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帶來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壓力問題。而放開生育政策效果不理想且見效期長，但我國退休年齡偏低，缺乏彈性，且與現狀不符，延遲退休還有釋放紅利空間。延遲退休要兼顧公平和效率，關注非腦力勞動者身體素質適應性、就業年齡歧視、個人意願、隔代撫養、崗位釋放和産業結構優化等問題十四五規劃明確了“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改革原則。有利于及時評估次生風險，進行科學合理調整，提高接納程度，分攤改革成本。延遲退休能促進勞動年齡人口上升、勞動參與率上升、人口撫養比下降，並帶來三重紅利。一是增長紅利，儲蓄提高拉投資，收入增長擴消費；二是財政紅利，減輕養老保險資金平衡壓力；三是投資紅利，教育、護理、醫療康養或受益。
要點
延遲退休釋放紅利。隨著中國生育率的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成爲不可避免的趨勢，“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具體表現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撫養比的上升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和養老金壓力問題。從生育率的角度來看，目前放開生育政策效果不夠理想，並未改變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且見效期長，人口紅利已經漸行漸遠。但從延遲退休的角度上看，或許還有釋放紅利空間，一來中國的退休政策多年未變已經與發展現狀多有不符，二來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退休年齡偏低，三來一些曆史因素導致資源浪費，四來當期退休制度缺乏彈性。
雖然延遲退休勢在必行，但其推行仍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尤其是要兼顧改革的公平和效率，例如非腦力勞動者身體素質適應性、就業年齡歧視、個人意願、隔代撫養、崗位釋放和産業結構優化等問題。2021年3月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綱要明確了“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改革原則。這有利于及時評估次生風險，並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納程度，分攤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
延遲退休能漸緩人口紅利的消退，並帶來三重紅利。延遲退休能促進勞動年齡人口上升、勞動參與率上升、人口撫養比下降，盡管有人擔心延遲退休會擠出青年就業，但研究發現前者甚至對後者有促進作用。延遲退休能帶來增長紅利，總量方面，延遲退休年齡能夠提升儲蓄意願，延緩投資率下降，提高經濟潛在增長水平，而收入增長後也能擴大消費；結構方面，延遲退休有助于提升産業結構的合理化。延遲退休帶來財政紅利，延遲退休能改善養老金收支問題，有助于實現養老保險資金盈余並降低繳費率。延遲退休帶來投資紅利，教育（包括職業教育和理財教育）、護理和醫療康養行業或受益。
正文
延遲退休釋放紅利
3月12日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將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再次引發社會上對“延遲退休”的激烈討論。因此，我們梳理了延遲退休的政策背景、實施難點以及政策影響。
生育率低迷帶來人口負債
隨著中國生育率的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成爲不可避免的趨勢，“人口紅利”變成“人口負債”。人口負債具體表現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撫養比的上升。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在中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方案下，205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將分別從2020年的70％下降到58％、57％，之後依然持續下降但中生育率方案下降幅減緩；從撫養比看，在中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方案下，2055年我國總撫養比將分別從2020年的42％上升到76％、74％，主要由于老年撫養比更快的上升之後依然繼續上升但中生育率方案下增幅減緩（圖表1-2）。同時，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也對養老金帶來收不抵支的壓力。
放開生育政策效果不夠理想，且見效期長。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之後，出生率先升後降，似乎並未扭轉我國總和生育率的長期低迷的趨勢（圖表3-5）。人口結構方面，育齡婦女人口及占比本就呈下降趨勢，又受年輕人思想觀念轉變、男女比例失調等影響，初婚年齡推遲，結婚登記人數持續負增長。與此同時，高房價和教育費用帶來的育兒成本也抑制了生育意願。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生育率下降在所難免。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總和生育率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也往往伴隨著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降低暫時難以扭曲。另外，從生育到人口結構變動至少需要幾十年時間。即使能提高生育率，遠水也難解近渴，不能解決中短期內勞動力人口短缺、撫養比提高、養老金壓力等關鍵問題。從生育率的角度來看，人口紅利已經漸行漸遠。
