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識法
檢控罪犯是總檢察署的重要任務，該署有權決定我國所有刑事案件的提控和訴訟方向。
每當發生一起備受矚目的案件時，總檢察署的任何決定都可能引起公衆的關注和討論。
不過，大家對檢察官的工作了解多少，除了上法庭提控被告和進行審訊以外，他們的工作還有哪些？
公衆的質疑和輿論的壓力能否左右被告面對的刑罰？檢察官和辯方律師的關系，是否如電視劇中所演的那般，永遠得爭得你死我活？
這一期的《說法識法》邀請首席檢察官陳傑平（簡稱陳）、刑事罪案司副高級政府律師江可悅（簡稱江）和盧俞豪（簡稱盧）接受訪問，讓他們爲大家解答有關檢察官的工作。
問：檢察官的工作範圍包括哪些？
陳：檢察官的職責是把所有相關的證據提呈給法庭，根據所掌握的證據來協助法官取得公平和公正的結果。公衆最熟悉的應該是檢察官在庭上檢控犯人，但其實我們還必須處理許多“幕後工作”。這包括詳細研究案情以便決定是否提控或是以什麽罪行提控被告、該要求多重的刑罰、與辯方律師合作，確保法庭能公正地審判案件，以及跟內政部、律政部和其他相關機構商討，對刑事訴訟程序和法律的修改提出意見。
問：檢察官在處理案件時，最先考慮的是不是政府的利益？
陳：作爲檢控方，我們維持法紀是爲了照顧新加坡和公衆的利益，所做的決定獨立于政府。
問：什麽是新加坡和公衆的利益？
陳：舉個例子，新加坡是國際金融中心，檢察官在處理白領商業案件時所做的決定，必須維護我國作爲金融中心的聲譽和地位，讓人們能安心地在新加坡投資。
在藍領罪案方面，我們的目標則是確保國家社會安全，讓人們能在這裏安居樂業，這不僅是國家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包括其他國家和投資者對新加坡的信任。這麽說雖然很宏觀，可是只要國家維持穩定，公衆也能從中受益。
問：檢察官在工作時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麽？
陳：我覺得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在受害人、被告，以及公衆的利益間取得平衡。被告犯法，受害者和公衆都會希望尋求正義，要被告爲所犯的罪行受罰。遇到嚴重的罪行，檢察官會促請法官判被告長期監禁，以對其他有意犯罪者發出強烈的警告信號。
不過，在一些案件中，若刑罰過重，可能導致被告出獄後難以重新融入社會，進而導致他們走回犯罪之路，有時罪行甚至變本加厲，這樣的情況無益于社會。
與辯方律師看法雖然不同
須澄清事情仍可直接聯系
問：檢察官和被告的代表律師關系如何？
江：我畢業後在幾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八年，2013年才加入總檢察署，所以我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半是擔任辯方律師，另一半擔任檢察官。在當律師的時候，我與檢察官接觸的經驗都不錯，必須澄清什麽事情都能直接聯系對方。
雖然我們對于案件所持的看法可能不同，但大家都是在盡自己的本分，最終交由法官決定結果。當我加入公共服務後，還是會與前同事保持聯系，所以絕對不像電視劇中演的那樣，律師和檢察官都是敵人。
盧：蘇峇士律師（已故知名刑事律師）留給我深刻的回憶。當年我還是一名新入行的檢察官，在審訊中途我向法官申請暫時休庭，讓我在傳召下一名證人前有時間准備，沒料到法官拒絕了我的要求。
我當時有點愣住了，還好這時辯方律師蘇峇士站起來，告訴法官他也需要點時間上洗手間和吃藥，法官這才批准休庭。我知道蘇峇士是爲了我才那麽說的，所以即使是進行審訊的過程中，控辯雙方也未必時時都處于敵對狀態。
問：去年底，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提到，控方因爲掌握較多證據所以占了上風，他因此促請政府立法規定控方有義務向辯方披露證據。控方是否會與辯方律師分享證據？
陳：檢察官的目的不是要不惜一切地贏得案件，或是治罪一名無辜者，又或是不顧一切地爭取最高的刑罰。我們做的所有決定，包括是否向辯方披露證據，都是基于公衆利益和法律。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中明文規定控辯雙方的披露義務，此外，法庭也會根據法律的解讀來制定額外的披露規則。
披露證據是一個交涉的過程，控辯雙方之間的合作關系應具建設性。控方會先告知辯方自己的立場，辯方若也能盡早且明確地告知控方他們的辯護理由，那控方就能夠及時確認，把相關的證據交給辯方。若辯方律師不願透露太多，擔心有損被告的利益，那控方就很難辨別對方可能需要哪些證據。
江：當然，辯方律師得聽從客戶（即被告）的指示，若客戶一開始沒有讓律師了解事情的全貌，那律師也會因此受限。
不受輿論左右 須維護公衆利益
問：有公衆質疑，一些被告因爲背景優越而獲得“特別照顧”，例如有錢人、外來人才或是資優生，這是真的嗎？
陳：沒有人能淩駕于法律之上，身爲檢察官我們致力于公平和公正地對待每個人。擁有優越背景就能獲得輕判，這絕非事實。
問：在促請法官判刑時，檢察官如何決定所要求的刑罰輕重？今年1月，一名17歲少年因爲服食冰毒和襲警被判緩刑監視。警員在過程中傷了脊椎，有網民因此認爲比起其他襲警案，刑罰似乎太輕了。
陳：在這起案件中，控方要求法官判少年接受緩刑監視是考慮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傷者的傷勢不是很嚴重，他在兩天內完全複原。此外，被告年紀輕、沒有案底、配合警方調查，而且與家人關系密切，家人願意在緩刑期間負起監督他的責任。在決定刑罰時，檢察官會按照法庭制定的判刑框架，仔細評估案情和判刑選項，以決定適合的刑罰。若所涉及的案件沒有對應的判刑框架，那檢察官就會參考過去的案例。
問：在一些案件中，檢察官會向法庭申請言論禁止令（gag order），媒體有時因此不能報道被告的姓名，控方爲什麽要保護被告的身份？
陳：申請禁令不是爲了保護被告，而是爲了確保受害人或是其他弱勢證人的身份不被泄露。不公開被告的姓名，一般是因爲他與受害人或證人有關系，例如被告是受害人的家長或兄弟姐妹。
問：總檢察署在處理案件時，是否會受到輿論影響？
陳：我們的職責是維護公衆的利益，確保每一起案件都能有公正的結果。檢察官會根據案情、法律，以及公衆利益來做決定，即便有時這些決定不受歡迎。我們知道一些案件或刑罰可能會引起公衆反應，但是我們決定事情時不能只爲了滿足輿論。
盧：一般人對公衆利益的認知未必全面，他們通常只關注刑罰，被告坐牢多久，不過總檢察署不能單從受害人的角度出發，也必須考慮被告是否能被改造。以社會的立場來說，不衡量輕重，把所有罪犯長時間關起來對社會無益，有些被告仍有可能改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