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WHO）突發衛生事件計劃執行主任瑞安（Mike Ryan）日前更是指出，新冠病毒有可能像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般，成爲全球風土病且永遠不會消失。
而面對如此重大的經濟損失，長期施行的隔離、停工、封城等政令，似乎並非長遠可行的方法。不少國家及地方政府也因此將焦點再轉移到疫情暴發以來，至今仍未實施任何強硬禁令的瑞典尋求答案。
瑞典從一開始便走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並未有實施停市停課的禁令，餐廳酒吧如常營業，學生在校園亦僅需依從社交距離，限聚令人數亦維持于50以上。瑞典政府雖然呼籲國民在家工作、避免聚會、保持社交距離，但大多措施只屬自願性質。
瑞典政府雖未曾正式承認其是以“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爲目標，但卻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嚴厲的封鎖措施，被指是采用“群體免疫”策略。
然而瑞典公共衛生局5月20日公布最新研究發現，截至4月底，首都斯德哥爾摩只有7.3%的居民擁有抗體，距離“群體免疫”的標准甚遠，引起外界質疑寬松的措施無助建立抗體。
爲了評估“群體免疫”情況，瑞典公共衛生局于一周內進行1,118份抗體檢測。瑞典公共衛生局于八周內每七日進行同樣數目的檢測，判斷趨勢。截至4月底，首都斯德哥爾摩只有7.3%的居民擁有抗體，其他地區的數據將稍後公布。
瑞典衛生部門曾估計，截至5月1日，斯德哥爾摩將有約25%的人擁有抗體。當地負責制定預測模型的數學教授形容對結果感到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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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群體免疫”是指，當70%至90%人口透過疫苗或感染後康複得到免疫力，便足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不過瑞典官方否認采用“群體免疫”策略。政府的目標是減慢病毒的傳播，讓醫療服務不會超出負荷。
相比起西歐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瑞典每百萬人的死亡比例較低，卻是有類似福利制度的北歐國家中最高。瑞典每百萬人有376人病殁，挪威、丹麥和芬蘭分別爲44人、96人和55人。
其實瑞典政府的抗疫手法一直引起學者批評。該數據公布後，當地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的一名傳染醫學教授直言，“群體免疫”是“危險和不實際”的做法：
如果最終要達到群體免疫，我認爲仍然有很長的路。瑞典做得太少，也做得太遲。
隨著疫情反複禁之不絕，不少國家經濟亦陷入崩潰邊緣，各國政府亦不得不再重新檢視曾受天下人唾棄的“群體免疫”法。然而瑞典的社會土壤及條件，未必能給其他國家直接借用。
比如仍處在抗疫關鍵期的新加坡政府就認爲，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不是在疫情中自然取得“群體免疫”，因爲這會導致更多年長者染病和死亡，所要付出的代價太大。
5月12日，新加坡衛生部傳染病管理司司長李堅明副教授在技術說明會上說，根據專家估計，全國得有六成至八成的人口擁有抗體，才能取得群體免疫的效果。
然而，要自然取得群體免疫是很困難的，會造成很多人染病和出現並發症。李堅明認爲，更可行的辦法是經由注射疫苗，但疫苗還未問世，必須繼續等待。
若WHO專家所言屬實，那此狡猾難纏的新冠病毒將會伴隨人類一段長時間。對此各國政府必須及早制訂一套可持續，長遠而靈活的防疫抗疫政策。
對于一些病毒，我們仍然沒有疫苗。我們不能絕對地假設疫苗終將出現。向來對新冠病毒疫苗不太樂觀的倫敦帝國學院教授、WHO特使納巴羅（David Nabarro）也在媒體面前再次警告世人。所有社會都必須准備好視新冠病毒爲長久威脅的防衛能力，以及在病毒之間進行社交與經濟活動新常態的能力。這句話並不是危言聳聽。
至于這個新常態具體上會是怎樣，目前我們也只能有模糊的答案：
要求人們出門佩戴口罩，保持兩米距離；
勤用肥皂洗手，回家後馬上更衣；
盡量遠距離工作，並避免在高峰時段乘搭公共運輸工具；
避免在公共運輸工具上交談、避免與旁人鄰坐用餐； 盡量留在家中運動……
各國的經驗都顯示，嚴格的阻斷病毒措施難以在短期內看見成效，同時，阻斷措施只能暫時抑制病毒的傳播，人們得加緊改變社交和衛生習慣，否則在阻斷措施期結束後，病例很可能會回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