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與媒體報人的關系是交集在愛與恨之間？
在“愛與恨”間
上世紀60年代初，他說過，頭腦好的人學醫，其次學法律，再來就是當新聞記者。當時有報人向他指出他的內閣裏就有五六位閣員是新聞記者出身的。李光耀沒有回答（自1965年建國至1986年，就有兩位 總統是新聞記者出身的）。
李光耀登上總理高位之前與後，對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所發表的公開談話，顯示他在這方面的立場，前後有極端的差別。 而且，他後來對媒體報界應該在建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們認爲媒體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所肩負的督促施政、 反映民意的第四權的任務，大相徑庭（當然也有人忘了國情的不 同），各種思想自由交流的構想也成了空談。
早一代的報人記得，1959年上半年之前，人民行動黨尚未成爲執政黨時，李光耀公開表明“言論自由是不應受限制的”，但是他也強調在行使這項自由時，不應違反法律。1955年4月，李光耀第一次當選立法議員後不久，作爲反對黨議員，他曾多次主張政府不應該限制言論、出版等自由。當時馬共及左翼分子還在滋事，李光耀強力主張廢除“緊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齊放。
1959年，僅僅四年後，人民行動黨成爲執政黨後，李光耀對言論自由所持的觀點，就與過去還未上台時的觀點有越來越大的距離。 在同年的5月18日，距離大選還有12天，他似乎已經肯定自那天以後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會贏得政權。于是他說，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後，任何報館如果破壞新加坡和馬來亞聯合邦的關系，包括合並取得獨立的政策，或者使兩岸關系緊張，將要面對顛覆罪。任何編輯、評論員或記者如果追隨這種媒體的路線，在政府維護公安法令條例下，我們將會扣留他和關禁他（We shall put him in and keep him in）” 。
那一天，李光耀在紅燈碼頭舉行的行動黨中午競選群衆大會作如此之申明後，海峽時報歐亞裔總編輯霍夫曼立即作出激烈反駁。 之後將近一個星期，海峽時報與李光耀口舌之戰不停，恐嚇、威 脅、互相指責，高潮叠起。西歐方面，英國的每日鏡報指斥李光耀意圖壓制新聞言論自由。霍夫曼更專程飛去柏林參加在那裏召開的國際新聞學會（IPI）大會，在會上指出人民行動黨在恫嚇他主持的報紙，使新加坡新聞自由感受威脅。霍夫曼也說即使1942年日本軍占 領新加坡時，新加坡的報業都未嘗面對如此嚴重的威脅。
所有報紙都會是我們的！
在結束競選運動的兩天前，李光耀爲自己的言論辯解。 自人民行動黨于1954年創黨以來，李光耀就發覺海峽時報已開始“仇視”行動黨。 我清楚記得，5月大選到來前幾天。一天中午，我走過新加坡河的加文納（Cavenagh Bridge）鐵橋，在橋中央，李光耀律師從皇後坊方向迎面走來，他應該是從高等法院步行回馬六甲街的律師館。我和他在狹小的橋中央不期而遇。
這幾天來，李光耀正和海峽時報總編輯因“新聞自由”話題爭吵到面紅耳赤。 我趁此難遇的“一對一”機會問他：“若人民行動黨執政， 會不會自己來辦一份報紙（現有的《行動報》不在內）？意氣風發的李光耀冷笑著說：“哈，哈！到時所有的報紙都會是我們的，我們不會蠢到自己來辦報。”以李光耀的性格與霸氣，以及當時他與海峽時報總編輯在爭執的背景來看，他的話不可能是隨便講講，或是無意說說。李光耀不是一般不用腦子說話的人。
（注：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對海峽時報還是耿耿于懷。兩次嘗試鼓勵國人另辦英文報。有數家銀行股東投下千萬元資本。新報紙還是不能達到理想，其中一份辦到中途被形容是“足球報”，總編輯也積勞成疾，抱病出國換心髒。直到80年代中，國內四種語文的報刊終于歸納在新加坡報業控股旗下，從此惟我獨尊。）
爲民族和諧祈福十天
