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這是中國《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2012年采訪新加坡著名文化人媒體人杜南發的稿件。此次重新轉載，裏面提到新加坡與華文世界尤其是港台文化圈的互動交往，仍然有許多趣事，也是一樁樁佳話。
杜南發現任《新明日報》和《聯合晚報》的統籌總編輯，他的辦公室挂滿名人字畫：何紹基、鄭孝胥、溥儒、周作人、豐子恺、沈從文、曹聚仁……郁達夫寫給鄭子瑜的名聯“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鄭子瑜身後由杜南發收藏。金庸贈給杜南發的書法是“詩聖主國，朱雀騰飛”，可視爲一個謎面，謎底是“杜君南發”。杜南發說，他基本上不用“收藏”一詞，他喜歡的字眼是“緣聚”：“很多東西不一定非強求不可，有緣碰到，總會圓上。”
杜南發祖籍福建晉江，1952年生于新加坡。1973年報考南洋大學時，杜南發的興趣是經濟，但成績不夠，只能進文學院，沒想到全心全意讀中文後，杜南發慢慢讀出了興趣。大學時候的杜南發鍾愛寫詩，日後出版過《酒渦神話》和《心情如水》兩部詩集。
大學畢業後，爲等一份赴德國留學的獎學金，杜南發要找份暫時的工作，剛好一位南洋大學的師長認識報界朋友，便介紹他到《南洋商報》當翻譯。1977年，杜南發抱著無所謂的心態開始上班。後獎學金因故未能拿到，加上報館上司認爲他應該去做記者，杜南發便在報社留了下來。當記者時，剛好報館出了一份新的小型報紙《快報》，初由老一輩編輯主持，銷路不太好，便讓給年輕人，杜南發大膽改版，屢創新意，很快銷量上升，讓他發現報章新聞在嚴肅之外的創意趣味。杜南發緊接著向報館領導建議，試編一個供年輕人表現新意的文藝副刊園地。總編輯說：“大報的文藝副刊很重要，不能給你們這些小毛頭拿來玩。《南洋商報》有一個小開《南洋周刊》，就撥個版位給你們試看看吧。”杜南發爲這個新副刊取名《浮雕》，最開始幾期，整版的稿件都是杜南發一個人頂，換不同的筆名寫詩、小說、散文、評論，還根據新聞寫海內外文化動向，引進版面設計的新概念，反響良好。最終，報館高層決定讓杜南發負責《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杜南發一接手，就給副刊取新名爲“文林”：“武術界有武林，文藝界就要有文林。武術界有高手，文藝界也有高手。”
杜南發說，他的文學引路人是大學時的老師王潤華，王潤華介紹他認識了有“小巨人”之稱的台灣著名出版人沈登恩。後來，柏楊出獄後第一次獲准離開台灣，便是由《南洋商報》邀請到新加坡訪問。台灣當局要倪匡做擔保人，倪匡一到新加坡就找杜南發，因爲沈登恩告訴他：“到新加坡，你一定要找這個人。”暢談後，柏楊、倪匡都建議杜南發到台灣采訪。杜南發向報館提出到台灣和香港采訪名家的計劃。
台灣之行中，杜南發采訪了陳映真、高信疆、痖弦等人，也結識了古龍、高陽等許多作家。當時正是台灣《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鼎盛時代，兩大報的副刊主編高信疆和痖弦都成爲杜南發的好友。如今高信疆已故，杜南發回憶：“高信疆是我公開承認的啓蒙導師，那次訪問對我是一個啓蒙，眼界大開，觀念大開。之前我負責副刊，觀念比較傳統。高信疆告訴我，副刊可以是整個報紙中重要的一環。副刊的‘副’字，不應該只是附屬的概念，可以是一個主導的概念。”
台灣之行計劃中，杜南發還想找台靜農談談魯迅，無奈威權政治還未解凍，台靜農答複：“千萬不行！”隨後杜南發到香港采訪，倪匡帶他去采訪金庸。事後倪匡才告訴他，金庸先是拒絕：“我接受訪問多了，沒有什麽意思。”倪匡勸：“這位小朋友挺有意思的，見他一下嘛。”金庸說：“好，見了覺得有意思，當天晚上就留下來吃飯。沒意思呢，訪問完就說當晚有一個飯局，意思是下逐客令。”結果相談甚歡，金庸請杜南發留下來吃飯，還打電話叫溫瑞安過來作陪。這批台港名家的訪談錄後來結集成爲《風過群山》。
