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新加坡舉行第13次大選，本屆大選被普遍認爲是“獨立以來最激烈的大選”，甚至“選情嚴峻”、“選情告急”。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執政了五十多年的人民行動黨以69.86%得票率蟬聯執政，比上一屆大選得票率狂升了10個百分點，是自1980年以來的第二好成績。《隆道觀察》九月刊授權新加坡眼連續三天發布《執政黨大勝及反對黨落敗原因解析》、《揭秘新加坡反對黨的發展曆程》、《新加坡政治及反對黨的未來》三篇分析文章。
2015新加坡大選：政黨、民心與未來
揭秘新加坡反對黨的發展曆程
新加坡在冊的政黨有20多家，但是近年來活躍于政壇的只有工人黨、民主黨、人民黨等。
爲了對新加坡反對黨陣營的現狀有更好的了解，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五十多年反對黨的發展曆程。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就是以反對黨身份贏得大選而上台執政的。1959年，新加坡從英國手中取得自治權，當時的首席部長是新加坡人民聯盟（前勞工陣線）的林有福。由于林有福采取親英立場，對激進學運和工運采取高壓手段，失去基層民衆的支持。同年5月30日，自治邦政府首次選舉，人民行動黨派出51名候選人，43人當選，人民聯盟派出34人參選，卻只有4人當選，包括林有福。6月5日，由李光耀領導的行動黨政府內閣宣誓就職，新加坡遂步入全面自治的年代，人民行動黨執政至今。
1963年，人民行動黨分裂，左派議員脫黨，成立了社會主義陣線（社陣）。同年9月21日立法議會大選，人民行動黨獲勝，贏得議會51席中的37席，社陣得13席，王永元的人民統一黨得1席。
1965年，新加坡獨立。1968年，舉行第一次國會大選，角逐58個議席。反對黨社陣杯葛大選，1957年立黨的工人黨角逐2個議席，獨立人士（也就是無黨派候選人）角逐5個議席，全軍覆沒。人民行動黨取得所有58個議席。
自1968年始的四屆大選，人民行動黨都取得全勝，壟斷國會。這個現象一直到1981年安順區補選才發生改變。
1981年5月12日新加坡第二任總統薛爾思病逝，人民行動黨安順區國會議員蒂凡那受國會推舉爲新一任總統。安順區因此空出，需要補選。安順選區有相當多港務局職工，因受徙置計劃影響，必須搬出所住的租賃組屋，當局沒有及時妥善安排他們入住新的組屋，令他們十分失望。工人黨以此做文章，加上當時一些選民認爲雖然應該讓人民行動黨繼續執政，但是國會裏也要有不同的聲音。在這樣的背景下，時年55歲，出生于錫蘭的律師惹耶勒南（J.B. Jeyaretna m）以工人黨候選人身份參選，贏得51.9%選票，獲得國會議席，打破了人民行動黨自獨立以來壟斷國會的局面。
惹耶勒南繼而在1984年大選中當選。1986年，被控僞造工人黨帳目，罪名成立，被剝奪議員資格。1997年大選，惹耶勒南與鄧亮洪等角逐靜山集選區議席，以45%得票率落敗， 但得以非選區議員身份進入國會。1998年，因大選誹謗案敗訴，須賠償名譽損失。2001年，因延遲賠償而被宣告破産，又一次失去議員資格。
1980年9月8日，律師詹時中成立了新加坡民主黨。早在1976年大選，詹時中就以獨立人士身份參加大選，角逐金禧選區而落敗。1979年波東巴西選區補選，詹時中參選， 但以33%落敗。1980年大選，他再次角逐該區，這次雖仍落敗，但得票率升爲41%。