投票的前一周（5月23日）起一連10天，島上的各民族和宗教團體——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蘭信徒，各在其教堂、寺廟內爲新加坡的福祉、繁榮及民族和諧誦經念佛、祈禱。祈福會是由各宗教團體聯合發起，待31日大選結果全部揭曉，新憲法生效的前夕才結束。
島上爲什麽有如此重大的宗教動作？說開了是選舉之到來，而這一次的選舉跟曆來選舉的性質完全不同。經過此次選舉之後，新加坡算是走上自治邦之路，再下來是自殖民地統治者手中取得完整的獨立。選舉運動已進入白熱化。距離投票日還不到兩個星期。 各政黨人馬，不分保守、激進或左或右都磨拳擦掌，各顯神通。無黨派人士明知他們的前途茫茫，也蠢蠢欲試，希望能在新議會博得一兩席。
在新加坡河河口，有所謂的“蘋果”樹下河畔一帶，行人熙熙攘攘。政黨領袖就選擇在這裏，尤其是衆多公務員中午飯後休閑之所，向他們宣傳，闡述政黨黨綱，爭取選票。第一任首席部長馬紹爾的政治魅力，就在這棵“蘋果”樹下生根。 各政黨候選人發表的言論，激烈火爆，煽情和人身攻擊語言不斷，有如一陣陣接踵而來的波瀾，高潮叠起，造成社會民心紊亂，無從分辨是非，人民分裂。選舉之後看到的是接二連三的誹謗官司在法庭出現。 激烈的選舉運動，使到各政黨之間原有的友情、互相容忍的政治風度煙消雲散。換回的是懷恨、冷語嘲諷、惡言恐嚇，以及批評對方淺薄幼稚、是危險分子、投機分子、共産黨分子等激動的語言。馬來半島的“華巫印聯盟”內閣大員也跨過新柔海峽來支援同志，助陣打造聲勢，一時把選舉氣氛炒到火爆。
幾個月來，政黨爲了爭奪自治政府政權，把新加坡帶進“戰國”選舉，襲卷而來的政治氣流，給人有“風聲鶴唳，暴雨即來的恐懼”感覺。 過去多次發生過島內因學潮引起的暴動和工潮流血事件，都不曾使人民有如這次驚心。大家相信暴動、工潮頂多三五天後就會平息下來，是局部性的，而這次選舉是關系到國家社會命運，感受也就完全不同。 國人擔心，選舉結果揭曉之後，若是行動黨獲勝取得政權，會帶來什麽樣的新新加坡？國人會如此想，主要還是對行動黨信心不足。
行動黨一路來的作風，充滿激進的鬥爭語言，讓選民投票之前還無法消除疑慮。 投票即將到來的十天八天前，政黨間短兵接觸，行動黨接二連三使出“連環計”爲選舉制造聲勢，制造恐懼，制造敵對，放話敗選者即逃亡的心理戰術。 所謂“連環計”，是行動黨將勞工陣線多年來執政的弊病、貪汙無能、行政腐敗病症及社會病態等等，累積下來負面現象盡力揭露渲染，先要求成立調查庭調查某案真相，然後在調查庭借力使力打垮執政黨的聲譽（執政黨的聲譽原本就已低落），加上報紙每天連續用極大篇幅報道調查庭揭露的“真相”，都輕易引起人民的興趣和反響。
三個所謂的“連環計”如下：
（1）用國民黨做假議題，調查周瑞麒存款案；
（2）市議會總行政官與行動黨控制的市議會鬧矛盾（以上兩項均發生在1957年，行動黨則“密封”至本次大選 在即才加以揭發，成立調查庭調查，是行動黨高明的政治運作）；
（3）行動黨秘書長與海峽時報總編輯筆戰、舌戰，波及同業。（這是選舉運動中的突發案子，但也與上述兩案發生在同一選舉期，故稱“連環計”。投票日在即，這“三步連環計”對社會、選民沖擊 甚大，對勞工陣線政府産生不利的“連鎖性”反應。）
平時不大愛說話的行動黨要員吳慶瑞提醒國人，5月30日 是“黎明到來的新時代”。支持行動黨的工人學生興高采烈說這一天以後，“大家會睡得格外好”。 另一方面，市面也有人因投票日在即，心情不安。我認識幾位中西報的編輯、記者、學校校長、教師和平日對行動黨態度沒有好感的人，以及娛樂性質黃色報刊的媒體人，這一晚都准備好，只要選舉官一宣布行動黨勝利取得政權，便馬上越過新柔長堤，到馬來半島暫避或另謀出路。丹戎巴葛火車站這一晚也有三兩位黑道人物乘火車北上。
報紙風雲與黑色行動——李光耀總理于1971年6月間親自到赫爾辛基出席 IPI國際新聞學會，爲政府的立場辯護。（泛亞社）
就任總理後第一個生日宴
1959年5月大選，行動黨大勝，李光耀登上自治邦總理大位。
四個月後，駐新加坡的“東南亞外國通訊員俱樂部”首次邀請李光耀以總理身份出席特設的晚宴，並請總理發表演說。總理公署回函接受邀請，建議日期延後到9月16日星期三晚上8點鍾開席。宴會設在國泰大廈內的國泰酒樓龍宮廳。餐費一 桌10人新幣60元，也就是每客6元（當時市價）。
