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洛爾還提供了證人——女服務生維吉尼亞,這位服務生聲稱有陪弗洛爾去醫院看病,可以證明清白。不過,當警方向醫院證實這一說法時,院方則表示案發日期沒有弗洛爾就醫記錄,並且經過醫生檢查,她本人未患有癫痫,只是偶爾輕微偏頭痛。
1994年,弗洛爾執行死刑的時間臨近。女服務生維吉尼亞陳述的“真相”,贏得很多菲律賓民衆的信任與同情。事情不斷發酵,萬人上街抗議
當年,菲律賓大選將至,菲律賓國內就業機會較少,在勞務輸出的政策下,許多菲律賓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在國外打工,並受到雇主不公正對待。弗洛爾的遭遇似乎成了衆多外出務工者的一個典型案例。
隨著競選程度白熱化,菲律賓反對黨等政客以弗洛爾爲例,對外勞政策進行批評。盡管,新加坡警方調查,通話記錄顯示黃家女傭當天沒有打電話給黃明強,並且是黃明強妻子報的警,所謂反轉真相漏洞百出,可是仍有很多菲律賓民衆相信女服務生維吉尼亞的說法。菲律賓舉國上下開始了“拯救弗洛爾”遊行活動。民衆還對于菲律賓駐新加坡大使對國民遭受“不公平待遇”無動于衷的表現,表現出強烈憤怒。

菲律賓的媒體也強烈譴責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稱沒有進行人道主義的考量。

大家送上鮮花,哀悼弗洛爾,以及爲國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千萬同胞而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