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一場邂逅
倫敦。 二十世紀初的大英帝國，如日之升，如日之恒，世界各國的精英紛紛彙聚在這個在泰晤士河畔的帝國中心，談論著一單一單的生意，享用著一杯一杯的美酒，閱讀著凝聚了人類文明的書籍， 欣賞著自希臘羅馬時代流播的藝術。當然，也有很多人思考著革命和救國。
一位來加勒比海的英國殖民地小島特立尼達的華裔律師（華僑當時稱特立尼達爲千裏達）Eugene Chen (Eugene Acham), 不滿于他在小島成功的律師生活和事業，也來到了倫敦遊曆。特立尼達島面積不過4828平方公裏，處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緊鄰于委內瑞拉外海，當時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Eugene 1878年出生在特裏尼達，也在那裏長大成家，他自小接受英文教育，根本不會中文。在倫敦，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海外的華人華僑團體。在一次新年晚會上， Eugene邂逅了兩位華人，伍連德 (Wu Lien The) 和刁作謙（Tiao Tso-ch’ien, 或 Philip Tyau ，1880 – 1974)。前者是醫生， 後者是在英國學習法律，准備參加律師資格考試。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聯，是中國現代醫學的開創者，也是世界醫療史上公共衛生和防疫事業的先驅。伍連德出生在當時屬于大英帝國海峽殖民地之一的槟榔嶼（今屬馬來西亞），1896年獲得女皇獎學金前去倫敦伊曼紐爾醫學院（Emmanuel College） 學醫，研究傳染病和細菌學；1903年回到海峽殖民地行醫， 並在槟榔嶼成立第一個禁煙（鴉片）協會。1907年， 伍連德應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邀請， 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一職。1910年12月，東北爆發鼠疫，伍連德被清政府任命爲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在四個月內便控制了疫情，成爲此後全世界防疫事業的典範。此後， 伍連德一直爲現代中國的科學和醫學事業奮鬥不息。 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伍連德退到香港；1946年回到英屬馬來亞；1947年他最後一次到中國；1951年，伍連德將其位于北京市東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給他一手創辦的中華醫學會。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西亞逝世，享年82歲。去世前， 他曾經把自己的藏書贈給南洋大學圖書館。
1950年代後，伍連德淡出了中國視線， 直到2003年春薩斯爆發，惶恐中的人們才發現將近百年前的伍連德已經給大家留下了檢疫和防疫的經典模式和科學方法。
▲ 圖一、伍連德（https://en.wikipedia.org/wiki/Wu_Lien-teh）
▲ 圖二、伍連德贈南洋大洋圖書館贈書印
▲ 圖三、伍連德贈書封脊
這兩本伍連德贈給南洋大學圖書館的藏書， 都是關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東亞局勢的著作，表明了他對祖國的關懷和研究。
和伍連德一樣， 刁作謙也曾留學英國。刁作謙出生在廣東興甯縣，是民國著名外交家。十歲時候（大約1890），他跟著父親移居檀香山 （孫中山曾1878-1883也在檀香山學習），中學畢業後便回到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學習。 1901年大學畢業後， 他先在英國北部的一所學院學習拉丁文，第二年考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先後獲得文學士和法學士。1907年刁作謙在英國中殿律師學院獲得大律師資格；1908年獲得劍橋文學碩士學位，並擔任中國留歐學生監督秘書；1909年出任中國留學生監督。1910年他回國通過留學生考試，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後長期在外交部工作。 1933年9月，他被派爲署理駐新加坡總領事；1935年10月，他升任正式的總領事（公使待遇），監督、指揮駐馬來半島的各領事館， 旋召還。1938年日軍占領廣州，刁作謙移居香港；1941年底年日軍占領香港後，刁作謙被日軍扣留。1943年，刁作謙以回鄉探望八十多歲的老母爲由乘機逃脫。抗戰後任外交部顧問， 1949年遷居香港，1974年12月1日刁作謙在香港逝世，享年95歲，葬禮由北伐名將張發奎主祭。
▲ 圖四、刁作謙（https://en.wikisource.org/wiki/Who%27s_Who_in_China_(3rd_edition)/Tiao_Tso-ch%27ien）
