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是一件愉快的事。兩個千禧世代年輕人，重溫成長時期與朋友互通信函的時光，用各自最熟悉的語言，描述他們對于自己身爲“新加坡華人”的觀感，用書寫搭建橋梁，邀請對方進入自己的世界。
在還沒有動筆之前，他們想象著：華文和英文這兩個不同的語文，代表著不一樣的思維與世界觀嗎？或兩人都在國家雙語政策教育下長大，同在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裏構築身份認同，彼此間的距離其實沒有想象中遙遠？
《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首次合作，由兩報的年輕記者針對母語教育、崛起的中國，以及“華人特權”這三個備受他們同代人關注的課題，以通信的方式，分享看法。這六封信，期盼能讓大家一窺新世代青年的內心世界；兩報記者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也許能拼湊出更完整的年輕華人面貌，幫助我們想象一個更包容和更自信的未來大華社。
今天本報和《海峽時報》刊登的最後兩封信，主題圍繞華人特權（Chinese Privilege）。這個近來經常在網絡世界出現的詞，在華社群體中鮮少被提及。《海峽時報》記者袁昕在國外生活時曾遭遇歧視，這讓她意識到在新加坡，占社會大多數的華人很容易因爲存在盲點，無法設身處地了解少數族群面對的問題；《聯合早報》記者黃偉曼則回應，華社捍衛母語文化的心，很容易讓我們在面對“華人特權”這個嚴肅的課題時，感到無所適從，但這課題必須獲得正視，而探討這些問題也有助思考華社與華人身份認同的定義。
兩個記者，六封信刊登完畢，《聯合早報》星期天（18日）將刊登一篇專題報道，探討千禧一代的新加坡華人青年如何看待大華社。他們對新加坡華人這個身份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如果是自豪，這份自豪感又建立在什麽基礎上？中國影響力的擴張，是否會提升華文華語在世界的地位，這又會如何改變新加坡年輕華人的面貌？
“特權” 讓你正視 它的存在
致偉曼：
那是一個寒風凜冽的英國冬夜，一群醉漢對我大喊“chink”（對華裔的歧視性用語）。直到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深刻體悟到“華人特權”這個概念。
在新加坡長大的我，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種族無所察覺。我從未需要解釋自己的樣子，或是因爲自己的種族而感到被疏遠。畢竟，華人在我的國家是多數，而我們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爲，我們的同胞了解我們的文化和傳統中的基本價值觀和常識。
然而當我來到英國約克念大學，自己身爲華人則成了我不太能擺脫的意識。“你到底是哪裏來的？”人們會這麽問，有時帶著好奇，有時則帶有居高臨下的姿態。
到了晚上，街道變得不太友善，酒精的作用讓帶種族色彩的語言脫口而出。記得一次暴風雪後，一群孩童將雪球丟向我的新加坡華人朋友。後來我在宿舍看到這名朋友在嚴寒中強忍淚水。
李笑萍博士（Dr Lee Siew Peng）去年致函《海峽時報》言論版，質疑爲什麽種族歧視“突然在新加坡成爲問題”，掀起軒然大波。本地小說家巴利·考爾·賈斯瓦爾（Balli Kaur Jaswal）對這篇言論十分不滿，尤其是李博士說自己一直都自認“就是新加坡人”，直到她去歐洲工作之前都不需要想到自己的華人身份。
賈斯瓦爾指出：“在新加坡，我的印度人身份一直是個問題。當這裏的很多少數種族說自己是新加坡人時，都會受到質疑。”
賈斯瓦爾的說法讓人想到獨立學者和行動主義分子桑吉塔·丹那巴（Sangeetha Thanapal）在創造“華人特權”一詞時曾提到新加坡華人的行爲，認爲和西方“白人特權”如出一轍，也就是無法從非多數群體的角度看待事物。
這些感受讓我産生共鳴。雖然我一直都知道新加坡也存在種族歧視，但我只有在出國留學並成爲少數群體中的一員之後，才開始用心地“檢視自己的特權”。
首先，我開始留意日常生活中和少數群體打交道時的簡單言行是否不夠敏感，甚至帶有侮辱性。畢竟，正是這些生活中的細節形成了我在國外微微感受到的被邊緣化。
比如，我的同學會禮貌地贊揚我的英文很好，而不會意識到這正是因爲他們的祖輩將我的祖國占爲殖民地，造成我們得在學校學英文。也有人在談話時很容易就說到源自當地電視節目或曆史事件的詞語，而這些都讓我不知所雲。
回國後，每當一組人突然有些松懈，開始在非華族同胞面前說起華語，我會盡量把對話帶回到英語。
當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在我們聚餐的小販中心找不到素食選擇時，我就轉移陣地陪她到附近的印度素食餐館。我對在決定用餐場所時忘了替她著想感到愧疚。
以前，如果有人對其他種族和國家的人使用冒犯性的語言，我會保持沉默，但如今我會更勇于指出這樣做的不妥，因爲我知道它給對方造成的痛苦。