這一天正是新任總理，也是新加坡第一位總理李光耀的36歲生日。由俱樂部義務秘書合衆社經理黃金輝（他後來成爲新加坡第四任總統）負責辦理宴席。我們俱樂部8位理事每人負責訂下一桌。龍宮廳只能接待90人，座位一下子就被訂滿了。 但是，除特別邀請的貴賓，理事訂下的8桌賓客的人選，確實是個問題。這一晚，你不能隨便拉請無關重要的朋友赴宴。記者能邀請的賓客也不外是外交界的朋友，當時的社交圈狹小，各理事邀請外交界賓客的名單便出現重複。爲了使酒席坐滿，也只好把當地報社編輯、外國和本國企業金融界巨子請來，或帶太太出席。對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一夜。 一切新鮮！這一晚的氣氛格外愉快。一是總理第一次到會向外界見面演說，其次是適逢總理36歲華誕，他的夫人也受邀上座，樂也融融。
相隔37年的兩次演講
李總理這一晚的政策演說講題是“No News Is Good News” （沒有新聞就是好事），也是說給赴宴的外交官們聽。 他言詞滔滔地說“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個‘沒有新聞’的地方”。他指責通訊員喜歡混亂與危機，他們任性固執，故意歪曲事實或另有其他原因。
總理說，“我如果能夠減少新加坡島內的一些危機或一些不祥事情，那麽駐在本地的外國通訊員就會沒事可做了。對我們則是“沒有新聞就是好事”（No news is good news）。” 李光耀也對在場的外交使節說，他們都是國家派來的眼睛和耳朵，隨時關注這裏發生的事，如果這裏很多新聞，他們就很忙。 李光耀當晚先回顧周圍的環境和激蕩的區域形勢，以此爲背景，講越南危機、台灣海峽緊張情勢和還未結束的一部分軍人及政客在蘇門答臘巴東聯合發動（1958年）推翻蘇卡諾總統的叛亂，這些“都是你們（記者）樂道的事”。
李光耀說，可是在新加坡，連遊客都覺得這是個沉悶枯燥的國家。 從那時起的三十多年，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常被遊客說是個乏味、沒有觀光景點、缺乏生氣的地方。國外來的新聞記者也認爲新加坡是一口新聞枯井，沒有新聞泉源。
1990年，李光耀卸下總理職務。1996年6月，他以資政身份再次應東南亞外國通訊員俱樂部（聯合新加坡報業俱樂部）的邀請，參加晚宴和發表演說，這與他第一次應邀在該俱樂部演說已相隔37年。
1959年參與晚宴的賓客多已不在。當年的外國通訊員如今仍在的也僅剩三人，即黃金輝、浦德華和筆者。年邁的黃金輝自總統任滿退位後，就在家養病，沒有到會。
1996年的晚會是在萊佛士酒店舉行。我去參加了，席上年輕同業見滿頭白發的我，紛紛笑問客從何處來。 令我感歎的是俱樂部應屆主席諾登在當晚的開場白。他說：“新加坡最近有很多新聞，而且涉及的範圍很廣。有國會辯論，有李光耀施心髒手術，有大學生問題等等……” 風雲變幻，人事滄桑，主席的話即使是諷谏，實也無可奈何，它是事實。李光耀在位時已經成功完成了他半個世紀前的理想。他退休之後，“no news is good news”的日子已一去不複回。世上沒有永久的事物，就如時光不能倒流，你要留戀或傷痛往事，就悉從尊便好了！
此文節選自陳加昌著作《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第九章，原章節標題《李光耀與媒體》。本書是《亞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好書，也是2016年新加坡文學獎非小說組大獎得主。
封面繪圖⊙塗敏忠 初版一刷⊙2015年9月
陳加昌，傳奇報人，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在李光耀踏入政壇前便認識李光耀，是最早 近距離接觸、采訪和報道李光耀的記者之一。
陳加昌從事新聞工作半世紀，奔走于區域政壇風雲間，除了以記者的身份經曆新加坡動蕩歲月外，也曆經區域重大事件，包括深入越南采訪戰地新聞，采訪過萬隆會議、新馬分家、新加坡獨立、學潮暴動、福利巴士工潮暴亂、種族暴亂以及重大區域外交事件等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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