Eugene和伍連德、刁作謙相識的時間， 大約是1907年的新年前後。那一年，伍連德應邀到倫敦參加神學博士文英蘭主持的禁鴉片煙會議。
初次見面，Eugene 對兩人的經曆頗有興趣，因爲三人都有海外生活、成長和教育的背景，而出生在海外的伍連德即將回到大清皇朝效忠， 更令Eugene 震撼。可以囿于禮貌，他寒暄幾句就錯開了。等他晃過神來，想再去找這兩位留學生進一步交流，他們已經消失了。這次短暫的邂逅， 卻埋下了Eugene 這位海外華裔和近代中國的不解之緣。
從Eugene 到友仁：陳友仁的誕生
1907年，Eugene已經29歲， 接近孔夫子所說的三十而立的年齡了。他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可以說三十而立。作爲家中的的長子，他成功地從小賣鋪的孩子轉變爲本地成功的律師，而且 八年前（1899年）他已經和Alphonsine Agatha Ganteaume (Aisy), 一位美麗的混血姑娘結婚。1908年， 兩人有了第一個孩子， 是個男孩。不過，數次倫敦之行後，Eugene 的內心世界已經泛起了波瀾，他決定離開特立尼達，全家移居世界的中心：倫敦。
1911年春，32歲的Eugene帶著老婆孩子來到了倫敦， 住在貝克街（Baker Street）背後的十層樓克萊倫斯門大廈（Clarence Gate Mansions ）的一個套間裏。 順便插一句，貝克街221號B (221B Baker Street) 可是福爾摩斯和華生醫生居住的地方噢， 他們或許和Eugene 一家很熟（這當然是一本正經的笑話）。不久， Eugene一家又移居到克裏夫頓山11號（11 Clifton Hill）, 簽下了99年的租期。安定之後，Eugene 便進入倫敦大學學習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
正在此時，辛亥革命爆發了。當時還在美國丹佛一家中餐館打工的孫中山在報紙上看到了武昌起義的消息， 便離開美國到歐洲， 准備說服列強支持中國革命。 在倫敦，Eugene 參加了孫中山的一個演講會。孫中山鼓勵在倫敦的華人回到中國去， 爲新的共和中國服務。Eugene 即刻認識到，中國可以爲他提供一個比特立尼達廣闊得多的舞台，他決定到中國去。
以後很多人誤以爲Eugene 回中國是配合孫中山的行動。這個說法並不確切。Eugene 確實受到了孫中山的感召和激勵； 但到中國去， 更是他內心深處的召喚和渴望，一切並非革命的安排， 而是Eugene 本人的決定。畢竟， 他和孫中山不過是初次會面，並沒有深談， 遑論深交。
1912年一月，Eugene 買了一張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票，告別了哭哭啼啼的妻子和三個小孩，從倫敦利物浦街的火車站出發，奔向北京。他從來沒有到過北京，不懂中文，在中國也沒有親戚（他的父親是太平軍戰士， 失敗後帶著一條假腿逃到加勒比海地區謀生），也沒有朋友，一切就像一條小船漫無目的地駛向迷霧茫茫的大海…… 如果不是在火車上碰到了伍連德的話！
火車在柏林車站停留了很久， Eugene 在站台上忽然發現了一個似曾相識的華人：他戴著一副圓框眼鏡，一頂當時最爲流行的巴拿馬帽，西裝革履。那人也對Eugene 點頭示意。兩人頓時回想到倫敦的邂逅，而後在旅途中逐漸深入交談。聽到Eugene 此次旅途的目的，伍連德頗爲贊賞。在橫貫西伯利亞的旅途中，兩位青年傾蓋如故，成爲一生的知己。伍連德體貼地提醒不懂中國傳統的Eugene：你到中國需要一個中文名字， 不如就叫友仁吧。于是，一個叫做 Eugene Chen 的海外華裔便成爲此後名震世界的陳友仁了。
伍連德和陳友仁， 兩位出生自海外的華裔青年，素昧平生，卻一見如故，他們志同道合，是基于對祖國最樸素的熱愛，並對近代中國做出了他人不可比擬時間無法泯滅的貢獻。他們的選擇和道路，象征著海外華人對于近代中國生死相依、不離不棄的情感， 雖九死而無悔。
革命外交家
到了北京， 伍連德和陳友仁住進了六國飯店（北京飯店）， 伍連德便把自己的朋友、上司、同事統統介紹給了陳友仁。經伍連德的介紹， 陳友仁認識了交通部長兼代理財政部長施肇基 （Alfred Shi，1877-1958）, 後者是康奈爾大學經濟學碩士，他的太太Alice 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的侄女；Alice的表妹以後嫁給了著名外交家顧維鈞。陳友仁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施肇基的英文秘書。不久，他也爲刁作謙主編的英文報紙《北京日報》（Peking Daily News）寫稿， 在媒體界聲譽日隆。
1917年5月，陳友仁因爲批評段祺瑞而被捕入獄。一星期後，他經過友人營救出獄， 隨即經天津乘船到了上海， 和孫中山會面。此後陳友仁一直追隨孫中山， 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北京， 直到孫中山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在廣州時期， 他是孫中山最親密最可信任的的戰友和同志之一；孫中山逝世後，他也成爲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和捍衛者。
