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在以土地爲本的東方國家裏，一向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理想。唐朝詩人杜甫就曾在饑寒交迫之夜，作出《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一詩，其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更是傳誦千古。
在各個亞洲國家大顯神通的廉租房計劃中，最爲成功且特別的，應該是新加坡的組屋。
政府保姆般的服務
作爲一個以清潔、有序而聞名的花園城市，開車行駛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總能看到一些顔色雅致、排列整齊的住宅小區。和居民小區相比，這些屋區是敞開的，沒有圍牆，沒有門衛，開放式的環境讓所有外來的車輛都可以從中穿駛而過，屋區所屬的公共場域，亦屬于國家所有的公共土地。
當地的朋友告訴我，這就是新加坡聞名于世的廉租房計劃，俗稱“組屋”。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産市場一般由“政府組屋”和“私人公寓”兩部分組成。組屋類似于中國的經濟適用房，由政府投資修建，價格由政府統一規定，以低價出售或出租給中低收入階層。其中絕大部分屬于自有産權，産權年限爲99年。
根據政府政策規定，購房居民可用公積金來支付10%的首付款，政府還會補貼每一個家庭3萬新幣，加上銀行貸款利率僅爲2.5%，所以一般的工薪階層僅用公積金就能還得上貸款。
值得重提一筆的是，和其他國家的公租房項目相比，新加坡的組屋之所以如此成功，和政府保姆一般周到的“售後服務”分不開。比如，政府會定期7~8年重新粉刷組屋，並制定屋區更新計劃，包括修補混凝土剝落、更換汙水管、增設電梯等。組屋還往往配有劃了車位的露天停車場，樓與樓的空地上，還會設置遊泳池、兒童遊樂場所等公共配套設施，有的屋區還會爲屋區設立公用的幼兒園、政府服務機構等。公用設施一般價格合理，例如大部分遊泳池收費僅爲一次1新幣（約合人民幣5元）。
歸根到底，廉租房政策屬于政府行爲，相比于亞洲的其他國家，新加坡的組屋如此成功，是具備一定先決條件的。夾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兩大穆斯林國家之間的新加坡充滿了危機感，新加坡政府一向奉行的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公司化管理宗旨，一切政策以效率爲先，服從于國家利益。整個新加坡以社區爲單位劃分了很多集選區，組屋區的發展好壞，直接影響了政府在底層民衆中的支持度。值得注意的是，作爲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國家，組屋的分配還兼顧了種族之間的融合問題，所有的社區必須具備一定配額的馬來、印度、華人數量。
相比之下，在住房剛需強勁的中國，廉租房政策實施得並不成功。1998年的“國二十三條”曾明確表示，中國的廉租房將占到住房比例的80%，但這一概念在發展過程中，將經濟適用房政策“偷換”爲保障性質的商品房政策，導致目前的中國廉租房政策的裹足不前。
此外，由于體制性僵化存在的問題，在廉租房資格審查、公開搖號的過程中，出現的權力尋租更是屢見不鮮。首先，廉租房或者經濟適用房的資格確認很難，類同于低息小額貸款，往往是“有路子有錢的人才能拿到”；其次，不同于其他商品，房子的流動較難，成本相對較大，剛需現象明顯，幾乎是所有居民需要面臨的基礎設施問題。
特別是對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來說，階層分化逐步拉大，在解決住房問題中，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場的基礎，只能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利用多渠道建設公共租賃住房的廉租房政策，其余並無他法。
不可否認，中國一直在緩慢的進程中探索廉租房建設的良好方式。有委員提出議案稱，在廉租房建設中，除了政府的財政投入外，還可以利用社會上的資源、民營企業的資源，甚至通過發行福利彩票，開拓廉租房建設資金的融資渠道。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琏對此點亦表示贊同，但認爲政府還可以通過一些“四兩撥千斤”的辦法建設廉租房，例如以政策手段進行貼息，特別是向小開發商給予補貼，他甚至認爲非政府組織亦可以加入到中國的廉租房建設中發揮作用。但就目前來看，夢想仍舊未能照進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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