加坡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新方發言人。2004年，他被任命爲吳作棟總理（後改任國務資政）的新聞秘書。2005年，兼任外交部中東司司長。2007年7月至2011年4月，羅家良就任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之後，羅家良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國際）。
羅家良大使中文流暢，在中國十分活躍，是新一代新加坡外交官的傑出代表。
本文原爲《新加坡經驗和新中發展》中《第三節 新加坡外交官的選拔和任用》，八方文化授權新加坡眼轉載。
[簡體版]
作者：張承剛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公使
編者按：張承剛先生畢業于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現任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公使。他榮獲過朝鮮友誼獎章，並曾赴加拿大裏賈納大學訪學。張承剛先生2013年成爲連瀛洲紀念獎學金的訪問學者，擬定新加坡外交官選拔和培養爲課題，三次來新加坡進行研究考察，拜訪外交部、外交學院、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以及許通美、陳成財、張文喜、A Selverajah等外交官，了解情況，收集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寫成了本研究報告。
取自文章《新加坡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
連瀛洲紀念獎學金是新加坡和中國兩國精英的高端交流平台，每年選拔的獎學金得主——連氏學者都是來自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媒體行業等各重要領域的實踐和決策領袖。
除了上述的外交官，還有一些未被列入書中但爲人熟知的新加坡外交官。我們也在此列舉一二。
敢于批評李光耀大國外交方式的外交官 馬凱碩
馬凱碩1948年生在印度貧窮家庭，是新加坡外交官和學者，他曾是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目前任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在他13歲時，父親就進了監獄，他度過了一段混亂而缺乏教養的少年時光。而他有位好母親，讓他改邪歸正，並獲得了新加坡學生的最高榮譽總統獎學金，隨後在國立大學深造。
他強調新加坡在外交風格上，“小國的行爲就該像小國“，他表示：““如今，我們是處于後李光耀時代。或許已無法再有一位如李先生那樣受到舉世敬重的政治家。基此，我們在行爲上應該有重大的調整。我們首先該做的是什麽？就是得小心斟酌。在評論涉及大國的事務時尤應非常克制。”他講究“當大國在激烈爭吵時，就不是我們講原則的最佳時期“。
他還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出版書籍《亞洲人會思考嗎？》，他使用華麗純熟的語言表現出在過去500年亞洲的衰落，而今後500年亞洲人會做出比西方人更卓越的貢獻。他還利用他對美國的深入了解，撰寫書籍《走出純真年代 – 重建美國與世界的信任》，提醒美國在在21世紀應改變與世界的關系。
重視人脈廣交朋友的外交官 陳燮榮
陳燮榮畢業于墨爾本大學並取得弗羅裏達理工學院的碩士學位。1989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後，他取得國際公共政治碩士。1990年7月，他被調到新加坡外交部。在1990到1994年間，他任新加坡駐泰國大使。1996年8月至1997年間，又任新加坡駐德國大使。1998年2月起，他出任新加坡駐華大使長達14年，直至2012年調任新加坡駐日本大使。
他非常重視大使善與人交往的能力，並表示：“沒有朋友，沒有一個好的人際網絡，就沒法有效做事。身爲大使，我的工作是協助制定政策，並重點擬定推行這些政策的實地策略。這項工作很考腦力，也可以很有趣。”所以他享受交朋友的過程，同時也將當大使時所需要的繁瑣思考視爲一件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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