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照片，解海龍都是一邊拍，一邊哭的。
26年，上萬張照片，他拍攝的每一個孩子都得到了救助，他走過的每一個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學。
他無意中「捧紅了」那雙我們熟知的「大眼睛」，改變了她的命運，也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26年過去，他慶倖他拍下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們沒有把一個城裡的孩子送過來。
穿一件破衣服，噴一點眼淚，喊我要上學。
他說：寫實就是寫實。
與一切利益都無關。
還記得這張照片中的「大眼睛」女孩嗎？
最近，她當選團省委副書記了。
1991年，作為希望工程的標誌，全國人都記住了，這個8歲的安徽女孩蘇明娟，和這雙清澈黑亮、充滿渴望的眼睛，她可能是中國最特殊的「名人」。
這26年來，她上了大學，進了銀行上班，結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生命中每一次重大的時刻，都會吸引全社會的關注。
她的命運因為一張照片而改變，但少有人知道這張照片背後的攝影師。
一個在中國公益攝影和紀實攝影界，如雷貫耳、備受敬重的男人。
26年前，正是他的眼睛發現了「大眼睛」，作為希望工程背後的攝影師，他改變的何止是一個女孩的命運，更是553.6萬中國孩子的命運，他的名字叫──解海龍。
從1991年起，為了替農村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權利，解海龍走遍了中國26個省128個貧困縣，拍攝了上萬張珍貴的照片，行程2萬多公里，堪比紅軍長征，但是他拍攝的每一個孩子都得到了救助，他走過的每一個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學！
當20世紀末葉，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轟轟烈烈，人人都忙於歌功頌德時，他是第一批將目光投向中國農村的人，並用影像的力量推動了國家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他的作品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更是一個時代的良心。
人生的第一部相機
1951年，解海龍出生於河北，17歲參軍，在海軍北海艦隊服役。
20歲，分配回北京工作，1984年，進入北京崇文區文化館宣傳部工作。
解海龍真正迷上攝影，是因為「四五影展」。
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因為「四人幫」壓制群眾悼念周恩來，清明前後，上百萬學生和群眾自發聚集到天安門，獻花籃、貼傳單、作詩詞，進行悼念活動，這就是著名的「四五運動」。
事後一批群眾被捕，那個年代有相機的人還很少，幾個拿著相機拍照的人，也都被抓了起來，直到1978年平反，當時拍的照片才以影展的形式被公開。
解海龍去看四五影展，第一次被紀實攝影的力量震撼到了。
回家後，他幾天睡不著覺，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無論如何都要買個相機，我也要拍這麼好的照片！
那之後，他就天天尋思著存錢買相機，1979年，第一次漲了薪水。
每個月漲7塊錢，一次性發下來一年的錢，他突然有了一筆80元(400台幣)的「鉅款」，妻子尋思著用這錢給他買一件大衣，解海龍卻說：「你看孩子現在才幾個月，我從這時候開始給孩子拍照，一歲、兩歲、小學、初中，等他長大了我們給他出一本畫冊，多有紀念意義！」
妻子一聽，問道：「那我呢？」
解海龍：「那，那，那當然也給你拍！你現在二十多，我拍到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
妻子又一聽：「那成！」
就這樣「連哄帶騙」，人生第一台相機到手了──海鷗牌的，87塊5毛錢(438元台幣)。
獲獎專業戶
相機有了。
解海龍又買回來一堆教攝影的書學習，並且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每個月至少要發表3張作品！