1926年10月年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廣州國民政府輾轉搬到了武漢。在1927年夏甯漢合流之前，陳友仁是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由于他精通西方法律以及堅定不移的反帝立場，他被美名其曰爲革命外交家。他最輝煌的事迹便是主持收回了漢口和九江英租界，成爲近代中國洗刷國恥的標志性事件。武漢政府也因此贏得了代稱——“陳友仁時代”。
1927年8月，蔣介石和汪精衛達成妥協後， 作爲左派的陳友仁和宋慶齡一起從上海秘密乘船去蘇聯， 並在蘇聯發表了批評蔣汪的宣言。 當時的報紙傳言兩人私奔，以後又衍生出兩人情人關系的流言蜚語。
陳友仁在廣州時代就和後來的革命領袖蔣介石、毛澤東和周恩來熟識。後三位都從他身上看到了海外華僑對祖國的熱愛、對革命的忠貞以及外交家的學識、素養和風度。陳友仁的小兒子1938年到延安的時候，適逢江青也住在同一個招待所，便爲這位上海來的影星拍下了珍貴的一瞬間。
▲ 圖五、江青（右）初到延安 （Yuan-Tsung Chen,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London: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318.）
革命時代的愛情和婚姻：張荔英 （Georgette Chang）
1926年5月， 陳友仁的第一任夫人Aisy病逝。自從陳友仁1912年離開倫敦到中國後， 兩人聚少散多。Aisy 一人拉扯孩子長大殊爲不易， 陳友仁至爲感激。 1928年， 陳友仁離開莫斯科， 自我流放在巴黎。讀者或許疑惑， 爲什麽陳友仁不回到他熟悉的倫敦呢？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陳友仁在和英國談判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的時候， 得罪了大英帝國。1930年春， 陳友仁和張荔英（1906-1993）在巴黎結婚。
張荔英是民國元老張靜江（1877-1950）和夫人姚蕙的四女兒。 張姚有五個女兒，個個才貌雙全，號稱“五朵金花”。第五個女兒張菁英（Helen，1910年—2005年) 和新加坡也關系密切。她是服裝設計師，嫁給了抗戰期間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總隊長、以後是中研院第一批院士的林可勝 (Robert Kho-Seng Lim，1897-1969)。林可勝的父親是海峽殖民地出生的教育家和學者林文慶，曾擔任廈門大學校長，是陳嘉庚的密友； 母親黃端瓊是著名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姨父則是伍連德。
張靜江的四女兒張荔英 （Georgette Chang）出生在巴黎 （也有說在中國出生）， 成長在國外。在完成高中教育後，張荔英于1926年進入美國紐約的藝術學生聯盟正式學習藝術，繼而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術專科學校與比婁學院接受私人美術訓練。她潛心美術，頗有天賦。
1930年春，張荔英與陳友仁在巴黎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據說宋慶齡也以大媒身份趕到巴黎參加婚禮，當地很多報紙都作了報道。當時張荔英不過24歲， 而陳友仁55歲， 僅比張荔英父親小一歲。這對老夫少妻是所謂真正的白發紅顔，一樹梨花壓海棠；可是，年齡的差異反而使得他們的感情非常好。婚姻甚至成爲她藝術上成熟和突破的原動力。這年秋天，張荔英的作品入選了巴黎的Salon d’ Automne 畫展。加上她華裔女性的身份和顯赫的身世，張荔英成爲藝壇的新星。在畫展中， 張荔英認識了作品同樣入選畫展的劉抗。劉抗小時候在馬來亞呆過， 在上海美術學院學習油畫， 而後到巴黎留學，以後輾轉到了新加坡， 成爲南洋畫派的開創者之一， 被認爲是新加坡的藝術大師。兩人今後在新加坡還有將近四十年的交往。
▲ 圖六、張荔英（Yuan-Tsung Chen,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London: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318.）
關于陳友仁和張荔英的結交和婚姻， 目前仍是一團迷霧。張靜江是孫中山的老朋友和早期革命活動的忠實贊助者，被孫中山稱爲“革命聖人”，而蔣介石稱其爲“革命導師”。張和陳友仁大概在廣州時代認識。 張荔英和陳友仁結識， 恐怕還是因爲父親的關系。在廣州， 由于和孫中山的關系，陳友仁和張靜江經常走動。張靜江不僅愛好古董 （二十世紀著名收藏家和古董商盧芹齋Loo Ching Tsai最早是張的廚師和貼身隨從），而且酷愛美食。 有一次， 陳友仁在廣州的家裏宴請張靜江。爲了讓張靜江滿意， 陳友仁根據記憶，描述了家鄉特立尼達的幾道風味菜， 請廚師照貓畫虎。結果廚師不辱使命，讓張靜江贊不絕口。在陳友仁的廣州住宅中， 當時懸挂著一幅巴黎風景的水彩畫，作者是張靜江的四女兒張荔英。這幅畫是張荔英給陳友仁的禮物。他倆究竟如何相識無法考證。大概是1920年代某次在張荔英回國探親的時候， 認識了陳友仁。