杜南發認識董橋是因爲女作家蔣芸。“我們那時候都叫蔣芸作‘蔣清秀’。她負責一本《清秀》雜志，在香港很有名，董橋在那兒寫專欄。”多年後，杜南發和董橋有一個共同的愛好：書畫鑒賞。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一位中國教授在新加坡辦展覽，杜南發到現場，看中一幅吳湖帆的作品，當時月薪才不到兩千塊，那幅畫要價四千塊，但他實在喜歡，便咬牙買了下來。回家後慢慢研究，越研究越發現不對，後來找行家來看，才知道花兩個多月的薪水買了一件赝品。杜南發心裏很不舒服，苦讀張珩的《怎樣鑒定書畫》，算是入了門道。
1993年，杜南發在廉價書堆裏偶然找到鑒定家楊仁恺的《國寶浮沉錄》初版。此書印刷質量不高，但杜南發讀得津津有味。兩三個月後，楊仁恺剛好到新加坡，杜南發去采訪，直接問起他發現《清明上河圖》的事，楊仁恺覺得很驚訝。一席談後，楊仁恺邀請杜南發到遼甯省博物館去看書畫，作報道。杜南發專程到了沈陽，楊仁恺親自帶他到庫房裏，把館藏的重要名作都看了。後來，杜南發出版古書畫記《美的足迹》，楊仁恺作序。
回顧人生，杜南發自認興趣轉過三輪：早期喜歡政治、經濟、科技；大學之後開始寫詩，後來到了報館，也算跟文學在同一條線上；中年以後喜歡書畫。在品評結緣的風流人物後，他感慨：“曆史上太多浮浮沉沉的故事了。當年很紅的人，後來可能不行了，當時無人問津的人，後來發現是個人物。每個時代有世俗的價值，跟時間的價值是不一樣的。當代有當代的價值判斷，可是，經過長時間，這個人是有什麽樣的位置，就會越來越明顯了。一切都逃不過時間。”
時代周報：1973年你到南洋大學文學院讀書時，人文氣息厚重嗎？
杜南發：我覺得南洋大學是一個很有人文風味的大學。南大創校于上世紀50年代，因爲曆史因素，當時未能從中國大陸聘請學者，中文系老師多來自港台和海外，像淩叔華、蘇雪林、劉太希等，南洋大學和三大學院的題名書法也請當時在台灣的于右任題寫，建校紀念碑則由佘雪曼所書。
我70年代初就讀南大，中文系老師主要來自台灣的政大和師大，或早年由大陸到港台的學人。我那時最著名的教授是以研究莊子聞名的王叔岷和甲骨文專家李孝定，都是30年代北大出身的學者。或因李孝定的古文字學太艱專枯燥，王叔岷的莊子較有空靈情趣，當時同學多喜歡王叔岷，認爲王高于李，都說王叔岷是鎮系之寶，現在回想起來，兩位都是一代名家，各領風騷，實在不應如此輕率亂分高低。
在南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古今二王”，即教古文的王叔岷和教當代比較文學的王潤華兩位老師。“古王”讓我真正領略中文之美，“今王”是引我走入現代文學創作世界的恩師。我們是在第三年才能修王叔岷的課，他以研究《莊子》聞名，當年他在台大講《莊子》，上課時窗口都擠滿人潮，被譽爲“說《莊》驚動杜鵑城”，我們都很希望他開《莊子》課，不料系裏列出的課竟是無人知曉的《劉子》！我們找遍諸子百家也無此人，到開學時才知道原來是南北朝的散文家劉晝。那真是一個心靈震撼、一個難得的機會教育，原來做學問的功夫之一，就是要能于無聲處聽驚雷，冷門僻處發現精彩，就如《劉子新論》這樣值得細細品味的美麗六朝文字。我們讀的是收錄在《四部刊要》雜家轶書部分的抽印單行本，薄薄一本，王叔岷只精選四五篇，就講了一整個學期，自然十分細致深入。這堂課，對我最大的收益是真正認識了文字的魅力，例如“含奇佩美”一詞，用“含”字形容光華內蘊之德，用“佩”字形容身外之美，內外有別，概念形象生動，可見中國文字內涵之美，難怪古人有“一字師”之說，每字每句都得認真講究，運用得宜，每個字都有自己鮮活的生命力。特別是文學，講究的就是文字。
時代周報：你如何看林語堂任南洋大學第一位校長的曆史？
杜南發：我覺得林語堂對不起南大。創辦南洋大學的領導人陳六使想把南洋大學辦成一個好大學，當然想請著名的學者來當校長，因爲上世紀50年代已經不可能請大陸有名的學者過來，有人建議請人在美國、學貫中西的林語堂，他真高薪把林語堂請來了，沒想到林語堂沒有從華僑苦心建校的角度來看待這是一所初生待哺、需要培育成長的新生大學，而是從美國的標准來看南大，一來就高姿態要求按美國一流大學的水准辦校，包括薪水、學制等都要一夜改變，道不同不相爲謀，陳六使不願南大蒙受損失，自己掏腰包賠了林語堂一大筆錢，請他走人。
林語堂完全不願理解南洋華人建校的苦心和地方實況，離開後還在台灣報章上把問題政治化，以“反共有功”自居，就這點而言，我就覺得他在道義上不對。所以，身爲南大生，我有好幾次遇見林語堂的書法，價錢也不貴，但我完全不願收藏，講難聽一點，林語堂的東西送給我，我都不會要。這不是金錢上的問題。
