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部長楊莉明昨天參與政府施政方針辯論時，談及2008年雷曼兄弟破産導致全球金融危機，人們在事後不到12個月已見到複蘇的“綠芽”。
但這次與冠病的鬥爭持續了八個月，我們卻仍處在風暴中，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看到綠芽。
有園藝經驗的人都知道，將種子埋進土壤後，它能不能生存下來，取決于綠芽可否破土而出，而這個過程充滿不確定性，也往往最令園丁焦慮。
但在播種前還有一個重要程序，能提高種子存活的概率。這便是給院子翻土，使土質更疏松透氣，以便植物的根系能更好地在土壤延伸和吸收養分。
代議士在第二天的政府施政方針辯論中，圍繞我國如何在疫情後時代越戰越勇各抒己見，並爲“複蘇綠芽”徹徹底底地翻了一遍土，在種族、住屋、基礎建設等課題上，抛出比過往更大膽尖銳的觀點。
朝野議員一致指出，盡管我國政策多年來行之有效，但國內外環境已發生巨變，因此必須大刀闊斧地改革。
工人黨議員林瑞蓮（阿裕尼集選區）就指出，有關種族的討論在她童年時期是不被鼓勵的，但人們的種族意識如今提高。她因此大膽提出宰殺三只“聖牛”，即傳統的CMIO（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其他）族群四分法、保障少數種族代表性的選舉制度，以及政府組屋種族比例政策。
以族群四分法爲例，林瑞蓮說，該分類法最早用于殖民時期，距今已有近200年，隨著我國有越來越多跨族婚姻，她質疑CMIO能否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如果說人口結構的變化還算是相對緩慢的，有足夠時間去作調適，那真正迫在眉睫的就是人們就業觀念的改變，因爲這連帶影響他們的經濟水平，而這可能使一些政策在無意間脫離民衆的實際需求。
以“居者有其屋”這個基石政策爲例，其本意是建造國人可負擔得起的高質量房屋。但如議員锺奇雄（碧山—大巴窯集選區）指出，計算組屋可負擔性的方程式須改變，不能假定人們會選擇25年的房貸償還期，因爲年輕一代轉換工作的頻率更高，也有越來越多人在零工經濟中謀生，這使購屋者傾向以較短的房貸償還期來思考可負擔性。
即使是我國向來堅定發展的基礎設施，在冠病疫情下，也受到代議士的重新審視。議員連榮華（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就提出是否有必要以動員大批客工爲代價，興建樟宜機場第五航站樓。
他抛出的疑問包括，政府當初的假設與規劃參數在新格局中是否仍成立，以及現有的四個航站樓可否進一步優化以達至同個目的。
從這些發言摘錄中可見，朝野議員不約而同地對一些成規提出改革意見，並呼籲就各類課題在國人之間建立新共識。但他們對于具體怎麽做，卻有不同見解。
以外來人才爲例，兩邊同意應加強勞動隊伍的新加坡核心，但工人黨議員和新加坡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普遍傾向呼籲政府公開更詳細的人口數據，以便人民開展知情的討論，人民行動黨這邊則警惕不應把本地人和外籍人士之間的界限劃得過于清楚，因爲兩者的關系不是零和遊戲。
“君子和而不同”，用這句話來形容國會的理想狀態，大概不爲過。朝野議員大可對政策大方向持有基本一致的意見，但在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苟同于對方。如此一來，才能把每一寸土都翻耕起，讓新長出來的綠芽更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