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刊登的兩封信，主題圍繞崛起的中國。新加坡年輕人如何看待中國，與他們是否真正接觸過中國有關嗎？《聯合早報》記者黃偉曼認爲，當她走在中國城市的街道上時，自在的感覺並不源于任何抽象的文化認同感，她相信新加坡人能理性地去認識中國的變化；《海峽時報》記者袁昕則說，即便是在講英語的新加坡華人當中，把中國當成落後國家，已經是過時的想法，大家都認識到，中國越來越“酷”了。
觀中國，多面又複雜
致袁昕：
22歲那年，我第一次獨自旅行，記憶中上海的繁華街道，成了我對當代中國的第一印象。
那是2010年，上海也舉辦世界博覽會。在夏日的高溫下，受困于長長的人龍，等待入館參觀時，我只能自得其樂，以觀察周圍的陌生人來打發時間。不過，原來若見有人插隊應心生厭煩，看到隊伍中大夥兒爲降體溫，用舌頭“集體”舔著排隊區放著的大冰塊時，也應爲如此不衛生的舉動露出驚訝表情，但當時的我也許因爲抱著一種旅者才會有的心情，卻能將之簡單歸類爲“文化震撼”。總之，並沒有太在意。
印象中當時報章網絡也在寫，上海世博如何上演各種中國人不文明的戲碼，像瘋狂蓋章就成了世博一大景。那次一個人旅行，我也看到許多人手中握著世博護照，一入館就略過各種精彩展區，一窩蜂沖向蓋章處的奇特景觀；只不過讓人感受更深刻的是，那時候這一個被籠統概括爲“中國人”的群體，其實說著各種方言，操著不同口音，他們來自各地，也和我一樣到上海，看一看這濃縮了世界精華的博覽會，並且了解他們不太了解的當代中國。
同時，像上海這樣慢慢與國際接軌的大都會城市，相信也開始感受到外來人口湧入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在法租界一家西餐廳用餐，坐在旁邊一對夫婦由于看不太懂英文菜單，屢遭同是中國人的服務員白眼對待；我很識趣地在點菜的時候說了英語，服務員彬彬有禮回應，但這“差別對待”卻讓我開心不起來。
因此，自從與中國有直接的接觸後，中國對于我來說，就是複雜且多面向的，這個大家眼中的大國，也面對一套獨特的挑戰與問題。我不知道你怎麽看待中國，但中國于我而言從來不僅是一種想象，更准確地說，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場合，讓我認識了好多個“不同的中國”。
像曾到北京探望一個在當地念書的新加坡朋友，我們一群人一踏進朋友公寓時，就看到客廳一堆裝滿的箱子。那原來是我們出發前在淘寶網上購買的服飾物品，當時網購在中國雖未像現在紅火，但電子商務和網絡營銷可能爲中國帶來的發展契機，已備受討論。那是中國“智慧零售”的雛形初現。
像到內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上圍著蒙古包外營火大聲高歌，在庫布齊沙漠上與一群同是旅客的洋人打沙漠排球，這些也都原來不在我的中國想象內。最近，我到重慶找同事，我們一起吃晚餐，但不是享用重慶麻辣火鍋，而是到他家樓下的日式居酒屋吃烤肉串和喝啤酒；在成都，我的愛彼迎（Airbnb）房東透過微信，和我熱烈地聊起楊绛和村上春樹等作家，我們在虛擬平台上建立起了某種友誼，這也都是我與“中國”有過的接觸。全球化的趨勢讓世界變得更扁平，隨著現代化與開放，中國也在複制著其他城市能供給我們的體驗。
當然，也還有身爲新加坡華人，對于中國的微妙情意結。
《聯合早報》副總編輯兼聯合早報網（中國）主編韓詠紅上個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從十九大看中國”講座上指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已開始有意識地輸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軟實力的領域，中國影視娛樂節目的受歡迎程度也超越港台；中國的文化魅力讓一些新加坡人希望新中兩國是較爲親密的雙邊關系，但也因爲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感日益增加，部分國人還是認爲新加坡與中國應該是“普通的國家關系”，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有可能在本地華社與非華社之間構成緊張。
目前，中國的崛起並未從根本上促成本地華文大環境的改善，但至少在學者圈裏，區域華人重新漢化，東南亞華人身份可能越來越強烈，是短時間就可能發生的改變。對于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國家來說，即便外交政策論述明晰，中國影響的滲入仍是必須謹慎觀察的趨勢。
不過，對于新加坡華人能夠理性地去認識中國的變化，我還是樂觀的。例如，你應該也看到本地歌手向洋和董姿彥如何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在《中國新歌聲》等節目綻放光芒。當時，大家都爲他們感到驕傲，但不少人並不是一味地傾向中國，只是覺得中國變酷了，而是很切實地思考崛起大國對各領域發展帶來的影響。
我們一方面接受中國這個大舞台能給我們這個小國更高的能見度，並且帶來經濟利益，但同時，國人也心裏有數，認識到這遊戲有它一定的規則，“能拿下第二名就已經是冠軍”的聲音就是本地網民對這些選手的“另類肯定”。我猜想，向洋的“紅毛派”身份，董姿彥優秀的雙語能力，以及他們在台上唱著的西洋爵士，也讓新加坡人更容易對他們産生親切感與認同。
此外，隨著中國越來越開放，新加坡人到訪中國城市時能感受到的“親切感”，也很可能是因爲所謂的“華人社會”已越來越同質化，或說在價值觀與生活習慣上，離西方更近了。對于到當地打拼的年輕新加坡人來說，中國提供的是機會而非詩意；新加坡開埠時期隨閩潮移民“下南洋”的南音和潮劇等傳統文化，反倒在本地紮根落戶後，近年來獲得新生命，爲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自信注入一劑強心針。
