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什麽時候進入“後李光耀時代”？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在此時無法有定論。
一說1990年，那是因爲當時李光耀卸任總理，不再掌管國家大權。一說2011年他和吳作棟一起從內閣引退時，持這派看法的人認爲，盡管李光耀1990年已卸任總理，但是他對新加坡的影響遠遠超越了職務的局限，許多重要政策仍有深厚的李光耀影子，甚至有些政策就是李本身推動的。
還有一說是老人家百年之時。確實，政治強人無論是否仍在大位上，由于個人威信和力量，仍能夠影響政局。但是，一旦離世，産生威信和權力真空，這時就容易出現政治變局。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逝世；初八，嘉慶宣布革除和珅一切職務，交由刑部收監，並命成親王等負責查抄其家産，會同審訊。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等人發動懷仁堂事變，拘留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一天當真到來時，新加坡會發生這樣的事嗎？
簡單地說，不會，因爲不存在這麽複雜而且險惡的政治鬥爭。但是，變數總是有的，盡管不一定會以這麽戲劇性的形式出現。
最大的變數或許來自人民行動黨內部。我們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行動黨正面臨團結問題。事實上，從1961年那次分裂之後，行動黨至今沒有發生過公開、大規模的分裂。反之，其他活躍的政黨每隔幾年就發生各種程度的分裂，或是逼宮奪權，或是重要黨員給個借口另投他黨，或是直接決裂。可以說，行動黨是我國所有活躍政黨中最不存在團結問題的。這也是半個世紀以來，行動黨可以一枝獨秀，而反對黨卻萎靡不振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個群體之所以能夠如此團結，可能是所有成員都赤誠服膺于宗旨和願景，也可能是因爲有個人人拜服的精神領袖。由于有他的存在，無論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見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無事。但是，一旦精神領袖不在，出現了威信真空，那麽就不一定會如此團結。
我國現今社會的政治和選戰壓力越來越大，如果政黨內部出現兩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見且無法調和，最終導致分裂將是毫不意外。這也許是後李光耀時代的行動黨面對的最大潛在挑戰。
一個最明顯的政治和選戰壓力是來自社會的變遷。我國上世紀末已經步入中産社會，經曆了這20年的經濟起飛，生活條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異，人們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國際、國內社會環境也轉變很大，許多中青年選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輩、祖輩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發生大動蕩，如橫掃全球的急性傳染病、環境汙染、恐怖主義等重大危機，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國不會大落，自然也不會有大起。人們將來或許必須習慣于一個相對平庸的年代，就像現在的香港、台灣、日本一樣，生活水平的提高明顯放緩，這二三十年來意氣風發的新加坡恐怕難以再現。
這樣的一個社會，一方面不滿于現狀，另一方面卻無力改變現狀。體現在政治上，就是很難有令人滿意的政黨，無論誰上台，選民總看不上眼，容易形成兩黨或多黨制。到了那時，或許很多新加坡人普遍從現在的熱衷政治又回到當年的政治冷淡，曆史轉了個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幾年已逐漸有後李光耀時代的迹象。隨著社會變遷的需要，政府因時制宜，以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策略應對新的挑戰，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是個好例子。盡管如此，一些基本的執政理念仍不動搖，比如尚達曼3月5日在國會裏說，新加坡致力于打造“個人和集體責任相輔相成的更牢固社會契約”，這與李光耀執政時期的執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從二戰到冷戰，從冷戰到後冷戰，世界局勢瞬息萬變，但是東西陣營缺乏溝通，互相無法認識，更談不上了解。時勢造英雄，李光耀橫跨東西的優勢和對世界局勢的敏銳觀察，正好在這個信息缺乏的時代發揮作用，無論東西方的外國領導人，都很重視李光耀的觀點和見解。不但李光耀之後的兩任總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響力，實際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國家，其領導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國際影響力。英雄也造時勢，新加坡借著李光耀的國際影響力，而提高了國際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當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勞。但是，若沒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李光耀是特殊時代在特殊地域産生的特殊人物，曆史很難複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斷改變，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肯定會繼續改變。這些改變，固然與李光耀是否存在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整個時代的作用力。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原載于《聯合早報》2015年3月8日，結集出版《義點義見集》時略爲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