圖表1: 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占比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署，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2: 總撫養比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署，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3: 二胎落地後出生人數和出生率先升後降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4: 我國近年來總和生育率持續低迷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5：中國二孩政策進程
資料來源：衛健委，中金公司研究部
延遲退休有紅利釋放空間
第一，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退休年齡偏早（圖表6），有延遲的空間。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對退休年齡做出調整已經成爲多國“不得不做”的選擇，具體有直接延遲退休時間和推行彈性退休制度兩種方法。直接延遲方面，日本退休金支付的起始年齡從1944年的55歲推遲到現有的65歲，且將從2021年4月開始實施的一項法律修訂案呼籲企業允許員工工作到70歲。新加坡于2019年8月宣布將于2022年7月起把法定退休年齡和重新雇傭年齡從目前的62歲和67歲分別上調到63和68歲，2030年再分別提高到65歲和70歲。俄羅斯政府于2019月1月通過退休年齡改革方案，計劃于未來10年逐步將男性退休年齡由60歲調高至65歲，女性在未來16年逐步由55歲調高至60歲。德國從2012年1月1日開始逐漸退出原有的65歲退休制。根據目前的規定，在1964年之後出生的德國人退休年齡皆爲67歲，且德國幾年前就有過關于延遲到70歲退休的討論。彈性退休制度方面，美國民衆年滿62歲就可以開始領退休金，但領取的金額僅有全額退休金的70％，而每推遲一個月領取折扣就減少，按照法定年齡退休則可以領取全額退休金；如果延遲退休，還能原有的退休金基礎上獲得獎勵性的收益。一般來說，實行彈性退休制度的國家，一般都會對退休金支付結構進行設置，以激勵勞動者工作更長時間、限制提前退休。
第二，我國退休政策多年未變，與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不符。中國退休制度建于建國初期，中間經曆了幾次細微調整和局部完善，進一步考慮了艱苦崗位和特殊工種人員提前退休和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領取年齡的彈性延長等問題，但其主體部分沒有發生實質變化（圖表7），法定退休年齡主要在50歲-60歲之間（圖表8）。但是，目前社會已經發生較大改變。其一，中國人均壽命已經從不足50歲增長到76歲，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其二，1963至1975年的“嬰兒潮”現象和“一孩”家庭政策對人口結構造成深遠影響；其三，男女平等推進下女性勞動價值與自我實現需求提高；其四，過去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劃分工作性質，並讓體力勞動者更早退休的政策已不盡合理，因爲如今技術型工人和辦公室勤雜工占比逐漸提高，而其工作耗費體力不及過去的體力勞動者。現有的退休政策亟需對這些變化做出反應，以適應新需求。
第三，部分曆史因素導致資源浪費，需要改善。由于居民登記、工資報告制度和法制缺失，養老金改革頂層設計滯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提前退休現象曾比較普遍，主要有內部退養和提前領取養老金兩種情況。前者沒有正式退休，只是離開工作崗位，企業仍爲其交金發生活費；後者則屬于提前退休，由社保部門發放養老金。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一些國有企業爲了提質增效給職工辦理“內退”，使大批未到領取年齡，有經驗、有技能的職工流失；國企改革“下崗潮”中，還有大批職工先“下崗”，而後提前退休和領取養老金，其平均年齡只有47歲，這直接導致了領取年齡的低齡化。
第四，退休制度逐漸缺乏彈性，導致人力資源使用缺乏效率。中國現行政策捆綁了領取養老金和退休的年齡，達到法定年齡的人必須辦理退休手續，出現“被老齡化”的人群。楊燕綏等（2018）認爲，客觀而言，何時退休應當由個人決定。人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並不一樣，不同人力資本有不同的績效，不同的家庭、健康和工作性質決定人們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點存在差異。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和社會經濟背景下，“老”的概念也具有相對性，固化和統一領取年齡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人力資本的周期性規律，而且並不能很好反映個體差異，從而導致人力資本的浪費和缺乏人性化。[1]
圖表6：中國退休年齡相對較早
資料來源：各國政府網站、中新網、DW、BBC、路透社等，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7：我國主體退休制度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8：我國現行退休制度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中金公司研究部
如何兼顧公平與效率？
雖然延遲退休在各國都是減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壓力和勞動人口比例降低的有力方案，但其推行仍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尤其是要兼顧改革的公平和效率問題。延遲退休政策最早在2008年就被官方提出，而其實際推出時間一延再延（圖表9），也反映了政府對于改革的審慎態度。