寫詩要有“人間味道”
時代周報：你在大學有許多詩作，工作以後還寫嗎？
杜南發：剛進入社會時感觸較多，寫了不少，現在只偶爾寫，多未發表。早年我特別喜歡楊牧和鄭愁予，近年反而喜歡戴望舒的一些詩，尤其是像《蕭紅墓畔口占》那樣的短詩，簡簡單單，平淡中見深味。太過花哨的詩，像徐志摩，雖然很美，一下就讓人進入一個五彩缤紛的世界，濃得化不開，心就靜不下來，只有平淡中見味道才是真味，有心靈甯靜之美，深情自在，便有人間味道。所以近年來，我也嘗試寫短詩。
時代周報：我訪問痖弦先生，他早年寫過詩，但他把編輯的意義看得很莊嚴，不太喜歡人家說編輯是爲人作嫁衣裳。他認爲現在寫一首詩，在世界上的影響，老實講很渺茫，但是如果一個副刊一紙風行的話，對社會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杜南發：當年他也給我講過這樣的話，他說寫詩要胸無片雲才行，搞報紙雜務太多，我卻覺得這是觀念和認識的問題。我的人生觀早期受存在主義影響，後來是佛家的“活在當下”。因爲人雖有過去現在未來，但真正唯一能夠把握的只有當下，其他你都管不到，既然管不到就不要爲其所困擾，認真做好當下該做的事就好。
所謂生活，生是狀態，活是態度，人既然必須生活，就應該活字當前，即使未必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但仍應如禅宗說的“活潑潑來去無牽挂”地去做，所謂境隨心轉，一轉即活，就是快樂。所謂快樂，不是大吃大喝有錢就很快樂，快樂是一個知足的狀態，因爲知足，才能從容而自在。但快樂和知足的前提必須是認真和清醒，認真才會明白究竟，清醒才能知道自己的狀態，否則只是官能的墮落，心靈的失落。我做任何工作，包括收藏、寫作，都是這個心態。
所以，說當編輯是爲人作嫁衣裳或說能夠引領時代，都行，重要的是要有認真去做的態度，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就是活在當下，盡我們的本分，全力以赴，對得起自己的責任和機緣，就能自得其樂。
時下報紙副刊，實用性取代文藝性
時代周報：你在新加坡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新加坡的報業爲什麽發展到現在集中在新加坡報業控股一家？
杜南發：這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早期有多家大小報紙，我1977年進報館時，華文報就有四家：《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是大報，《新明日報》、《民報》是屬于銷量上比較少的報紙，還有一些更小型的報章如《國際時報》等。因競爭激烈，新聞品質較差，小型報紙陸續關閉，大報盈利也很薄。隨語文教育的政策改變，當局擔心華文報成爲夕陽産業，就主動說服報業進行合並，先是華文報合並，繼以華文和英文報業再大合並，才組成新加坡報業控股。
據我所知，這一系列合並，應是亞洲報業史上的創舉，報業控股的成立，有效的經營，維持了市場秩序和提高專業水平，成爲行內的學習對象，例如中國上世紀90年代初組織報業集團之前，廣州、上海、北京就有許多同業都到報業控股來考察研究這一經驗。
時代周報：在這種格局之下，現在新加坡的報紙存在競爭嗎？
杜南發：新加坡有獨特的建國模式，有人簡稱之爲務實＋成效，我覺得新加坡報業的經營模式也有這個特色。報業控股管理統一，避免了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但各報編輯部卻是獨立運作，財務也獨立計算，因此就得遵守市場力量的規律，優勝劣汰，就得保持專業上的競爭。這一體制，兼具彈性和穩定，達到有效管理的效果，其獨特性或許外人難以理解，但新加坡國家的成功經驗，不也是如此與衆不同嗎？
時代周報：新加坡的新聞管制嚴不嚴？
杜南發：不能夠說沒有管制，畢竟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自由的媒體，各媒體至少都會受到公司老板利益的“管制”。但新加坡是屬于“依法管制”，主要有國家法規、社會法治和內部自律三大部分。例如絕不能逾越種族、語言和宗教這幾大敏感紅線，大家都明白和同意這是新加坡立國的基本社會原則；此外主要的“管制”就是法律，有觸犯就依法解決，編輯部的“自律”就是爲了守法，避免觸犯法律。當然還有市場規律的“管制”。