1984年大選，詹時中又一次角逐波東巴西選區，這次以60.3%得票率贏得該區議席。連同工人黨的惹耶勒南，1984年的新加坡國會首次有了兩位反對黨議員。1986年，由于惹耶勒南喪失議員資格，國會中反對黨議員只剩詹時中1人。1988年大選，他以63.1%得票率成功捍衛了波東巴西議席。1991年大選，詹時中領導民主黨，有9名候選人參選，結果3人當選，除了他本人，還有蔣才正、林孝淳。同時，工人黨的劉程強以該黨副秘書長（二把手）身份競選後港選區，以52.8%得票率獲勝。
1991年大選之後，新加坡國會首次有4名當選的反對黨議員，盛極一時。民主黨成了最大反對黨，詹時中也成了反對黨領袖。九十年代，詹時中的外號爲“暫時扛”（閩南語諧音），當時人們普遍認爲，跟惹耶勒南一樣，他大概也扛不了多久。但是，事實證明，詹時中、劉程強在國會堅守反對黨議席，在執政黨和反對黨實力懸殊的國會中屹立不倒，長達廿余載。這與兩人的性格和路線很有關系，後文詳議。
然而，民主黨的國會第一大黨地位並沒能維持多久。1992年，詹時中引進新加坡國立大學心理學講師徐順全博士，代表民主黨參加馬林百列集選區補選，引起轟動。當時只有人民行動黨才有實力號召到大學講師、高級公務員、律師、醫生等精英參政，因此徐的參選顯得十分突出。次年，徐順全因涉嫌以大學經費寄送妻子的博士論文而被開除，隨後絕食抗議。詹時中反對徐順全的做法，民主黨中央委員又反對詹時中的意見，紛紛擾擾，最後以詹時中脫離民主黨爲結局。他在1996年底加入新加坡人民黨。
1997年大選，詹時中在人民黨旗幟下蟬聯波東巴西區議員。由于詹徐事件的影響，民主黨受到重挫，在本屆大選中全軍覆沒。1991年的盛況終究昙花一現。
1997年、2001年、2006年的三屆大選，無論反對黨怎樣努力，也只能維持詹時中（波東巴西區）和劉程強（後港區）兩個議席，非選區議員不計。
新加坡獨立以來，國會裏的反對黨當選議員就一直處于絕少數。這個情況維持了46年，一直到2011年大選才發生了變化，該屆大選一共6名工人黨員當選議員。後來，在2013年榜鵝東補選，工人黨又1人當選，一共爲7人。201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首次折損重量級部長，並丟失被認爲是行動黨堡壘的集選區，加上當時新媒體的作用突顯，以及反對黨首次吸引不少人才參選，因此許多人把2011年大選視爲分水嶺。
反對黨爲何長期委靡？爲何在過去五十年步伐如此艱辛？發展爲何如此坎坷？這要從外部、內部兩方面因素來探討。
先說反對黨的內部因素。
一、反對黨無法吸引足夠人才是一個主要因素。本屆大選，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副教授吳佩松和律師陳立峰以工人黨員身份參選；2011年，律師陳碩茂、前高級公務員陳如斯、潘群勤、陳禮添等以反對黨人身份參選，遠遠不如當年大學講師徐順全參選引人注意。從這個側面可以看出過去二三十年反對黨是多麽缺乏人才，因此徐當年才這麽轟動。
在目前的反對黨中，工人黨在人才年齡梯隊建設方面頗有建樹。劉程強在上屆大選坦言工人黨還沒准備好取代行動黨執政，但他推動黨內新陳代謝、擴大人才儲備方面的長期策略早已展開，黨主席林瑞蓮更崛起成爲該黨另一位核心領袖。2006年大選工人黨派出6名年輕候選人挑戰李顯龍總理領軍的宏茂橋集選區，取得33.86% 的不俗成績；其中饒欣龍在2011年劉程強破釜沉舟出擊阿裕尼集選區時，成功守住後港單選區。不過一年後饒欣龍因婚外情而被開除黨籍，工人黨從上屆大選角逐東海岸集選區小幅落敗的候選人當中，挑選方榮發參加後港補選，方以62.09% 的得票率當選。在本屆工人黨五場新人介紹會中，有四場由林瑞蓮和方榮發共同主持，顯見劉程強對兩人的器重。