圖表9：延遲退休政策的推出時間一延再延
公平和效率：延遲退休推行需要維護的兩端
許多學者提出了延遲退休政策推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主要集中在其對公平和效率可能造成的損害。公平方面，延遲退休政策首先需要考慮非腦力勞動者身體素質適應性。在提高退休年齡上限的同時，需要全面考慮到老齡人口獨特的生理需求，在工作環境、工作時長、醫療保障等方面給予其勞動法規制的保護，以推動平穩過渡。第二，要充分解決就業年齡歧視問題。在我國當前的就業市場中，年滿35歲被視爲已經觸碰了“年齡紅線”，大齡勞動者求職難問題可能加劇延遲退休後就業市場中大齡求職者的待業現象。[2]蔡昉認爲，我國就業市場目前還未做好迎接大齡求職者的准備，而破除“35歲歧視線”需要政府與市場雙手並用：在立法層面禁止就業年齡歧視；在培育市場方面構建終身學習機制並開展職業生涯規劃；在構建社會共識層面營造對各年齡層富有親和力的就業市場氛圍。[3]第三，還要充分考慮到個人意願問題。專家和業內人士均表示，希望政府在制定延遲退休政策時能有更大的彈性，能夠更加尊重個人的意願。比如實行彈性養老金政策，早減晚增。
提高效率方面，有人提出延遲退休或對隔代撫養造成影響，從而降低生育率。封進等（2020）發現子代會根據父代退休時間規劃生育時間，以緩解生育和工作的矛盾。在當前生育機會成本較高、嬰幼兒社會照料缺失環境下，提高生育率和延遲退休年齡兩個政策目標存在沖突。[4]還有人擔心延遲退休不利于崗位釋放與産業結構優化。目前少有研究表明延遲退休年齡會對年輕人就業形成擠出效應，但魯元平等（2016）發現延遲退休可能會阻礙産業結構升級。[5]
改革方向：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
各國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都采取謹慎態度，主要體現爲小步慢行，逐步過渡。“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是指從延遲退休政策執行的那一刻起，每過一年或幾年調整一次，每次延後退休年齡幾個月，逐漸延遲到預期的退休年齡。國際上比較流行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每年延遲三個月，四年能延遲一歲；另一種是每年延遲四個月，需要三年時間延遲一歲。放眼全球，這種“漸進式”延遲退休的做法，在國際上已有成熟經驗。例如，德國2006年通過法律決定從2012到2029年之間逐步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7歲，方法是前12年每年延長一個月，後6年每年延長兩個月。漸進式的延遲退休方案有利于及時評估次生風險，並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納程度，分攤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單一標准很難適合所有人的意願，政策制定與落實需要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根據目前的官方表態，政策應當會針對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不同地區制定差異化、彈性化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此外，彈性退休可以利用經濟杠杆設置不同退休年齡的獎懲機制來提高政策的靈活性和引導性，如設定法定退休年齡範圍，對于早退休者扣減養老金，對于遲退休者增發養老金。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正面效果更需要落實相關配套政策，要發展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多渠道提高養老金積累，也要加快完善失業人員再就業、退休人員返聘、大學生創業等就業支持體系，提高勞動力有效供給。在退休規劃方面，企業可以爲員工提供多種形式的福利、技能培訓及退休幫助，還應在爲員工提供更全面的醫療服務、退休准備財務建議、靈活退休方案等方面進一步努力；而個人也可以使用保險、應急現金儲蓄等作爲退休准備計劃。
對于延遲退休，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一還在于，男女退休年齡是否要一致？國際上男女同齡退休的國家占多數。據第一財經報道，聯合國2015年對166個國家的調查數據顯示，66％的國家和地區實行了男女同齡退休制度。[6]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爲應當讓男女在同樣年齡退休。他指出，從預期壽命來講，女性的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各國都是這樣的情況，這是一個重要的生理現象；從文化背景來講，大部分發達國家認爲女性退休年齡低于男性是一種性別歧視。[7]但是，人社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金維剛在近日接受采訪時表示，“分類推進”意味著不同群體、不同性別或將繼續保持退休年齡差異。[8]
延遲退休將帶來哪些經濟紅利？
延遲退休能延緩人口紅利的消退
延遲退休政策最直觀的影響是勞動年齡人口上升、勞動參與率上升、人口撫養比下降。勞動人口年齡上限的擴展將一方面可以改善我國的勞動人口結構，讓有經驗的大齡勞動力不受退休年齡的限制，在其精力、能力範圍能更大化實現其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可以有助改善我國老齡人口撫養比。林寶（2018）基于兩個方案[9]測算了延遲退休年齡對城鎮勞動參與率、城鎮工作年齡人口、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等的影響，並發現延遲退休年齡可有效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城鎮勞動力供給，從而使中國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高峰延遲近20年。[10]
