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爲作者爲新加坡眼撰寫的專稿
（ 作者：童大煥/獨立學者，中國城市化與房地産研究專家，1968年生于福建長汀，199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科技系，工學學士。當今中國國內最活躍的時評人之一。）
最近，一些國內網友解讀新加坡面對新冠肺炎采取的策略，用了諸如“聽天由命”、“無所謂”了、“佛性接受病毒傳播”、“新加坡要變成第二個武漢”等聳人聽聞的標題，使這個問題很快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
甚至據說還有人指責新加坡政府“草菅人命”、“無能”、“佛系”、“不作爲”等。
看到一些相關文章後，我曾發表題爲“新加坡不會成爲第二個武漢”的文章，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基于我對新加坡防疫預案的研究及目前措施效果。
面對不明病毒這樣一種神出鬼沒的人類共同敵人，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敢草率輕敵，而我們唯一需要考慮的，是什麽樣的戰略戰術才是最有效的！
事實上，面對新冠病毒，在信息透明和行動果斷方面，新加坡自始至終走在世界前列：
2019年12月，武漢發現疫情，12月底上報，12月31日中國疾控中心派出專家組赴武漢；
2020年1月3日，武漢飛往新加坡的旅客抵達樟宜機場時需接受體溫檢測；
1月23日，新加坡出現第一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患是一名從廣州飛到新加坡的武漢遊客。同日，武漢宣布封城。
1月27日，新加坡的確診病例達到7例，全部都是來自武漢的遊客。新加坡政府隨即將疫情預警級別定爲第三級的黃色，並宣布限制持湖北省簽發中國護照的遊客入境，同時要求在1月14日之後從中國返回的居民（不分國籍）自行居家隔離14天，而從湖北省回來的居民則需遵守強制隔離令，接受定時抽查。
1月31日，感染病例增加到17例，所有確診病例仍都是武漢遊客，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新加坡居民的中國護照持有者以及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其他國家人士入境或轉機。這種措施基本等同于國內城市的封城措施。這就從源頭上大大減少了輸入性病例。
新加坡式的“封城”措施，比美國早：
美國是宣布東部標准時間2月2日星期日下午5時開始，除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親屬以外，在過去14天內曾前往中國旅行的外國公民將被拒絕入境。
2月7日，在新加坡島內出現三起源頭不明的病毒病例後，新加坡衛生部隨即將將警戒級別調高到次高級別橙色。
也就是說，從1月3日開始，新加坡就采取有針對性的行動了，隨著情況變化，策略也在變化，而且每一步都始終走在世界前列。
傳染病的傳播和流行，必須同時具備三個相互連接的條件：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缺一不可。而現實中，這三個環節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很快切斷，但及早控制傳染源，就是重中之重。
新加坡始終盯住的就是這個關鍵點。否則，一旦傳播過了某個臨界點，集中再多的資源都將不敷使用。
新加坡政府長久以來在國際上被認爲是技術專家治國政體（technocracy）的典範。其特點是在決策中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考慮因素最小化，強調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的主導地位。
英國《經濟學人》2011年月的一篇《技術官僚：像機器一樣思考》文章認爲，技術專家治國政體是最適合應對災難管理的體制，並認爲新加坡是技術專家治國最成功的案例。在專家治國模式下，社會就像一架精密的機器，每一種應對都是絲絲入扣嚴絲合縫的。
新加坡的防疫預案簡稱DORSCON，從低到高分綠黃橙紅四級。
這個預案很詳細地對相關情況下的防禦措施、政府跨部門協調、出入境控制、公衆交流、應急物資采購等方面的應對措施做了說明。內容涉及組織早期治療、采取降低病毒傳播和減低對衛生系統沖擊的措施，並對如何保護醫療人員、確保基本社會服務，以及商業的延續性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預案對疫情出現時的隔離、治療、接觸隔離、探訪、甚至屍體處置也做出了指導性安排。
所以，防疫預案就像電源開關，開關一開，相應措施就迅速啓動，比如：即使仍然舉辦元宵節萬人宴，但也已經根據橙色警戒級別的要求將規模減半。與此同時，學校取消了所有課外活動和升旗儀式，要求所有學校和工作場所每天測量四次體溫來控制疫情，公立機構和私營公司則立刻將各個部門人員組合成互相不接觸的AB兩組人員輪流辦公，以保證一組人員因感染病毒接受治療和全體隔離時，另一組人員依然能保證所在機構的運轉。
這種不動聲色有條不紊的平穩、有效運行機制，才是保障一個社會臨危不亂的高能級系統構建。
相反，平時麻痹大意，遇難時臨時抱佛腳，慌不擇路，則，再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都無濟于事，因爲健全的運行機制不在，關鍵時刻資源堆積與擠兌必互相磨損和卡殼。
從李光耀時代就開始奉行的技術專家治國理念，給新加坡帶來長期繁榮和穩定，社會各個層面的協調性能力很強。新加坡這麽年輕的國家，給世界的啓示和治理貢獻，值得好好思考和總結。
我希望這次疫情過後，人們能夠換一種語境來重新思考國家和社會治理，抛棄落後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不用簡單的、邊界模糊的“民主”或“非民主”等標簽，而應該用“專業”和“業余”，或者“簡單冒進”與“複雜穩健”爲標准，讓科學與理性戰勝迷信與愚昧。
到2月13日，570萬人口的新加坡累計58例確診，15人治愈，還有7人在ICU。當前確診感染率爲58/（570萬）=十萬分之1.018。
中國國內疫情更新至 2020.02.13 24:00，全國確診63851例，其中湖北51986例。
2020年2月13日，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公號報道：中央指導組副組長陳一新表示：要清醒認識武漢疫情的不確定性。與輸入地相比，武漢感染者底數還沒有完全摸清，蔓延擴散的規模也沒有較爲精准的估計預測。據有關方面推算，武漢潛在被感染的基數可能還比較大。
據此，我們認爲6000萬人的湖北數字不准確，湖北以外的數字比較准確，那麽，13.3億人，確診了11865人，確診感染率爲十萬分之0.892。
而不完全統計下，湖北確診率爲51986/（6000萬）=十萬分之86.6；
同樣不完全統計下，武漢確診率爲35991/（900萬）=十萬分之399.9。
兩相比較，商務繁忙的新加坡，感染率並不比九州閉戶的中國國內高多少！如果你相信武漢最終都可控，如何就不相信新加坡可控呢？
相反，全中國付出的代價，武漢付出的代價，和新加坡付出的代價，不是一目了然嗎？
對于知之甚少的流行病毒疫情，人們往往習慣于持兩種極端的態度：
一種是盲目樂觀，迷信人海戰術，以爲只要傾國傾城之力，一眨眼就能把疫苗和特效藥研制好，國家厲害，一揮手就能衆志成城，戰勝疫情；
另一種是太過悲觀，相信“天命（譴）”或“陰謀論”，以爲一切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只能聽天由命，接受上帝和自然的懲罰。
最理性的態度是中庸。治未病，關口前移，信息公開，上下一心，同舟共濟，科學、理性、從容應對。
一個好社會，後方的人、思考者、制度設計者，應該全方位致力于如何實現第一時間減少事態惡化，以期減少無謂的犧牲，減少有限資源和人無端消耗到前方去沖鋒陷陣；而不是不注重事前防範，總是在事後，在後方鼓勵、鼓舞、感恩于有多少人和資源去前方沖鋒陷陣！
老子《道德經》雲：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真正的千古名言啊！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