到1984年，他已經拿下了三個全國攝影大賽的一等獎；到1989年，獲獎作品就有400多幅了。
其中100多幅還是國家級的。
得的獎多了，解海龍總結出一個套路：
要想在報紙上發表，你拍的東西一定要欣欣向榮，蒸蒸日上，鮮花啊，生活美好啊，婦女兒童這些。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一定要主旋律，正能量！
《新學期》1982年9月，北京市崇文區法華寺小學，孩子們高興地領到了新課本。
那幾年，因為得獎多，解海龍聽到的都是溢美之詞，直到遇見一位部隊轉業的攝影老師劉加瑞。
老師看了他的作品後，直言不諱地說：你拍的這個片子有點淺，不深。
即便是讚揚一個事，你也不要這麼膚淺地去表現，藏則深，露則淺。
比如說我要拍你，直接這麼拍，和我在鏡子裡反光出來你的影子都不一樣。
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
攝影有歌頌的，但它更大的作用是傳播、記錄，更多是傳遞一種資訊，給人一種感染，一種思考。
一席話徹底擊中瞭解海龍
事後，他翻閱了世界上經典的戰爭攝影再反觀自己拍的，只想說兩個字：甜俗。
解海龍迷茫了──「攝影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他要去尋找一個答案。
什麼是攝影
1987年，這個答案浮現了，這一年，解海龍去了兩個地方，一個是廣西融水，他本來是去拍少數民族過節的，偶然聽到廣播，說那裡的基礎教育非常薄弱。
解海龍一下子敏感了起來，既然薄弱，我就去看看怎麼個薄弱，於是走了80多公里，去了一個寨子。
進到寨子的學校裡，聽到一個教室傳來朗朗的書聲，慢慢推開門，一眼看到一個女老師，背著一個孩子正在上課，解海龍一下子激動了，立刻換了個廣角鏡頭抓拍下這一幕。
後來，解海龍打聽到，女老師名叫戴紅英，28歲，有兩個孩子。
大的2歲，拿繩子拴在家裡不讓跑遠，小的5個月，就背著上課。
在南方，很多女人都這樣，要照顧孩子又要幹活，所以到哪裡都把孩子背著，教書也是，幹農活也是。
另一張照片是在唐山拍的，1987年，唐山大地震恢復後，舉辦了一場大型的傷殘運動會，來了很多大地震後的傷殘運動員，解海龍在入場式上，看到一個沒有腿的小夥子，用膝蓋在走路，還揮動著帽子向看臺上的人致意。
那種精氣神一下子抓住了他，解海龍拍下這一幕，為之命名為「雄壯的入場式」。
廣西女老師和唐山運動員的照片，後來都拿了全國的一等獎，但是這一次，大家對解海龍的評價不太一樣了「有深度了！」朋友們都說。
他總結了很久，終於明白了老師對他說的話──攝影的本質就是記錄，好的攝影作品會提出問題，會讓人迫切想知道照片背後的故事，尤其是想知道這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將來會怎樣？
最好的攝影作品，會推動社會去解決問題，那一刻，解海龍開始嚮往當一名記者。
很多照片他都是一邊拍，一邊哭
1990年代，北京的發展正轟轟烈烈，解海龍卻做了一個決定：要去拍中國農村！
他向文化館館長請假，說想去農村調研一年，課題都想好了：中國農村20世紀末葉基礎教育現狀調查。
館長：想法不錯，經費怎麼辦？
解海龍：經費我自理！
館長想了想，大筆一揮就批了。
1991年4月，解海龍上路了，太行山、大別山、沂蒙山，雲貴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哪裡窮就往哪裡鑽，吃飯買一毛錢的餅，一毛錢的雞蛋湯，一頓飯兩毛錢搞定，晚上就找老鄉家寄宿，運氣好能搭到拖拉機或驢車，運氣不好只能靠腿，一天走幾十公里是常事，一年下來，他跑了12個省，28個國家級貧困縣，去尋訪那些最渴望知識最需要幫助的孩子。
解海龍為自己拍的一系列照片，定了個主題──「我要上學」。
每到一個地方，他就跟著當地的小孩，一起去上學。
2007年9月，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庫依鄉，上學路上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赤泥窪鄉羊丈村，扛著桌凳去上學的孩子們