2011年大選，工人黨團隊在東海岸競選雖吃敗仗，但有資格委任1人進入國會，出任非選區議員。工人黨中委開會後決定派出當時33歲的嚴燕松，而非曾領軍參加2006年和2011年大選的財政陳恩忠，導致後者宣布退出。陳恩忠當時曾向媒體訴說，自己感覺“被出賣”。本屆大選，工人黨推出16名新人，其中不乏像吳佩松、陳立峰這樣高學曆的專業人士。該黨決定派陳立峰挑戰鳳山單選區，同時由嚴燕松和余振忠帶領新人，分頭挑戰由人力部長林瑞生和社會發展部長陳川仁、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坐鎮的東海岸和馬林百列，而不是共組另一支“A隊”主攻被視爲最有可能突破的東海岸集選區，這樣的布局如同2006年一樣，志在練兵和讓年輕候選人培養知名度。
二、反對黨的另一個問題是策略和路線的問題。過去三十年，反對黨的主要人物可以把惹耶勒南和徐順全分爲一類，詹時中和劉程強分爲另一類。後者走的是理性、溫和路線，批評政府毫不客氣，但絕不踩法律底線。前者走近似街頭抗爭路線，如徐順全當年的絕食抗議，故意不交罰款，選擇以入獄替代，有合法的芳林公園可做街頭演說卻跑到國會外演說而被控非法聚會，甚至致函、發視頻請美國領袖插手新加坡“踩踏人權問題”。
惹耶勒南和徐順全也多次涉及誹謗官司。如2001年，徐順全指控總理吳作棟和國務資政李光耀隱瞞國會，向印尼前總統蘇哈多提供總值170億新元貸款而被二人控告誹謗，敗訴後被判賠償50萬新元。
新加坡選民一般較溫和，不太接受惹耶勒南和徐順全的激進路線。一直到本屆大選，盡管徐順全改變了路線，取得一些成效，仍然未能獲得選民足夠的信任。由此可見，風格和路線是否選擇正確，至關緊要。
反觀詹時中和劉程強，他們不采取激進抗爭路線，而是主張溫和制衡。詹時中甚至嚴辭批評過徐順全走的是危險的路線。同樣是面對人民行動黨政府，詹時中曾經告過外交部長丹那巴南和國防部長侯永昌在競選中誹謗自己，迫使他們在1981年的《商業時報》上刊登道歉啓事，詹時中才撤銷了控狀。詹、劉二人從沒有被人民行動黨控以誹謗，也從未因違法而留以行動黨把柄。劉程強八十年代出道時，受惹耶勒南影響較深，人稱“潮州怒漢”，但是，近十多年來風格有所改變。他不象惹耶勒南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而是講究策略，綿裏藏針。詹、劉二人的風格顯然比較適合新加坡的民風。
三、反對黨委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團結。反對黨山頭林立，每到大選臨近時就召開臨時會議，商討分割地盤，避免三角戰，避免互相搶奪票源。這類談判涉及利益分配，十分費勁，而且不一定成功。在一些看似行動黨占弱勢的選區，往往人人爭吃，有時爲了爭奪，甚至恫言你來動我看中的，我就去動你看中的，魚死網破。三角戰的結果往往是分散了反對黨的得票，讓強勢的人民行動黨繼續從中漁利。2011年大選和2013年補選都出現了三角甚至四角戰。本屆大選也出現了三角戰。
反對黨也經常出現易幟或另立山頭的情況。如前文所述之陳如斯和吳明盛。由于經常易幟或另立山頭，反對黨不容易凝聚，也不容易發展。
對于反對黨陣營這種臨近大選時談判分配地盤的做法，劉程強多次表示“道不合不相爲謀”，不願參與談判。工人黨看准的選區，其他反對黨要麽避開，要麽放馬過來。這一方面是因爲工人黨有最大反對黨的品牌效應，不怕三角戰，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認爲這類“協商”表面上看是強強合作，實際上是弱弱妥協，根本無助于反對黨的真正發展。
再說外部因素。人民行動黨政府執政五十年來，瑕不掩瑜，人民經濟生活獲得很大提高，在安全、外交、衛生等方面也頗有建樹，走出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動蕩不安、朝不保夕的窘境，發展爲今天的富裕中産社會。因此，新加坡選民大體上沒有“推翻”人民行動黨的意願，更多的是希望它繼續執政，同時希望能在國會裏有制衡力量監督執政黨，防止它變質。
