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與《海峽時報》兩名年輕記者上月針對母語教育、崛起的中國和“華人特權”這三個課題，展開首個跨語言合作專題《六封信 兩個世界 一個華人社會》。
昨天共有超過80名受邀讀者與文教界人士，連同專題作者及五名主講人對此展開了長達四小時討論。
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媒體集團新聞中心昨天（17日）下午與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聯辦中英對話會，對《聯合早報》與《海峽時報》上月展開的首個跨語言合作專題《六封信 兩個世界 一個華人社會》進行討論。超過80名受邀讀者與文教界人士，連同專題作者及五名主講人參與了長達四小時的討論。
新聞中心總編輯韓詠梅致詞時說，這是我國華文與英文報人，在中國崛起的時代，針對當下本地華文文化處境，以及何謂本土華人意識所做的一次探討。由《聯合早報》年輕記者黃偉曼（29歲）及《海峽時報》的袁昕（25歲）率先對話，是希望看到新一代在放下華文文化在本地的舊有包袱後，是否會呈現新的可能。
主講人華僑中學校長彭俊豪（41歲）從教育的角度分析，認爲特選學校在培養精通雙語、面向世界的專才以外，給予學生的最寶貴資源，是安身立命的華校人文精神。他將此歸功于學校的前輩教育家。他相信特選學校學子都應懂得推己及人，尊重他人文化。
The Select Centre創辦人陳丹楓（48歲）從我國畫家林木化的作品《愚趣園》切入主題。“愚趣園”爲考古、種植學家韓槐准位于舊湯申路的紅毛丹園。陳丹楓認爲本土華人意識與文化早在韓槐准1936年購置愚趣園時已嶄露頭角，韓槐准不懂華英語，以海南話及馬來語溝通，仍贏得世人尊重。陳丹楓說，我國各族族人除了母族文化，是否有以馬來亞或南洋文化作爲文化基石的可能。他並借韓槐准接嫁紅毛丹樹的方式，提出在愈加全球化的社會，個人擁有超過一種文化根源歸屬的可能。
科技起步公司Intelllex創辦人曾子謙（31歲）以幽默語調，通過自身在中國、泰國及印度尼西亞的經曆，講述了一個本地80後年輕人，如何借著對多種語言的“羅惹”（混雜）式認識，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達到了深層交流、拉近距離和解決生活需要等目的。他認爲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基因組成多元，反而是面對中國崛起的新世界時，有力的特點。
我國詩人、編輯小葉子（Joshua Yip，35歲）是在場主講人當中，唯一來自非特選學校的參與者。他即場根據先前發言的三名主講人的講話，做了一首具本地多語特色的詩，引來贊歎與笑聲。他說，經常聽到華人文化的討論提及飲水思源，而這個詞彙的背景與中國“水”的源頭與流程相關，這與新加坡環境下“水的經曆”未必相符。他提出，我國或許需要“新生水”文化，才能衍生出真正源遠流長的本土華人文化。
華文媒體集團主管李慧玲（47歲）談到幾名年輕主講人展現的自信與樂觀時說，我國華文教育工作者及媒體從業員面對的卻是一個華文人才從缺的局面，特選學校培養的學子大多數沒有以華文華語進行深刻表達及交流的能力，學校環境也逐漸單語化。提及“華人特權”時，她說，受華文教育者長期感覺自己的權利被剝奪，而我國不同族群都自覺邊緣化，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她問，英語是否真是不同族群之間最佳的溝通方式，並認爲我國有必要正視翻譯工作的重要。
討論會進入讀者分享階段後，年長讀者如1961年華中畢業生許嘉瑞關注我國華文程度低迷，華文師資短缺的問題。年紀較輕的幾名讀者如林瑞輝則提出對華人文化認同的迷思。屬于我國最後一批華校生的方景芸從爲人父母的角度，表達了對下一代的信心，相信他們會從更全球化的角度去處理未來的問題。
郭振羽：跨語言合作具特殊意義
交流會最後，黃偉曼與曾子謙分別提出給予年輕人探索文化意識的空間的重要性，讓他們有掌握自己方向能力；將傳統包袱強加于身，勢必造成反效果。
與會者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郭振羽教授會後受訪時說，在這一時代由年輕新聞工作者促成跨語言的合作具特殊意義，表示我國語言文化之間的悲情與隔閡已經大大減少甚至消失。他相信，我國多元化的特質將持續，重要的不是尋找大一統的答案，而是在寬容對話中增進了解。
《六封信 兩個世界 一個華人社會》專題于上月13日至15日，完整地以中英文在《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刊登。大家也可在zaobao.sg網絡平台了解詳情，網址是http://bit.ly/ZB_6letters。
如何在中國崛起中
穩住新加坡華族文化？