如今走在中國城市街道上，我的自在其實不源自于任何抽象的文化認同感。我認爲，那更多是因爲我通曉雙語，能夠在必要時迅速轉換語碼，有時候甚至模仿當地人的腔調，嘗試融入。
這份自在也不會影響我在看待中國時的客觀。身爲新加坡人，我在評價它時少了近鄉情怯的感覺，更多的是一種開放的心態。
–偉曼
身邊的朋友都到過那裏，我卻從沒踏足
致偉曼：
在中二開學的第一天，我的華文老師只掃了一眼班級名冊，就選了我當華文課代表。
你猜爲什麽？因爲我的名字連名帶姓只有兩個字，這讓我比其他同齡人顯得更“中國人”。畢竟，這類名字在中國更常見，有點中國古代詩人杜甫或李白的韻味，不像新加坡華人，更趨向于使用像“Cheryl”這樣的洋名或是像“林欣怡”這樣的三字姓名。
每次有新結識的人看到我的名字，那個我最怕的問題就來了——“你是中國來的嗎？”每每這時，我總會發出最強烈的否認。
我會強調說，沒錯，我的父母是華校生，但他們在新加坡出生。事實上，他們之所以給我起了這麽一個短名字，恰恰是因爲一個很新加坡式的原因——希望我能在考試中省點時間。
我今年26歲，但我不像你，偉曼，我是在一種對中國備感尴尬和不適中長大的。我十幾歲的時候，從來不認爲和中國有聯系會是一個爲我增加社會資本的事，讓我在西化的新加坡同齡人中享有什麽優勢。
我去世界各地旅行，從摩洛哥到黑山共和國，但就是沒去過中國——我外祖父母的家鄉。
我媽媽是外婆家三個孩子中唯一生在新加坡的。即便在她大贊中國的發展時，我對中國的印象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雖然在彰顯它的新財富，其國人卻缺乏社會文明的國家。
我能毫不費勁地用華語和我比較親近的朋友交談，而我能感覺到，有些人會看不起像我這樣的人。英語被視爲都市人想要在職場出頭的語言，而華語是鄰裏的主要用語。
我就這樣在自我意識強烈而常感不太自在的少女時期形成了對身份等級的認知，而這讓我感覺，擁抱自己作爲新加坡華人的根，讓我和那些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撇開華人身份的人相比，低人一等。既然如此，又何苦追尋自己和一個很多人都瞧不起的國家的淵源，進一步自取其辱呢？
結果，我越是以自己的種族身份而自豪，我就越覺得中國好像一個影子在變大的幽靈，我必須和它保持距離。
時間來到2010年到2017年，文化的角力慢慢出現了變化。正當我在英國度過大學時光，我的一些朋友，尤其是那些之前在母語課堂上都抗拒講華語的人，開始去上海或北京實習或學習，而他們對這些經曆贊不絕口。
“阿裏巴巴”“淘寶”“馬雲”這些詞彙開始出現在新加坡的主流認識中，就連西方媒體都開始關注章子怡、湯唯等中國演員，還有超模劉雯，中國的軟實力開始吸引人們的目光。
誇贊中國不再是件很“不酷”的事情了，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說，中國比生活在新加坡都市的我們更時尚。人力部長林瑞生說，他幾年前去上海時，感覺自己是個“山龜”（鄉巴佬）。他當時還要拿現金付錢給路邊小販，而其他顧客都用手機上的微信支付輕松搞定。
還有一件事也有類似的效果：英華自主學校畢業的向洋2016年參加《中國新歌聲》，這個多年來抗拒母語的大男孩華麗轉身，回歸自己華人的根。
這個近年來出現的觀點轉變或許純屬出于功利，譬如是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可能如你所說，是因爲中國的科技發展和現代化。
但在比較個人的層面，它們對我來說是一種催化劑。當主流中的一個群體說，擁抱“華人身份”——不論這是指中國還是說新加坡式的華人身份，這給人一種保證和確定感。
雖然在這場發掘現代中國的複雜層面和細微特質的行動中，我成了遲來者，而且我直到進入大學才開始通過書本和紀錄片來了解中國，但我想，亡羊補牢，爲時不晚吧。
美籍華人記者張彤和撰寫的《工廠女孩——在變遷的中國，從農村走向城市》，還有中國導演範立欣的《歸途列車》讓我看到在現代中國的洪流中，那些充滿鮮明複雜性的生活，還有在這個恢弘的國度，不同人群具有如此不同的面貌。
與此同時，這些也讓我對自身的根源更加好奇，也促使我去閱讀英培安等新加坡華文作家的英文譯本。這些作品以本地視角講述曆史發展，也更貼近我的生活。
有些人可能認爲，擁抱華族文化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對新加坡的另一種文化殖民，但我覺得，已經獨立53年的新加坡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基因，它讓我們難以被任何區域強國所拉攏。
畢竟，有些新加坡華人甚至將中國人視爲不同的種族。國家教育學院講師楊沛東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些新加坡華人指出對中國人的偏見是一種“種族歧視”。他說，這體現出新一代新加坡華人在看待中國來客時，認爲自己和他們是截然不同且有一定距離感的兩種人。
如今，我已經不再爲自己的名字感到難爲情了。“昕”是黎明的意思，或指晨光，而這個只有兩個字的名字也讓我體會到一種簡潔之美。比起每天要被人和這個島國上成千上萬的“Cheryl”或“Andrea”混淆，我會更想要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
或許有一天，當我終于踏上中國的土地，這個名字甚至能帶給我一些社會資本。
–袁昕（原文以英文撰寫，王舒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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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報的兩封信函英文版也在《海峽時報》同天刊登。你對兩名記者今天討論的課題，有什麽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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