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新加坡建交25周年，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周到訪我國的一系列活動爲高潮。
雖說兩國建交是在1990年10月3日，但兩國的非正式外交關系早在1981年互設商務代表處時就已經開始。更關鍵的是，在此之前的70年代，兩國領導人已開始互訪，以當時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來說，互訪次數相當頻密，而且李光耀和鄧小平兩人之間所談課題的深度和敏感度，遠遠非一般可比。當時兩國之間的交流是實質性的、戰略性的、開拓性的，所差的只是由于新加坡受到的地緣政治所限，而無法享受一個名義上的外交關系而已。
兩國民間的合作曆史則更加久遠。僅說1949年之後的情況，太平船務公司早在1956年就積極開拓中國業務，上世紀60年代末就開辟了中國和中東之間的航線；中華總商會1971年率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國，會晤副總理李先念；大華銀行在80年代初在北京開設了第一所辦事處；華僑銀行早在民國初年就在廈門開了分行，在共和國建立後，它是獲准在中國境內連續經營的四家外資銀行之一；欣光集團1980年在南京興建的金陵飯店是首幾個獲外國投資者承諾投資的大型項目，也是中國房地産發展市場的裏程碑。這些都只是衆多例子中的極少數。
兩國建交以來，雙邊合作有了正式外交渠道的輔助，更上一層樓。在兩國政府之間，形成了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的合作機制。在國家層面，是2003年成立的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各方由一個副國級領導人爲主席，雙方外交、商務等部門爲委員。
在地方層面，新加坡與遼甯、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四川七個省份設有雙邊經貿理事會，由兩方省部長擔任聯合主席，以商務、經濟、投資等部門和一些企業爲理事，共同推動兩地的經貿和其他往來，包括旅遊、教育、文化、人員交流與培訓等。
兩國的經濟合作十分密切。目前，新加坡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而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最能體現兩國政府合作高度的實體項目，是1994年正式設立的蘇州工業園區和2008年創辦的天津生態城。前者爲中國引進招商、親商、經濟管理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經驗，後者則希望能爲華北城市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模範。兩國第三個政府間項目已確定落戶中西部，以現代互聯互通和現代服務經濟爲主題，具體定址相信在習近平訪問新加坡時作出宣布。這是新加坡抓住中國中西部發展機遇的一個努力。
除了這三個政府間的合作項目，兩國之間還有廣州知識城、吉林新型農業合作食品區、南京生態科技島、新川創新科技園等重大項目。今年10月，中國商務部正式提出了將中新廣州知識城上升爲國家雙邊合作項目的建議，預料將進一步加速知識城的發展。
新中建交25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最主要的作用有兩個：一是時代，一是人。
兩國政府的友誼始于上世紀70年代，發展于八九十年代，成熟于新世紀。70年代正是東西方陣營冷戰的高峰，互不了解，互相猜疑，也互不對話。即便中美建交之後，兩國也缺乏互相了解的基礎和機制。李光耀在時代的夾縫中恰恰扮演了雙方所依賴的觀察者、判斷者和溝通者這樣的一個角色。是以，兩國政府之間的友誼迅速鞏固。
上世紀90年代，正在積極發展海外經濟翅膀的新加坡第二産業剛好遇到改革開放的中國，前者需要土地、工人和原料，後者需要資金、技術和國際市場，相輔相成。在這之後，中國大舉城市化，給新加坡的第三産業如房地産、金融、物流、商業、教育等帶來機遇。這是時代的作用。如果中國仍是計劃經濟，如果新加坡仍是工業化初期階段，兩國經濟沒有互補，肯定就不會有如此規模和深度的經濟交流和合作。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爲華人，與中國在語言和文化上的互通爲兩國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新加坡的華人移民潮，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許多落戶或入籍新加坡的中國人以外企的身份、待遇和技術，回到他們所熟悉且富有人脈資源的中國去經商，事半功倍。其他在本地落戶的中國人，盡管不一定與中國有直接的商貿往來，但是他們間接帶動的是兩國之間更大規模的人員、資金、知識和文化的交流。
放眼將來，兩國的合作和交流發展前景可佳。但是，也必須注意一些“認識盲區”。
首先，必須認識到民族與國家是兩個概念。華人是華人，中國是中國。兩者一旦混淆，就很容易産生各種幻想和誤解，幹擾正常思維和情感。
其次，每個國家肯定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爲重，然後才考慮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在前者不受影響的前提下，當然要照顧後者，但是絕不會爲了後者而犧牲前者。
再次，曆史是發展的，兩國關系肯定有時起、有時落，要認清楚總的發展趨勢和方向，不要爲一時的高低起伏而喜怒哀樂。
最後，外交場合常愛說“國無大小，一律平等”。這是小國的追求，但卻是大國的客套話。身爲小國，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這點。惟有讓大國認識到我們的價值，大國才會讓我們享有一些平等的機會。
（作者許振義，本文原發于《聯合早報》“義見義見”專欄。感謝作者授權新加坡眼平台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