時代周報：新加坡有沒有狗仔隊？
杜南發：新加坡重視合理的隱私權，法律很嚴，不能像狗仔隊一樣跟蹤、肆意揭人隱私，否則就要面對法律後果，社會輿論也不會贊同，最終會影響傳媒的形象和市場利益。
時代周報：現在看來，金庸那個文人辦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杜南發：金庸是屬于市場型的文人辦報，早期的文人辦報如梁啓超、章士钊等都是爲了推動政治或社會改革理念而辦報，目的是政治和社會影響力而不是盈利。金庸是很清楚市場力量的，所以他最早創辦的就是一份以中下層讀者爲對象的消閑性都市報，《明報》和最後的《現代日報》也是同樣的考量，他是很精明的經理人，有現代經營理念，業務管理抓得很緊，連他的好友倪匡要加點稿費都得和他“鬥法”。《明報》後來成名的文化定位，當然和他是知識分子有關，但也是因時應勢，是一種對市場空間的准確把握，如後來林山木辦《信報》，也是一種獨具匠心的有效定位，才能成功。從這個角度看，他們應該都是屬于文化型企業家，有如蘋果的神話英雄喬布斯把握人性美學的市場定位創新。
其實報章的性質，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都是一種供需關系，如在魯迅的時代，社會仍延續清末以來重文的風氣，上海報章就有許多很有影響力的文藝副刊，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要看武俠小說，所以文藝副刊都登武俠小說。後來武俠小說連載沒人看，就不再有這樣的內容出現。今天大家都想要投資，要看娛樂，報章副刊版位都登股票投資和娛樂八卦去了，現在的報章雜志，所謂“實用性”副刊早已取代文藝副刊，這是時代的變化，有需要就有供應。有什麽社會就有什麽樣的報紙，因爲大衆傳媒是一個商業的運作模式，必須反映這個社會。如果今天社會文化大興，商人辦報的方針就會立刻變成文人辦報了。
但報章在性質上還是一份文化商品，是精英文化或大衆文化，都是一種定位的選擇，是由社會和市場決定的。
互聯網影響報紙，應“感到興奮”
時代周報：今天互聯網對報業的影響，在新加坡表現得明顯嗎？
杜南發：這種影響必然會發生的，但就目前的情況，沖擊還不算太大，主要或許是因爲新加坡地方小，報紙容易拿得到，且提供很多本地新聞，互聯網不一定會有，加上互聯網消息泛濫，真假混雜，可信度是個問題。
我覺得報紙跟互聯網的關系，要看本質而非表象。本質上兩者都同樣是傳媒，只是載體不同。作爲載體，紙張一定不如電子，遲早會被取代，但真正的競爭卻是在內容的價值上，傳統報紙內容最大特點就是可信度。例如我們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街頭的餐館都不太碰，因爲沒有把握，要安全就會選擇比較正規的餐館，因爲其所提供的食物品質還是比較可靠的，就是可信度。
因此，未來的電子媒體世界，還是會分主流和非主流，其分野就是可信度，就如當今社會的名牌崇拜。名牌價格昂貴，雖有因虛榮心而産生的泡沫，但也有一定的品質保證，沒有好品質的名牌是站不住的。所以可靠的品質和價值，是未來媒體存活的很大因素。從媒體行業來說，新媒體並不可怕，它只是改變了載體和一些遊戲方式。
時代周報：很多老報人對報紙的前途都蠻悲觀的，講起來特別傷感。
杜南發：我覺得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莊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叫你換一個觀念來看，一個空碗，似乎一無是處，卻可以是有無限可能的空間。報紙跟互聯網的關系，應該從本質上去理解。報人的角色是提供精彩的報道和觀點，載體或經營形態的變化，不應該影響這一本質。或許我們可以對報紙這一載體的前景悲觀，但沒理由對傳媒的角色感到懷疑，甚至應該要對電子新載體所帶來的新空間和新機遇，感到興奮才是。這時候最重要的是冷靜的思考，改變運作觀念，包括營運模式，因爲這是一個新時代誕生的重要時刻，我們有機會身處其間，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