本地還是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情況，比如有些雇主在招聘時對少數種族帶有歧視，即使工作上並不需要用到華語，有些房東或房屋經紀也拒絕其他種族。
然而，有時“華人特權”也成了一個很籠統的詞，顯得過于寬泛、涵蓋面太大。
教育部長（高等教育及技能）王乙康在2016年國會辯論修改總統選舉法令時說，華族社群爲了新加坡社會的利益而做出妥協。很多人指出這是“華人特權”意識，紛紛抗議。
王乙康說，華人接受了以英語作爲國家的工作語言，同理也會理解保持總統有少數種族代表的需要。
或許他把曆史事件和當時備受熱議的保留選舉混爲一談，是不明智的，因爲這是兩個不同課題。
上世紀70年代，一代華校生因爲學校的主導語言改爲英文而經曆巨變，並因此感到邊緣化。王乙康部長指出這一點，並沒有錯。
比如，我的母親中學畢業後就放棄了升學，因爲新的英文課本讓她學得很痛苦。我知道她因爲英語能力有限而在求職中處在劣勢，而這也是當時其他原本用馬來語或淡米爾語教學的學校學生同樣面對的困難。
當一些像李博士那樣的新加坡華人能夠在完全不受華人身份影響的環境中成長和立足，我母親的一代人則經曆了母語源流學校和南大關閉所帶來的巨大沖擊。
他們至今仍有些懼怕日益壯大的年輕人群體，包括他們自己的孩子——這些愛講英語、厭煩華語；不聽新謠，而是聽美國流行歌曲的新一代。
和其他少數群體一樣，他們也擔心自己的身份認知可能被一個掌握著過大社會權力的多數群體稀釋，而這個群體包括講英語的華人。
“華人特權”一詞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探討作爲多數種族會存在的視而不見和無知。
但正如美國作家菲比·馬爾茨·波維（Phoebe Maltz Bovy）在她去年出版的“The Perils of ‘Privilege’”（《“特權”的危機》）一書中提到的，“特權”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指控，可能讓有關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討論淪爲一種毫無建設性的個人忏悔和攻擊。
如果只是承認自己享有特權，卻沒有再踏出一步和他人溝通，那就不會改善種族關系。特權也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一個群體自感被邊緣化，並不意味著那就可以抵消他們也可能傷害了另一少數群體的情感。
與其互相指責對方享有“特權”，不如讓我們帶著同理心去理解那些感覺被邊緣化的人，無論這是因爲種族、階級或其他身份標志的區隔。
–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寫，王舒楊譯）
“流亡”，我心深處那微妙感覺
致袁昕：
南非反種族隔離的黑人運動領袖比科（Steve Biko）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因爲那不是他的第一語言，他在周圍人都說英語的環境裏，總能清楚意識到自己處在劣勢，甚至在交談過程中失去信心，感到沮喪。他曾說：“你可能很聰明，但表達能力沒那麽好……你往往會認爲，說英語的那個人在思想上要比你更高一等。”
要突破比科所形容的這種自卑感，我總覺得需要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我在一個講華語和方言的家庭裏長大，即便經後天努力英語已達一定水平，但因說話時表達能力仍欠缺，在講英語的場合裏，至今多少還是會不適應，甚至覺得那已近一種失語的狀態。這種“失語”，不表示當下無法與眼前的人溝通，更多因我即使發出聲音，卻還是自覺有言不達意的地方，是一種心中的感悟。
有時候，在與講英語的人對話時，即便對方完全不察覺有不妥，並且能百分百理解我所說，我卻還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做很大的努力，以隱去母語（不管是華語或方言）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一向來覺得“流亡”是個很重的詞，它過于悲壯，但我在和生活于不同語言世界的人交談時，卻往往原地不動就能感覺到自己在流亡，覺得在這個以英語爲主流的社會裏，自己某種程度上算是個邊緣人。
不過，我同時也意識到，這種把自己擺在弱勢位置的心態，多麽危險。
我同意你所說，在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共存的社會裏，我們有時候會忘記自己身爲華人，其實是占社會大多數，與少數族群相比，享有一些自然優勢，這也讓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容易有盲點。
但事實是，在傳統華人社群裏，華人特權（Chinese Privilege）的概念基本不存在，搜索《聯合早報》等華文報章的言論內容，也幾乎找不到有人曾在談論新加坡的語境裏，公開使用這個詞。在撰寫這篇文章前，與報館較年長的同事提及華人特權的概念，馬上能感受到世代之間的差異，一些前輩馬上會采防禦姿態，基本論調是說：“我們哪裏有特權了？”