到了學校後，再去「參觀」他們的教室，如果不是親見，解海龍做夢都想不到「教室」還能是這個樣子：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神峪溝鄉杜家莊村，由於雨後教室坍塌，孩子們只能借村民的窯洞上課，棺材便成了課桌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花嘎鄉天星村，這是一個條件極差的民辦教學點，儘管如此，有些孩子還要走上10多公里山路才能來此上學
1993年12月，四川省旺蒼縣大兩鄉向陽小學四處透風的課堂
1991年5月，山東省平邑縣西點村小學，村民們集資翻蓋了教室，但再也無力為孩子們購置課桌了
1991年4月，湖北省紅安縣七裡坪鎮周七家小學，一場春雨教室便一片泥濘，孩子們仍在這泥水裡繼續上課
1992年2月，甘肅省渭源縣聶家山小學，一場暴雨摧毀了教室，孩子們眼睜睜地盼著能有一間屋子讓他們再上課
1992年3月，山西省靜樂縣神峪溝鄉南岩頭村，「磨盤小學」的全校師生
很多照片，解海龍都是一邊拍，一邊哭的，沖洗出來的時候，還要再看哭一遍。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保華鄉東升村，12歲的李成妹沒有上過一天學，無論颳風下雨她都要去山裡砍柴
1993年10月，貴州省水城縣保華鄉東升村，隨母親到集上賣口糧的孩子
1994年4月，安徽省臨泉縣城關鎮劉老家村，11歲的劉小環為了能上學，每天去給一家窯廠背磚坯，她每次背16塊，重40公斤，走140米路，只得3分2厘工錢。
1993年10月，雲南省紅河縣蝦哩村，為了能繳上每年僅60元的學費，只好上山打柴
1991年9月，貴州省水城縣金盆鄉新發村，辛家軍、辛家友兄弟倆父親病逝雙雙失學，隨母親過著艱辛的日子
雖然條件艱苦，但是孩子們熱愛讀書的畫面，又常常令他感動。
1991年5月，山東省沂南縣黃山坡鄉，沂蒙山區遍地是石板，這是孩子們讀書的主要文具之一
1993年10月，雲南省紅河縣蝦哩村蛭瑪小學，校舍年久失修，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學生們只好露天上課
1992年9月，四川省望蒼縣大兩鄉向陽小學，石板搭成的教室，四面透風，冬天孩子們也只能在這種環境裡上課
1991年9月，陝西省佳縣賀家岩村小學，遇到陰天，教室裡便很昏暗，學生們就在室外上課
1993年2月，河北省完縣楊家台小學，孩子們在雪地裡晨讀
1991年4月，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張灣村小學，解海龍來到一年級教室，想拍一張「上課聚精會神」的孩子，一抬頭，一雙大眼睛陡然映入眼簾，一下子讓他的心揪了一下。
解海龍毫不猶豫按下了快門，這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大眼睛」。
1992年，解海龍把這一系列「我要上學」的照片，交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
「希望工程」專案，「大眼睛」那直勾勾盯著人看的眼神，幾乎打動了青基會所有人，一致被選為希望工程的標誌。
靠著這一組照片，「希望工程」一炮打響，照片發表後第8個月，捐款已達到一億(5億台幣)。
各大媒體都整版整版地發表解海龍的作品，鄧小平親自題詞，影展從國內各大城市，一直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和美國。
1992年，《希望工程》攝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觀眾們紛紛捐款。
1994年，希望工程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大型義演，解海龍的56張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會堂展出，他也因此成為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實攝影展的第一人。
「大眼睛」這張照片也註冊了專利，一度貼滿全國大街小巷，幾乎成為20世紀發行量最大的印刷品。
2006年，在華辰秋季拍賣會，中國第一個影像藝術拍賣專場上，「大眼睛」以30.8萬元(154萬台幣)創下專場的最高成交價格，這筆錢，解海龍全部捐出，在西藏捐建了一座新的希望小學。
長大後的蘇明娟和「大眼睛」截至2016年底，希望工程總計接受捐款129.5億元，資助學生553.6萬名，蓋起19388所希望小學。
