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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立足于筆者赴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開展的兩次實地調查，先分析兩地漢語方言使用狀況，並指出使用與傳承中出現的問題和建議。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漢語方言
壹
引言
馬來西亞、新加坡是一帶一路相當重要的節點。尤其是馬六甲海峽，其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筆者于2017年8月15日至21日、2018年6月3日至13日先後兩次前往馬來西亞、新加坡開展了漢語方言使用狀況的實地調查。其中包括馬來西亞馬六甲。
此前，馬來西亞語言（方言）研究論著主要有:陳曉錦(2003)對馬來西亞吉隆坡廣東話、柔佛州士乃客家話、新山市潮州話作重點調查。不過並不是重點討論馬來西亞漢語方言的使用狀況。郭熙(2005)討論當時馬來西亞的語言規劃政策問題。不過其討論的是十幾年前的狀況。而作者在其中提出的華語教育亦呈現式微的態勢。本文恰好可視爲該文在十幾年後的一個回應與延伸。黃華迎(2014)主要是討論馬來西亞的華語詞語，其不大涉及馬來西亞的漢語方言總體狀況，且馬來西亞一些小的漢語方言，如雷州話，該文並未提及。關于新加坡語言研究的一些論著，例如，詹伯慧(1988)探討的是新加坡推行華語的經過。李永明(1991)研究的是新加坡潮州話的外語借詞和特殊詞語，主要限于潮州話。郭熙(2004)討論的是以新加坡爲例的海外華語教學問題。郭熙(2008)探討的是新加坡的語言規劃問題。邢福義(2005)討論了新加坡華語受閩方言影響的“才”字用語現象。祝曉宏(2008)研究的是新加坡華語語法變異。郭熙(2010)討論的是新加坡中學生華語詞語使用情況。陳曉錦(2014)對整個東南亞十個國家華人社區漢語方言語音、詞彙、語法開展定點調查，是東南亞漢語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該書與陳曉錦(2003)相比，馬來西亞方言點增加了1個福建話點和1個客家話點，在新加坡是調查了兩個方言:潮州話、廣府話。不過並非專門研究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語方言使用狀況的。
目前，尚未發現最新的關于2017、2018年馬來西亞新加坡漢語方言使用狀況的調查研究論文。那麽，2017、2018年兩國漢語方言使用最新狀況如何呢？本文嘗試回答這個問題，立足于兩次赴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實地調查，分析歸納其當地漢語方言使用狀況，剖析導致這些現狀的根源，結合相關理論，就此提出相應的建議。論述如下：
貳
當地漢語方言使用狀況
筆者先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馬六甲市、甲屬萬裏望、砂撈越州古晉、詩巫、柔佛州新山、麻坡以及新加坡與當地華人面對面進行調查，了解到第一手信息。主要調查對象爲李光明、李秋華、蔡宗保、黃明利、林道祥、林金銮、鄭雅泰、蘇國光、張玫媚，另外還有當地其他華人。他們所講的漢語方言分別爲廣東話(即粵方言，這是當地的說法)、海南話、福州話、客家話、雷州話等。概述如下：
2.1 當地漢語方言的傳承大多不容樂觀
青少年不會說、不使用或不會聽漢語方言的越來越普遍，趨勢很明顯。新加坡當地最主要用的是英語，其次是華語(在海外，只要是華人常統稱爲華族，普通話或民國時期的國語口音被稱爲華語，而不是漢語。因爲對于當地馬來人或其他種族來說，華人是一個種族，華人內部的差別對于其他種族而言顯得不是太重要)，還有馬來語等。據調查，當地普遍的趨勢是中老年(50歲以上)普遍都會家鄉話，而中年青年(50歲以下)出現不會說家鄉話現象，幼年者則幾乎不會說家鄉話。祖輩父輩和小孩子之間交流時也多不說家鄉漢語方言，多爲說華語。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男方講家鄉方言，而所娶的妻子，並非說男方祖籍地家鄉方言的。而男子多在外工作以養家糊口，妻子則在家照顧小孩子，因爲妻子不會說男方的方言，所以也不會和小孩子說該種漢語方言，而家庭裏的其他成員，亦會用華語和她交流，久而久之，小孩子也不會說家鄉話。