▲ 圖七、張靜江和姚蕙夫婦 (https://kknews.cc/history/9632×88.html)
▲ 圖八、盧芹齋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20/12578943_0.shtml）
1928年， 陳友仁離開莫斯科抵達巴黎。他選擇了巴黎， 是否因爲張荔英也在這個城市？無從而知。可以想象的是，兩人之間的交往漸多漸深， 終于不顧張靜江的反對，在巴黎締結連理。
畫家Georgette Chen
在巴黎期間，兩人相親相愛，是革命時代中的陳友仁難得的甯靜和幸福時光。這期間，張荔英給陳友仁畫了不少肖像。婚後按照傳統，她所有的畫作署名都是 “Chen” (陳張荔英）。
▲ 圖九、陳友仁肖像， 張荔英作（https://www.esplanade.com/tributesg/visual-arts/georgette-chen-liying）
下面一幅自畫像應該也是兩人婚後不久的作品。 張荔英的特立獨行， 或許可以從她的側視和白眼中得以管窺，而藝術家的才華和氣質則是一望可知。這幅肖像，象征了兩人的婚後的生活，彌足珍貴。
▲ 圖十、張荔英自畫像（http://wemedia.ifeng.com/7679038/wemedia.shtml）
▲ 圖十一、張荔英陳友仁夫婦合照。 來源：（https://kknews.cc/history/zko2rk3.html）
1931年1月1號， 陳友仁張荔英夫婦在法國郵船上碰到了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年2月8日 – 1990年12月6日）。後者是後來的馬來亞聯邦和馬來西亞第一任總理， 被認爲是馬來西亞之父）。東姑阿杜拉曼對他們夫妻印象深刻，稱贊陳友仁 “善于雄辯。我不僅全神貫注地聽，而且感受到他話裏傳達的激情。他的一席談促使我投身政治鬥爭……陳友仁在我的思想裏點燃的火花，到今天依然閃爍光芒。”（根據陳友仁小兒媳陳元珍采訪陳友仁兒子陳丕士和2000年1月采訪新加坡李成義先生談話。見《陳元珍，民國外交強人陳友仁—一個家族的傳奇》， 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第3頁。 ）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蔣光鼐領導的十九路軍聯合國民黨左派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陳友仁擔任外交部長。福建事變失敗後， 陳友仁遭到蔣介石通緝，再度流亡巴黎。
中西來回之後，陳友仁和張荔英選擇了廣東和香港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居住。日本人入侵後，他們移到了香港。1941年底日本人占領香港後，認出了藏在半島酒店的陳友仁和張荔英，把他們送到上海軟禁起來，期望他們加入汪精衛的僞民國政府，陳友仁斷然拒絕。1944年5月， 陳友仁牙痛， 日本軍隊派牙醫給他拔牙。令人不解的是，陳友仁居然因爲拔牙而死亡，時人紛紛表示他是被日本人暗害。1949年後，陳友仁的遺骸被移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選擇新加坡
抗戰勝利後， 張荔英獲得自由。
▲ 圖十二、張荔英《自畫像》1946年
此幅自畫像做于1946年，也即陳友仁逝世後和張荔英被釋放後， 未亡人依然署名“Chen”。肖像中女性， 依然側臉而視，依然帶著一絲冷峻的白眼，仿佛看穿了人世的一切。
1946年到1949年， 張荔英在國內和世界各地如紐約、新加坡漂泊展覽。1954年，應新加坡南洋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林學大之邀，張荔英任教于該校長達27年， 爲新加坡的藝術貢獻了余生。 在新加坡，張荔英又見到了東姑曼阿都拉， 並給他繪作了肖像； 她和劉抗也在新加坡重逢，共同爲新加坡的藝術做出了貢獻。張荔英應該和她先生的老友伍連德見過面。
1993年， 張荔英在新加坡逝世。
無論在陳友仁，還是伍連德， 抑或刁作謙，以及年輕的張荔英，還是她的妹夫林可勝，他們都是海外華僑，有著僑居和留學的經驗和身份，他們在人生、教育、革命、外交、醫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和近代中國的創建休戚相關。他們有時被祖國記憶，有時被南洋榮耀，或者他們的被遺忘，被埋沒，雖然是時間流逝的必然，難道不也是革命和建國的操弄嗎？
作者楊斌 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對本地曆史頗有研究，剛剛出版《上座傳經事已微—饒宗頤新加坡大學執教考》一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限量版300本。點擊這裏可以購買作者簽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