如果看世界趨勢，雙語教育下來只會變得更重要。以世界經濟體的權力平衡格局來說，當全球權力開始向亞洲轉移時，母語將不再只是能讓我們建立價值觀、信仰與多元文化身份認同的一種文化穩定力量（cultural ballast），而是會變成新加坡人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資産。
毋庸置疑，英語是許多學生的主要語言，不過這不是一場‘零和博弈’。根據我的教學觀察，雖然學生跟同學用英語溝通比較自在，但他們都可隨時切換，用流利的華語對談。
——彭俊豪
彭校長剛提到‘文化穩定力量’的概念。我對這個詞彙特別感興趣。‘Ballast’是什麽？其實是指一種壓艙物。船在跑的時候，你裏面是要裝水、沙、還是石頭，來讓船身穩定，不會受風浪影響？這個詞彙是建國總理李光耀和時任文化部長拉惹勒南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他們當時擔心新加坡人被西方唯物主義和腐敗的黃色文化，或個人主義影響，所以提出壓艙物的概念，以對抗西方觀念，讓自己穩住。當時他們選擇用什麽壓艙呢？他們選的是我們的母文化與母文明，也就是遙遠的中國和印度。當然，我們現在會把這些當成理所當然的，但在回想的時候，可能也要問：當時我們有沒有別的選擇？我們必須這麽做嗎？新加坡其實也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我們是否可以用‘南洋’這個概念？也許裏面有一些元素，也能讓我們站得穩。但當下我們選擇了遙遠的母文明，所以現在就産生一個很大的問題：隨著中國和印度崛起，你的船還穩嗎？壓艙裏面的東西還可以抵抗其他外在的事物嗎？
——陳丹楓
真正的母語是什麽？
有出席者問及，爲什麽要學習超過一種語言？爲什麽母語那麽重要？
陳丹楓在回答時分享了一對友人夫婦的小故事。這對夫婦旅居紐約，‘他們的女兒有一次在美國一家餐廳上廁所時，屁股被馬桶蓋夾住了，她情急之下喊道：‘媽，我的屁股被kiap（福建話，“夾”）到了’。女兒在最脆弱的時候，不是用英語或華語來表達，而是用了‘kiap’這個字。
當時我朋友馬上安撫女兒，用的是她媽媽曾對她說的：‘媽媽sayang（馬來語，“愛撫”）’。‘sayang’‘kiap’，這是不是我們的母語？這不是學校教出來的，是不能強求的東西。當我們談到母語的時候，要很明確地區分：是政府要的母語？還是我們真正的母語？如果把這兩者混爲一體，將是失敗的。如果要在全球化的流動社會裏站得穩，要有自信，那你要學的是哪一種母語？
——陳丹楓
華文媒體如何培養讀者與記者？
從經濟的角度考慮，華文媒體確實要有一個市場。有人買你的報紙，報紙才能經營下去。我們經曆過相當困難的時期，現在還是相當困難，我不單需要源源不絕的讀者群，我還需要記者。我常常收到前輩的短信，指出報紙上的翻譯問題。華文報紙除了不能有假新聞，要盡量做到客觀公正，還已經成爲集中呈現本地語文水平的一個平台。要求會越來越多，我甯可務實一點去看。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我最終的目標不是功利的，但我必須借助這樣的過程，使我的報紙能夠好好存活下去，那我還可以維持那個水平，我才可以談文化和傳承。
——李慧玲回答出席者有關“華文媒體是爲誰而寫，華文媒體尋求誰的認同”的提問
盲目跟隨能否真正贏得尊重？
最近我很關注課本和媒體選擇的用詞，例如‘腳踏車’是否改成‘自行車’？‘寮國’爲什麽變成‘老撾’、‘紐西蘭’變成‘新西蘭’？當然，中國崛起毋庸置疑，但我也在想，我們選擇的應對方式，在戰略上真的是最明智的嗎？因爲如果最後你只是一個wannabe（英語，“盲目追隨者”），只是很想成爲他們的一分子，他其實不是很‘睬’你的，但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東西，大家就有話可以聊，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換。像我婆婆經常對我說：‘你很pandai（馬來語，“聰明”）！’我從小以爲‘pandai’是廣東話，但後來到香港才發現‘pandai’用不到，因爲是馬來語，但這其實是中國朋友會覺得我們有趣的地方，他們也可能因爲這個而願意和我們交談。如果你字正腔圓地跟他說北京話，跟他說‘咱們打滴’，他反而覺得你是刻意親近他，覺得你try too hard（英語，意指太刻意），那在戰略上我們就走錯了這盤棋。
——曾子謙
文化能否像“新生水”？
以新加坡的語境來诠釋‘飲水思源’，就是把喝進去的水排出來，成爲新生水。如果水對我們的國家那麽重要，我們甚至可以耗資興建新生水廠，把水進行再循環，這是否也能應用在我們的文化上？我們的文化或許也需要一‘新生水廠’？當我們自己生産，讓它流遍我們的身體，它就會成爲我們的一部分。如果它不是有機的，或許是時候把它排出體外。如果它是有機的，就會一直延續下去。
——小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