原因之二：與國內漢語方言人口的分布在地理上相對集中等客觀狀況相比，新加坡華人華僑聚居現象很少見，據調查，說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海南話等漢語方言的華人華僑現在很多已經散居于城市的各個角落，也許他們的房子(當地稱爲“組屋”，大致類似我國內地的經濟適用房或香港的廉租房)等隔壁住的就是馬來人或印度人。據調查，這種狀況不僅存在于中産階層和普通民衆，亦存在于富人階層。在當地沒有高度集中的說漢語方言的華人社區，即使在唐人街，其實也已國際化，很多國際遊客，可以使用華語，但並非通用漢語方言，這客觀上對漢語方言的傳承也産生了很大的沖擊。這與我們未實地調查之前的理解有所不同。
在新加坡，漢語方言在公共場合的使用恐怕僅剩下在菜市場買菜等場合裏一些中老年華人華僑使用。即使在菜市場買菜，也可能使用到英語，例如碰到馬來人或印度人，或華語，再比如碰到一位華人華僑，但不知其母語方言爲何種時，會用華語交流。這如同在馬來西亞，平時如果一行人一起吃飯，當中只要有一位是馬來人，往往會去清真餐廳吃(因爲馬來人多信奉伊斯蘭教)。
與新加坡稍不同的是，馬來西亞的漢語方言分布呈一定的集中性，這也許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華人的地位有所不同有關。在新加坡，雖然華人占了總人口的七成左右，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只占少數，但是具有相當好的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高度融合。然而，在馬來西亞，當地華人華僑普通反映，華人華僑雖然占總人口的一定比例，但比例在逐年下降，因爲占馬來西亞人口主體的馬來人人口在不斷增加，且有一些華人華僑從馬來西亞移民出去。華人在當地沒有馬來人同等的政治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華人華僑更加需要團結一致。這也許是馬來西亞華人華僑在居住地等相對集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馬來西亞，華人多與華人交往(在新加坡，情況有所不同，華人與馬來人交往很多，筆者親眼看到華人的幼兒園小孩子與馬來人的小孩子手拉手遊玩的場景)，婚嫁也是在華人圈裏，當然也有一些“娘惹”(華人與當地土著結合生下來的女性)、“峇峇”(華人與當地土著結合生下來的男性)，當地還有“娘惹”菜館等，但更爲常見的是華人與華人通婚，華人多與華人交往。
在馬來西亞，廣東話主要分布在吉隆坡一帶，廈門話和客家話主要分布古晉等地，包括筆者了解的馬六甲雷州話，也是集中分布在馬六甲丁賴新村等地。而在馬來西亞，由于是聯邦制，所在州的不同亦可能對華人的地位産生影響，比如砂撈越州地處東馬(馬來西亞東部地區，與西馬之間隔中國南海，並無陸地相連)，由于曾是文萊國的屬地，當地多信奉基督教，與馬來西亞的國教伊斯蘭教不同，故“西馬”(馬來西亞西部地區)的人也不能隨意到該州工作等，即使從“西馬”入境砂撈越州時，亦須在護照上蓋章。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此，砂撈越州的華人華僑漢語方言的分布相當集中，且人數較多。在當地華人有時還用福州話演講致辭、唱歌等，在市區街邊還可看到福州會館、興化莆田會館等(這些地名是當地華人華僑的祖籍地)。只要是在砂撈越州詩巫的華人華僑都會學一些福州話(在當地華人華僑圈裏是強勢漢語方言)，達到能聽懂的水平就行。即使在馬六甲雷州村，現在老人多只能用華語和孫子孫女交流了，因爲孫子孫女只會聽雷州話但不會說，或聽也不會聽了。即使是該村的小學，並非使用雷州話，而是用華語。當然亦有有識之士意識丟失家鄉話是相當可惜的，雖然少用，但是要保留傳承下去，因爲是父母祖先流傳下來的母語方言。