且不論當年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的合並，如何在那一代人心中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如今在華人社群裏，即便是少了上一代人的包袱與悲憤的華語源流人士，也多多少少都在教育政策變化中感受過挫折，或至少感慨于社會的逐漸單語化。華社捍衛母語文化的心，因此很容易讓我們在面對華人作爲大多數被視爲享有特權這個嚴肅的課題時，感到無所適從，盡管兩者本應不存在沖突。
然而，過去一年，也許你也觀察到，在社交媒體世界裏，華人特權卻恰恰是我們朋友群中沸沸揚揚討論的課題之一。美國總統特朗普帶有明顯種族歧視色彩的粗暴言辭，讓社會上種族與階級的分野更明顯；在新加坡，啓動保留總統選舉機制等議題的討論，一定程度上也凸顯了族群差異與種族意識。
去年5月底，本地印族演員巴爾加瓦（Shrey Bhargava）參加梁志強新電影《新兵正傳4》試鏡，被攝制團隊要求以濃厚印度口音模仿典型印度人一事，就瞬間引發網民熱議。我的面簿朋友群中，好些馬來與印族朋友誠實地分享了看法，也描述自己與華族同胞相處時，曾被不經意言論傷害的經曆。
同時，我也看到一些華族網民對此事發表不敏感言論時仍能理直氣壯。這促使我不得不開始思考與正視種族歧視的問題，並且檢視自己的言談舉止，是否也曾逾越界限。
2016年，南中國海仲裁案課題和新加坡裝甲車在香港被扣留的事件，曾讓新中兩國關系進入低潮期，網上部分輿論當時傾向新加坡應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建立更親密的關系，多少也觸碰到少數族群的敏感神經。本地劇作家和詩人亞菲言（Alfian Sa’at）就此分析說，本地華人族群中這種情緒的湧現，或多或少象征著“某種被壓抑的文化與政治身份的卷土重來”，與過去華社部分群體曾感覺被邊緣化有關。他指出，華社應有所警惕，不應爲維護這份“過去被壓抑的尊嚴”而讓主觀情緒影響判斷。
當然，亞菲言的言論不一定具代表性，甚至一些人可能會覺得當中存在對華社的誤解，並且質疑“華人特權”這嚴厲的指控是否有足夠的現實依據，或是這詞其實在互聯網更開放的輿論空間裏，已被濫用。但不可否認的是，華社必須正視他抛出的問題：一個崛起的中國會不會動搖本地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主體意識？
另外，這也進一步揭露另一更宏觀的問題：本地華人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傳統華社的定義是否應該放寬？
我認爲，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去年5月至7月間展開的一項國人族群身份認同調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本地華社面對的挑戰。盡管華文華語式微，大多數人仍將族群認同感建立在語文的掌握上，而與此同時，本地華人對祖籍觀念和華族傳統與傳統藝術的重視則相對變得薄弱了。
在與報館其他同事了解他們對華社的看法時，有不少人就指出，廣泛定義的“中華文化”已無法讓年輕人有歸屬感。也有同事反問：“對于一個定義模糊不清的東西，我要如何産生認同感？新加坡華社的定義是否能擴大到跨越語言和膚色，代表著一群熱愛華族文化的人？”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連串的問題和反思，很可能也代表本地年輕人在看待認同問題時，視角已變得更包容，甚至有了更豐富的曆史和世界觀。新加坡明年紀念開埠200年，趁著思考這個曆史命題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能以更開闊的胸懷擁抱我們身爲華族、新加坡人，甚至是東南亞人的身份，並接受這其中的複雜與多元？
談到認同問題，我總會不禁想起大學時期，曾爲探索身份認同問題，訪問著名學者王赓武教授的情景。當時，教授從他1950年出版的英文詩集“Pulse”（《脈搏》）中挑了一首題爲“Ahmad”（《阿末》）的“馬來亞詩”，深情朗誦，爲我們述說他對這片土地的原始情懷，令我印象深刻。不知怎麽的，盡管我對那從未認識的“馬來亞”只能有想象，但教授辦公室回蕩著的聲音竟觸動了我心深處某一塊東西。那微妙的感覺我至今無法解釋，但也覺得沒有必要刻意去定義或爲它尋找什麽坐標。
–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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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報的兩封信函英文版也在《海峽時報》同天刊登。你對兩名記者今天討論的課題，有什麽看法？《聯合早報》希望了解大家對華人社會相關課題的想法，歡迎讀者將意見電郵給記者（[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