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失學救助專案，並最終推動了國家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2006年9月，四川省涼山州昭覺縣庫依鄉中心學校，孩子們盼望早一天在新建成的學校上課。
當初，這些照片公開的時候，也有不少批評聲，有人說他拍的東西非窮即苦，都是社會陰暗面，影響國家形象，解海龍每次聽到這種聲音，都會特別激憤：
還他媽廢什麼話啊！
孩子連學都上不了了，還要那個面子幹什麼？
你現在少蓋學校，將來省下的錢就得蓋監獄！
在他心中，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如果親眼見過這些孩子的生活，就絕不可能坐視不管。
大眼睛，小光頭，大鼻涕
他們的緣分
1992年，解海龍進入《中國青年報》，如願成為了一名攝影記者，做記者的10年裡，張家口大地震、阿爾山大火、98抗洪，他都第一時間到第一線，更被評為「全國十大青年攝影記者」。
他一直沒有停止希望工程的拍攝，每隔5年，都會回訪一次曾經拍過的孩子，1996年，他回訪一所河南的小學時，看到一個躲在角落裡一言不發的女孩，解海龍走過去詢問，女孩竟哭了起來：叔叔，我再過幾天就要輟學了，家裡沒錢，沒法再讀書了。
解海龍問了她的名字，和她勾勾手，約定一定會讓她把書讀下去，回到北京後，他立刻連絡人幫助這個女孩，女孩名叫范明珠，後來一直讀到了美國芝加哥的博士。
2000年，解海龍在湖北遇到了一個叫落落的小男孩，因為先天唇齶裂，落落被父母遺棄了，後來被一位60多歲的婆婆收養。
一個唇齶裂孩子，如果到了七八歲還沒有接受手術，最佳治療時機就錯過了，解海龍輾轉幫落落聯繫了慈善機構和醫院。
很快為他安排了手術，後來，他為落落拍下一組照片，名為《落落的微笑》。
這組照片在人民大會堂展出後，被來訪中國的老布希總統知道了，於是特意去看望了落落，當時老布希單膝跪地，解海龍為他們拍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當年，和大眼睛一起，作為希望工程第一批公益宣傳照片的，還有兩個男孩，「小光頭」和「大鼻涕」。
「小光頭」，大名張天義，後來從鹽城工學院自動化專業畢業，成為一名企業的技術棟樑。
「大鼻涕」胡善輝，後來成為了一名軍人。
2005年5月，大眼睛、小光頭、大鼻涕，在北京相逢了。
在北京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院內，他們和解海龍也久別重逢了。
26年來，解海龍和許多孩子都保持著聯繫，結下了深厚的緣分，尤其是對大眼睛蘇明娟，一直像父親一樣關愛，因為希望工程，蘇明娟突然成為了「名人」。
這對她其實造成了很多壓力，解海龍一直在耐心引導她。
2005年，蘇明娟從安徽大學職業技術學院，金融專業畢業後，一度非常困惑，當時她想：是大眼睛和希望工程成就了我，我畢業後是否應該去幫希望工程工作，為更多的孩子呼籲呢？
最後，解海龍對她說：孩子，感恩不一定要把做善事當成工作，我當初在文化館，後來當記者，不是也能做善事嗎？
他鼓勵蘇明娟去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也是在他的建議下，蘇明娟選擇了去銀行做自己專業的工作。
後來，蘇明娟成家生子，孩子出生的時候，解海龍的太太還特地給她包了紅包。
如今，蘇明娟也經常做公益，每年都會資助別的孩子，成功完成了從受助者到捐助者的轉變。
蘇明娟幸福的一家
曾經在一次節目中，白岩松問解海龍和蘇明娟：「你們倆人是誰改變了誰？」
蘇明娟說：我和叔叔都改變了。
解海龍卻說：她把我改變了。
在解海龍心中，如果不是大眼睛和這些孩子，他可能不會走上紀實攝影的道路。
20多年過去了，他慶倖他拍下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他們沒有把一個城裡的孩子弄過來。
穿一件破衣服，噴一點眼淚，喊我要上學。
他說：寫實就是寫實。
用影像去紀錄一個時代，用影像去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是他作為一個紀實攝影師最崇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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