2.2 然而會漢語方言的當地華人華僑又多
具有較強方言能力
有趣的是，會講漢語方言的那部分華人華僑又大多具有較強的方言能力，這是與當地漢語方言弱化現象共存的另一方面。比如，筆者調查到的新加坡華人華僑就能熟練掌握華語、英語、馬來語、潮州話(因爲當地華人華僑潮汕籍較多，講潮州話)、海南話、廣東話，所調查到馬來西亞一位女性華人能熟練掌握華語、馬來語、福州話(因爲其爲福州籍的華人華僑)、廈門話(因爲同爲福建話，其實福州話與廈門話亦有區別)、廣東話。結果是兩種狀況並存，即青少年不會講漢語方言，則連本母語方言亦不會講。而如果是會講漢語方言的中老年人，往往會講兩種以上的漢語方言，例如新加坡的，如果是會講漢語方言的中老年人，則常會廣東話、潮州話、海南話；馬來西亞的，則常會廣東話、福建話等。馬來西亞另一位男性華人華僑能熟練掌握雷州話、馬來語、福建話、海南話(因爲雷州話與海南話也有區別)、廣東話。
據調查得知，當地漢語方言影響力弱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是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當地還有用漢語方言的電視廣播等，到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就沒有了。沒有公衆平台的支撐，往往不利于當地漢語方言的傳承和保護，我國國內如此，海外更是如此。
2.3 當地華語的逐漸推行等
擠占了使用漢語方言的一些空間
調查發現，雖然當地漢語方言的傳承存在很嚴峻的挑戰，然而華語的使用卻很興盛。當地華人華僑幾乎都會說華語，在家裏與祖輩家人之間也只說華語，特別是年輕一輩。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一因爲工作等需要，無論是在其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與中國做生意或交往等，華語都有用。其二是與當地官方的要求有關。據了解，雖然新加坡的國語是馬來語，官方語言是英語，不過新加坡政府要求當地華人都要學習華語，如同對當地馬來人，要求其學習馬來語，對當地印度人，要求其學習印度語一樣。在中小學裏，華人與馬來人等混編爲一個班，但是涉及到語言學習時，華人被歸爲一個班學習華語，馬來人被歸爲另一個班學習馬來語。在新加坡，華語有等級考試，但是漢語方言沒有等級考試。在新加坡，雖然總理在公開場合發表講話時，會根據聽衆的組成狀況使用英語、華語或馬來語。而在馬來西亞，與政府官方打交道時均需使用馬來語，公文也用馬來文。
當地的中小學教學裏，華文課程會用華語教學，而其他課程均使用英語教學，並無課程用漢語方言。平時小孩子無論是朗讀還是數數字等都無法用漢語方言，只能用華語或英語。而在學校開會時多使用英語。
青少年華人華僑雖然不覺得漢語方言難聽或者很難學，但是不會主動去學漢語方言等，因爲他們多數認爲學校的課程已經相當繁重，學習漢語方言不但對課程的學習沒有太多的幫助，還有可能會影響華語的水平。
實地調查也發現，雖然當地華人華僑越來越多使用華語或英語，不過涉及到商店招牌時，又多會用漢語方言的音譯字母，而並非我國國內的漢語拼音。
2.4 當地華人華僑維系漢語方言的
基礎存在隱患
方言與家族移民有密切的關系。在族譜方面，國內具有漢語方言的民衆，多數具有族譜，並能出示。然而，調查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華僑不少無法出示族譜，問及他們有沒有族譜時，大多表示沒有。究其原因，可能是早期下南洋的華人華僑多爲生活所迫，漂洋過海，有苦難的經曆，少有記載。
在筆者所調查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地方的華人華僑，該地華人大多已經不能用漢語方言唱兒歌、民歌、詩歌等了，有些地區甚至在舉行祭拜儀式、念經等時，也多使用華語，而這些場合，在國內相應的祖籍地仍多爲使用方言。
三
上述現象根源剖析
3.1 出于實用的語言態度
對華人華僑漢語方言帶來相當大挑戰
