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對外國人及事物的感覺，在過去百多年經曆了過山車般的上下顛倒曆程。從鴉片戰爭前後覺得蠻夷走路腿不會打彎修火車破壞風水，到清末畏洋如虎的遍地租界狀態，以及五四運動試圖在文化上對中國自身做全面否定，再到新中國成立後關上門來反帝反修和以專政手段打擊裏通外國者，再到改革開放後逐步打開國門在主權平等基礎上和世界各國進行經濟往來，大時代的暴風驟雨，不可避免地給國人的精神和性格造成一定影響。
時至今日，將外國人及事物視作洪水猛獸的心態已經不複存在，受過教育者也鮮少有人對外國抱著自高自大態度。畢竟，百余年心路曆程，無論是遭受的侵略者欺壓羞辱還是歐風美雨的洗禮（往往兩者兼有），都已經使社會大部分成員認識到，在無論典章制度還是器物文明方面，中國之外的世界都有著太多的好東西值得我們學習。雖然，隨著這些年中國經濟實力的迅猛增長，也漸漸有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員，又開始有所傲慢，在“中國震撼世界”、“中國一定做對了什麽”以及“中國模式”這些由一些逐利不逐理的學者編造的概念激勵下，時不時展現出一種“滿大人”的颟顸狀態。但以筆者的觀察，總體上中國社會（包括中國政府），都能認識到中國在很多方面和西方發達社會的差距，還沒有失去學習和進取的精神。
不可否認，西方到現在還是居于強勢地位的文明。至少在幾個方面，西方文明所提供的答案非常清晰，且已經被制度化或者慣例化爲可操作和可奉行的准則。第一，西方文明提出了一套平等保護和發展社會成員（即社會中的每一個個人）的理念，包括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個人自由、保護人權等，並且有具體的法律制度去貫行之。第二，西方主張保護財産權以及此基礎上的平等交易，進而擴展到國際自由貿易。第三，西方自身已經實現以平等選舉爲基石的政治制度，可以通過根據多數人的意願所進行的領導人和平更換來緩解重大社會危機。第四，西方社會內部，總體上社會成員之間能做到平等相待，大體上不存在過于明顯的等級制度和官本位現象。
對于大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我們尚無法預測其會朝著那個方向發展。會不會實現法治（盡管中國政府已經表決心要建立法治國家），會不會采取西方式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都是一個未知數。但不論政治體制如何演進，有一點是無論如何應該做到的，就是平等對待個人，保護每一個人的人權（這是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詞語）。換言之，要把每一個人當作人來對待，不分性別、種族、職業、教育背景、地域、政治觀點等等差別。
在尚沒有實現全面人人平等的中國社會，雖然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若因此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則中國文化和社會結構中存在已久的專制主義毒素無法消除，到最後還是一個一部分人當主子另一部分人在精神上或者制度上當奴隸。
但另一方面，對中國的一系列現狀的不滿，也導致了一部分大陸國人在面對境外人士時，表現出濃厚的自恨和自甘下賤的情緒。由于在文化上——有時候甚至是因爲身處中國——所産生的自卑，再加上對體制的不滿和無可奈何所産生的憤懑抑郁，他們發自內心地願意將有關中國的一切貶低，自認素質低甚至是人種低劣，甘願接受侮辱性的稱呼如”支那人”，喜歡聽一切說中國不好的言論，不管是客觀分析還是蓄意抹黑。
如果只是針對自身的“自恨”，那也沒什麽，畢竟只是個人的處世態度。但很多自恨族，將這種情結擴展到自己同胞身上。但凡是中國大陸同胞在海外陷入爭端，則必然是中國人不對，是素質低劣引起的，活該雲雲。即使在那些純屬是國人無辜被淩辱的事端中，這些自恨族所譴責對象也必然是自己的大陸同胞，而對加害者則曲盡人情地表示理解和同情。
如前一陣香港本土極端勢力以抗議水貨客爲名，對一對說大陸口音的母女圍攻羞辱，逼母親開箱檢查行李，也嚇得幾歲的小孩子不停大哭。此事理所當然地在大陸網友中引發義憤，但也有一對帶著理中客面目的自恨族站出來發一堆軟文，稱要理解港人及大陸遊客要入鄉隨俗，但幾乎未見哪個理中客譴責這種暴行以及對被無端羞辱的母女表示同情的。但凡有孩子的就該知道這些攻擊者的行爲可能會對一個未成年女孩造成持久的心理傷害。如一個網友所評論的，“那小姑娘哭得讓人心酸。她的恐懼可以想象，平常能庇護和保護自己的強大媽媽，已經被一群可怕的壞人圍攻欺壓，等于是小女孩的天都塌下來了。她一定覺得好無助，好沒安全感”。不幸的是，在自恨族眼裏，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
自恨族的這種心態，其動因也許是出于對他們所認爲的高更級的文明的致敬，但這種沒有平等之心的崇拜，本質上仍是一種奴性的體現。更有甚者，他們抛開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談，卻將“低劣文明”的原罪擴展到每一個大陸國人頭上，對他們所受到的委屈與不公卻完全無視。但實際上，他們這種心態在他們所崇拜的文明裏卻是行不通的，因爲後者在理念上恰恰不接受對任何個人施加的不公正。
本文作者王江雨博士爲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海外優秀學者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爲國際貿易與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商法、中國法律傳統，以及中國公司證券法。爲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校友。近年來多關注新加坡政治與國際關系。本文首發于《南風窗》專欄（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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