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在人潮攢動的公共場所引爆炸彈後闖入一家餐廳，挾持數十名用餐者爲人質，引發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全國進入戒備狀態，武裝部隊和內政團隊立即展開救援行動，國人也陷入著急查詢親友下落的慌亂中。
破壞如此慘烈的恐怖襲擊尚未在新加坡發生，但相信多數人會同意，武裝部隊和內政團隊要解救人質，必須與時間賽跑，也得與恐怖分子鬥智鬥勇，除了武裝實力，也講究談判技巧、戰略部署以及情報收集。
國會昨天就公共秩序與安全（特權）法案展開辯論，話題圍繞著在這樣的緊急狀況中，一般民衆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在法案下，警方擁有發布通信限制令的特權，禁止民衆在事故地點錄像和拍照，其中以安保團隊的部署情報最爲敏感，違反限制令者可被判罰款與監禁。
通信限制令是多名議員最關心的課題之一。他們審視法案時擔心，限制令也會影響民衆向家人報平安或聯系警方的能力，通信封鎖也可能導致後續調查工作缺乏圖像證據，造成虛假指控。
對此，提呈法案的總理公署部長兼人力部和內政部第二部長楊莉明澄清時強調，聯系家人報平安不算犯法，限制令只在事故範圍內有效，目的在于制止暴露安全行動，危及人質性命的“不負責任通訊行爲”。
這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兩種情況：恐怖分子同謀僞裝成一般民衆，監督和通報警方位置；以及普通民衆當起“公民記者”在網上發出現場圖像與視頻，結果意外暴露警方行動，驚動恐怖分子，反而成了扯後腿的人。
通信限制令也牽引出另一重要問題。一些國外襲擊事件顯示，媒體現場直播暴露警方行徑，讓恐怖分子有所防備，我國汲取他國經驗後決定，發生恐怖襲擊、頒布通信限制令時，主流媒體的報道也得受到約束。
這是合理的要求，但與此同時，主流媒體也是辟謠和提供准確信息的有效媒介。媒體無法掌握第一手消息，便難以協助民衆在大量混亂的信息中分辨真僞，而事故周圍若仍有人利用社交媒體傳播現場狀況，反觀主流媒體無法提供最新消息，也容易令外界質疑媒體在緊急事故中的積極作用。如何在保障救援行動成功的當兒，爲民衆提供足夠的信息，防止假新聞進一步對社會造成破壞，是決策者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另外，相較于恐襲這類威脅明確的事故，同樣能啓動新法令的情況還包括定義比較模糊不清的“大規模公共秩序問題”。這令多名議員擔憂法案覆蓋率過于廣泛，影響人們今後組織和平示威。
楊莉明昨天發出的信號是“一切如舊”，政府不會援引法令抑制和平示威，也不啓動通信限制令。她也闡明政府對大規模公共秩序問題的定義：例如示威活動延續超過一周，示威者不斷增加，還占領中央商業區的公共場所，阻礙車輛與行人往來，並影響周圍商業活動。這不禁令人聯想起2014年的香港“占領中環”運動，以及2011年紐約“占領華爾街”示威。
無論是恐怖襲擊還是占領示威，新加坡都未曾經曆過，這也是昨天辯論流于以各種假設情況爲主的原因所在。從某個角度來看，支持與質疑法案一些條文的討論都純屬紙上談兵，因爲不到執行法令的時刻，誰也無法准確判斷法令是否給予了執法單位充分控制局面的權限。既然無法預知這一點，面對未知的恐怖威脅多做些准備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