表面上，漢語方言與對個人的事業發展沒有必然的聯系。相反，家長怕影響到學生對其他語言學習，導致即使在家裏，也不和小孩子說漢語方言。漢語方言並非學校教育用語，在社會上公衆場合也很少使用。衆所周知，家庭才是方言最好的傳承和使用的場所，是屈指可數的使用場所，而連在家庭裏小孩子也沒有機會學習和使用漢語方言，這對漢語方言的傳承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3.2 城市化及聚居地較分散
對當地華人華僑漢語方言帶來相當大沖擊
據調查，如同我國國內一樣，國外亦存在城市化帶給漢語方言的傳承問題。這一點，新加坡最明顯。而以“雷州村”爲例，一些搬進城市居住的村民，更可能不會或不講雷州話。又正如上文提到的，國外華人華僑分布的狀況與國內相比，就總體而言呈弱化趨勢，這不利于當地漢語方言的傳承和保護。這是在空間上的不利因素。
3.3 代際因素對當地華人華僑
漢語方言傳承帶來相當大阻礙
這是時間上的不利因素。我們原以爲當地漢語方言應爲相對普遍和流行的，其應傳承得很好，然而經過實地調查之後，這種認識亟待改變。事實告訴我們，海外華人華僑老一輩口中所講的漢語方言正面臨代際急劇減少的困惑。
雖然這種狀況，不止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存在，在國內亦存在，但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更爲嚴重，可以預見照這樣的趨勢下去，經過若幹代以後，當地漢語方言很有可能失傳，尤其是當地的一些本來使用人數就少的漢語方言。這絕非危言聳聽。海外華人華僑口中的漢語方言是維系與國內祖籍地血脈聯系的重要方面。一旦失傳，十分可惜。目前，我們國內尚有政府推行的全國範圍的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然而海外華人華僑當中並無這樣全面系統的方言搶救工程。
3.4 當地對華人華僑漢語方言有效的
搶救措施相當缺乏
雖然當地有部分有識之士意識到本地漢語方言的傳承所碰到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去采取措施進行保護或搶救，沒有或很少有有效的行動。在當地漢語方言的“水土嚴重流失”的過程中，不作爲或沒能有效地作爲，也是不利于當地漢語方言傳承的一方面因素。
肆
啓發與建議
4.1 拓寬交流層面，既要注重政治經濟交流，亦要重視文化層面的交流。
除了從國家層面來做華人華僑工作的規定動作外，本地區和祖籍地華人華僑工作的“自選動作”也可以有所創新。例如：進一步增加兩地交往的數量，拓寬交流的層面，既開展政府方面的政治經濟層面交流，也加強文化層面(包括高校層面)的交流，無疑更有利于加強海內外鄉情聯系。
4.2 加強互動往來，尤其是
加強與海外華人華僑青少年的交流
根據海外華人華僑的需求，結合國內的實際，加強往來。筆者在調查過程中，所接觸到鄉親們，絕大多數表示希望回祖國家鄉走走。這方面，相關部門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只不過力度還可以加強。尤其是加強與華人華僑大學生、中小學生的文化交流，增進其與國內祖居地的了解，以利于其青少年的漢語方言傳承。
4.3 可以編寫家鄉話教材，支持當地會館等鄉親機構開展家鄉話培訓班。
以湛江市爲例，僑務工作可以湛江方言(例如雷州話)作爲與海外湛江籍鄉親文化交流的重要抓手。根據需要，可以組織方言學者編寫爲當地華人華僑鄉親服務的漢語方言教材。當地如果開展家鄉方言培訓班，需要學界的參與，方言學者也可以提供相應的支持。在此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方言學者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
漢語方言是很重要的聯系海外華人華僑的血脈紐帶之一。而面對日益衰弱的海外華僑華人的漢語方言代際傳承。我們有必要做一些搶救工作。
4.4 可協助當地華人華僑修族譜、家譜，
協助他們開展尋根之旅，
此舉具有重要而長遠的意義。