李光耀時代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反對黨人毫不留情地打壓，尤其是發現反對黨人違法的時候，這也是反對黨持續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情形在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尤其明顯，吳作棟接任之後也秉持了這個作風。無論是當年的社陣或是後來的惹耶勒南和徐順全，只要違法，肯定受到嚴厲對付。
部分選民對“秋後算賬”的恐懼也是一個因素。盡管新加坡建國後從未發生過因投反對黨票而遭報複的事，而且反對黨自己也不斷強調投票的秘密性和保密制度的可靠性，但一直到最近，仍有一些民衆對投票給反對黨心存顧慮。這種擔憂在老年選民群中尤其明顯。
行動黨政府也利用競選制度對反對黨形成牽制，如重劃選區；打散反對黨支持率高的地區以分散反對票；選區的公共設施和服務按照行動黨的得票率作先後安排；落選的行動黨候選人受委爲人民協會的基層組織顧問並通過人協控制基層資源，而當選的反對黨議員只能靠邊站。這些制度和做法都對反對黨不利。必須看到的是，行動黨也知道這些做法有失民心，因此開始在一定範圍內做出改變。在本屆大選之後，東海岸集選區領軍部長林瑞生對媒體說，自己“不會按得票率去制定未來的發展計劃”。
另外，在1988年設立的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制度也對反對黨不利。集選區制度是新加坡的創新，初衷是保證少數民族在國會裏占有一定比例。在集選區制度下，幾個單選區（和候選人）組成一個集選區，候選人當中必須至少有一人屬于少數民族。無論對壘雙方是什麽政黨，當選一方的團隊裏肯定有少數民族，這樣就保證國會裏有一定比例的議員可以代表少數民族權益。這個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後來在執行中發生了嬗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集選區規模越變越大，從最早的三人一組發展到後來的五、六人一組。集選區變大的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人丁單薄”的反對黨無法物色到足夠人才組成競選團隊，造成集選區長期成爲行動黨不沉的航空母艦。這是反對黨抗議的政治課題之一。
二、人們對集選區的另一批評是它成了“捆綁銷售”的工具。行動黨往往讓資深部長帶領集選區團隊，把青澀的新人放在團隊中“捆綁銷售”。時任國務資政、前總理吳作棟在2006年的一次媒體訪談中透露，集選區制度可以增加新人當選的幾率，有助行動黨說服有潛能的新人放棄高薪和穩定的工作，投身不可預測的政治。由于部長在過去幾年曝光率高，選民對他們比較熟悉，因此相對願意把選票投給“熟人”。在2011年之前，行動黨的許多新人沒有經過戰火的洗禮，得以“直接”進入國會。反對黨候選人由于缺乏知名度，能夠借用的政治明星光環極度缺乏，在集選區制度下很吃虧。
不過，近年來由于反對黨的成長，集選區不再成爲軟肋。以2011年和本屆大選爲例，大部分集選區的反對黨挑戰團隊，也都是以一兩個名將或老將領軍，如工人黨阿裕尼團隊由劉程強領軍，民主黨荷蘭—武吉知馬團隊由徐順全領軍，配搭其他知名度較弱的新人。這主要是2011年大選之前反對黨的發展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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