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值得崇拜難以模仿

新加坡所謂的花園城市，其實正像一片整齊的人工農作物。幹淨的街道、整潔的城市、人工的花園、大片的綠地，以及整齊的著裝和頭發，這些不是沒有代價的，其代價就是這裏的公民必須接受嚴厲和苛刻的法律，而且是傾向于懲罰的刑律。

所有的模仿者，無疑首先要理解新加坡小國寡民的特征，以及這個國家爲了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價。

李光耀，值得崇拜難以模仿

文 | 曾炜

李光耀病危，引起世界關注，尤其牽引著中國人的目光。這位傳奇的老人，不僅是新加坡的開國元首，更領導這個國家走向富裕和繁榮。新加坡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經驗，曾經得到鄧小平的贊許，並啓迪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對中國的改革寄予厚望，並最早預料到今天中國的崛起。或許，正是這難以承受之重，中國的媒體面對李光耀病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躁動。鳳凰網等網絡媒體，昨晚更是發布老人病亡的烏龍消息，讓人尴尬。我們期望老人盡快康複，脫離病痛的折磨。

提起新加坡，人們總免不了提到幹淨的街道、廉潔的公務員、花園城市，又或者會提到一些誇張的傳言，比如男生不能留長發、偷盜要割耳朵、醉駕要打屁股……這些說法，有真有假，不過新加坡是個花園城市，並且法律嚴酷，確實是真的。其實這兩個形容，連起來，變成一句話，更能准確描述新加坡，即新加坡是一個“嚴酷法律護翼下的花園城市”。這樣的表達，聽起來和前面分開的兩個形容，好像沒有多大的區別，但是，如果你能理解這個國家的開國元首李光耀的故事，或許就能心領神會。

作爲世界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或許也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思想家，沒有哪個觀察家能忽視他的存在。這不僅是因爲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治國時間內，把新加坡從人均GDP200美元，發展到富裕程度超過美國；還在于他爲世界創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政治模式，即以威權政治爲基礎，推動整個國家走向繁榮和現代化；並在群雄環伺的世界格局內，維持著一個城市國家的尊嚴和周全。他學成于英國，但拒絕英美式議會民主；他比任何西方領導人都更早預見中國的強大，但同時又警覺中國不斷提高的國際地位；他願意接受一切有利于新加坡的務實合作，但拒絕任何不利的政治條件。

李光耀的故事，讓我想起這樣一句歌詞：“我崇拜，沒有更好的辦法”。之所以“崇拜”，當然是他創立的偉大事業讓人折服，但“沒有更好的辦法”，是想說明，對他的崇拜，並非意味著他是一個好的學習或模仿對象。實際上，李光耀所創作的“花園城市”，就像世界上任何獨特的政治模式一樣，是植根于這個國家特殊的曆史機遇之上的，難以模仿和超越。做這樣的提醒，對于那些覺得成功者就必然值得模仿的人而言，或許還是有必要的。實際上，李光耀和他身後這個國家，其成功的秘訣，就在于不盲從任何一種所謂的成功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曆史的巧合，“花園城市”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他當初的設想，正是一種理想的烏托邦模式，而這正暗示著後來者難以模仿的尬尴。後來這一概念，被英國著名建築學家埃比尼澤•霍華德重新闡釋，但依然帶著濃厚的田園牧歌般的烏托邦色彩。美國作家簡•雅各布斯對這一概念曾經做過這樣的嘲諷：“所謂的花園城市，大概就是你應該很溫順，不想有自己的想法，也不在意與那些沒有想法的人共度一生。”它是烏托邦的規劃，權力掌握在規劃者身上，實際上也是一種家長式的政治和經濟社會。

雅各布斯的嘲諷並非針對新加坡，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對“花園城市”的判斷，不正是對新加坡模式的精准評價嗎？要秩序和整潔，但是，請跟隨一元化的指令，並放棄你部分個人權利，甚至包括你的思想自由。顯然，這樣的模式，並不是萬全的，它的優勢顯而易見，但其劣勢也同樣明顯。

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曾經提到過一個關于農作物的論斷，或許能幫我們理解這一模式的優劣。卡森在著作中曾經提到，在農業的原始時期，農夫很少會遇到害蟲的困擾，這個問題形成的困擾，是隨著農業的發展而産生的。這個發展是什麽呢，那就是在大面積的土地上僅僅種植一種農作物。而這很容易破壞這塊土地相生相克的自然生態，從而導致某些昆蟲大量繁殖。大自然本是多樣的，然而人們卻熱心簡化它。這樣做，一方面當然可以使某種可以食用的農作物豐收，但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殺蟲劑滅蟲。要保證這樣的豐收，就必須以破壞生態爲代價。

新加坡所謂的花園城市，其實正像一片整齊的人工農作物。幹淨的街道、整潔的城市、人工的花園、大片的綠地，以及整齊的著裝和頭發，這些不是沒有代價的，其代價就是這裏的公民必須接受嚴厲和苛刻的法律，而且是傾向于懲罰的刑律，而不是約束政府的憲法。其實代價遠不止于此，高壓的政治，導致的必然是公民社會的萎縮，以及公民參政議政能力的退化，而這顯然是和現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馳的。托克維爾筆下的舊制度時代的法國，俾斯麥統治之後的德國，無一不是前車之鑒。

在新加坡，作爲最著名的反對黨代表人物舒亞•本傑明•惹耶勒南，淪落到在地鐵賣書，2008年剛剛重整旗鼓，卻又不得不因爲病亡而黯然退場。新加坡政府放棄了英美那一套吵吵鬧鬧的民主制度，但迫于壓力，在公園裏開辟自由的“演說者角落”，不過演講者的話題，卻必須經過警方批准，被限制的自由，最終淪爲笑話。後來，政府又開放了公園，而且取消了申請批准，市民可以在這裏示威、請願，但這樣的自由，依然沒有得到公民的有效利用。這裏的集會，在短暫的喧囂過後，變成了同性戀、跨性別團體的秀場。人們在這裏野餐、唱歌跳舞，被長期高壓“馴服”的公民，依然無法有效利用自由。

關于李光耀，還是那句話，值得崇拜但難以模仿。所有的模仿者，無疑首先要理解新加坡小國寡民的特征，以及這個國家爲了今天的成就，所付出的代價。在以民主爲大潮的世界範圍內，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本做出這樣的犧牲。但是，這位充滿魅力的卡裏斯瑪式人物，的確值得人們研究和探討。他提供給這個世界的，是財富，是政治的經驗，也是一次思想的挑戰。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評價或許比較全面：“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爲一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