據調查，當地鄉親沒有自己的族譜、家譜，這對華人文化尋根不利，對開展僑務工作亦不利。而不少海外鄉親都有較強的尋根血脈情結，在這方面，調動高校裏的智力資源，大有可爲。
4.5 聯合海外鄉親機構
開展一些特色文化交流活動。
例如：如果當地鄉親想觀看家鄉的文化戲劇，可以考慮做工作協助海外鄉親機構選送戲班等前往表演。在當地華人華僑舉辦類似文化交流活動時，要結合實際盡量考慮吸引更多的人參與，打造更強的凝聚力。
曹雨(2017)指出，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早期對馬來西亞砂拉越、柔佛州麻坡等地進行了民族人類學調查。筆者在馬來西亞實地調查時，亦到了柔佛州麻坡，到了砂拉越，並訪問了此前翻譯出版《砂拉越華人》一書的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故本文的研究亦同時具有民族學的意義。
民族語理論表明，傳承母語（方言）極爲重要。李錦芳(2005)就指出，瀕危語言是兩三代之間就會消亡的，瀕危語言所處的形勢不容樂觀。孫宏開（2011）強調，語言是一個民族或族群的重要區別性特征。本民族或族群對母語(方言)有特殊的感情。而瀕危語言（方言）作爲非物質文化遺産本應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保護名錄，只不過受到國際上一些國家不承認自身爲多民族國家等非語言學因素的影響，未能列入。戴慶廈、李春風（2017）強調，在多民族的語言關系中，適度使用母語效果會更好。在跨境民族語言使用中“兩全其美”的狀況是最和諧的。海外華人既熟練掌握所在國和國際通用語言外，能保留母語方言是最理想的狀況。海外華人在國內祖居地的母語方言可被看作是華語的一種方言，同樣適用。與此同時，瀕危方言保護也得到學界日益的重視和呼籲，例如：曹志耘（2001），陳曉錦、鄭蕾（2009）等。
總而言之，讓海外華人口中的母語方言得以傳承具有迫切的現實需要，更具有深遠意義。
b l u e
伍
結語
上述是筆者兩次國外實地調查得到的當地漢語方言狀況。事實上，海外漢語方言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在所在國很強勢。其傳承亦存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在青少年當中是如此，即使是在海外華人相當多的馬來西亞、新加坡亦如此。調查時所采訪的當地華人無不強烈表達了這一點共識，形勢其實不是太樂觀。據了解，在泰國亦有越來越多華人青少年不會講籍貫家鄉漢語方言，亦一定程度上呈此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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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熙 2010 新加坡中學生華語詞語使用情況調查，《華文教學與研究》第4期
黃華迎 2014馬來西亞華語詞語研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李永明 1991 新加坡潮州話的外語借詞和特殊詞語，《方言》第1期
李錦芳 2005中國瀕危語言研究及保護策略，《民族語文》第3期
孫宏開 2011 語言瀕危與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
邢福義 2005 新加坡華語使用中源方言的潛性影響，《方言》第2期
詹伯慧 1988 新加坡的推行華語運動，《語文建設》1988年第6期
祝曉宏 2008 新加坡華語語法變異研究，暨南大學學位博士論文
（陳李茂，暨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嶺南師範學院教師）
【原載《方言》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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