延遲退休未必擠出青年人就業。一些人擔心延遲退休會擠出青年人就業，但研究表明這個觀點不一定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有的研究發現延遲退休不僅對青年人就業未産生擠出效應，反而有促進作用。陽義南，謝予昭（2014）通過對27個OECD國家1980-2010年的數據分析發現推遲退休並沒有擠出青年人就業，而是降低了青年失業率。[11]于淼（2015）基于OECD的21國1996—2010年數據的研究也顯示驗證了延遲退休對青年人就業不但沒有明顯擠出效應，反而有促進效應的結論。他們發現，60-64歲的老年人就業率每增加1％，青年人的就業量將提高0.33％，而其失業率將降低0.17％。分性別看，女性所表現出的促進作用更大——女性60—64歲老年人口就業率每提高1％，女性20—24歲青年人口就業率將提高0.41％。[12]北大經院副教授陳凱指出，這既是因爲延遲退休或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增加社會總體工作崗位，也是因爲高年齡段人口和低年齡段人口技術水平和知識結構存在較大差異，兩者並不存在明顯的替代作用。[13]
帶來增長紅利：儲蓄提高拉投資，收入增長擴消費
在總量方面，延遲退休年齡能夠延長人口紅利，提高生産者占比，延緩儲蓄率下降與投資率下降。從人口結構和對經濟的需求端影響看，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框架是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對宏觀經濟分析的一個重要含義是：整個社會不同年齡段人群的比例會影響總消費和總儲蓄。比如，兒童和中老年人占比例較高的社會消費傾向較高；中年人占比例較高的社會儲蓄傾向較高。在人口紅利階段，生産者（中年人）人數超過消費者（老年人和兒童），消費占總收入的比例（消費率）下降，儲蓄率上升，而過剩儲蓄在開放經濟體中既可以轉化爲國內投資，也可以帶來貿易順差，從而有助于提高潛在增長率。
實證方面，劉渝琳、李宜航（2017）通過CGE模型模擬延遲退休對社會儲蓄和長期經濟産出的影響，發現推行該政策後社會儲蓄率波動上升，而消費量、社會産出、利息率也都出現上升趨勢（圖表9-12）。這說明延遲退休在短期內會帶來社會儲蓄率的增長，並爲整個社會投資和消費提供動力，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實現“第二次人口紅利”。他們分析這種情況産生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延遲退休年齡後，個人收入增加，有積累物質財富向下一代轉移的動機；其次，退休年齡推遲提高個人對健康長壽的關注，對養老産品消費提高，社會有效勞動力的供給維持個人可支配收入水平，總體上使得社會消費量有所提高；第三，延遲退休增加有效勞動力，緩解用工成本高的困難，推動經濟增長；最後，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推行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提高政府稅收，這主要歸功于GDP增長所産生的消費稅和利息稅的增加。[14]
産業結構方面，延遲退休盡管可能減慢産業結構“高級化”，但有助于提高産業結構“合理化”。一些人認爲上年紀的人可能在培訓新技能與接受新事物方面相對年輕人較爲困難，從而不利于改革推進與産業結構的優化。魯元平等（2016）將産業結構的變化劃分爲“合理化”和“高級化”兩個維度，合理化反映不同産業間的協調程度和勞動要素的利用效率，而高級化反映爲第三産業與第二産業之比。通過構建動態CGE模型，他們發現延遲退休年齡帶來的勞動力增長，以及對消費、投資、貿易的積極作用顯著促進經濟增長，且資本與勞動替代關系的變化會促進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從而提高産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但是，延遲退休或對第二産業産生更大的正面影響，因此不利于産業結構的高級化。 [15]
圖表10: 社會儲蓄的變化
資料來源：劉渝琳，李宜航.延遲退休年齡是否會帶來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與發展， 2017. 中金公司研究部。注：基准值是不延遲退休的情況，模擬值是對延遲退休5年的情況，圖表11-13同。
圖表11: 消費量的變化
資料來源：劉渝琳，李宜航.延遲退休年齡是否會帶來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與發展， 2017.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2: 社會總産出的變化
圖表13: 利息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劉渝琳，李宜航.延遲退休年齡是否會帶來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與發展， 2017. 中金公司研究部
帶來財政紅利：減輕養老保險資金平衡壓力
延遲退休可以大幅減輕社保壓力。林寶（2014）測算發現延遲退休年齡將有效改善職工養老保險的資金平衡狀況，變資金缺口爲資金盈余，且能大幅降低實現資金平衡所需的繳費率。[16]田月紅，趙湘蓮（2018）根據我國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構建了基礎養老金長期財務精算模型，以研究不同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對我國基礎養老金財務可持續性的影響。她們發現，現行制度下我國基礎養老金將有20％的可能在2034年首次出現資金缺口；而在保持目前財政補助比重的情況下，如果從2022年開始每年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長3或4個月直到65歲，則資金缺口的發生或將推遲3或7年；如果每年延長6個月，則養老金不會發生缺口。[17]
帶來投資紅利：教育、護理、醫療康養或受益
延遲退休政策落地實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服務的跟進支撐，進而爲相關行業帶來發展空間。
首先是教育行業，包括職業教育和理財教育。一方面是對于大齡勞動力的職業轉型教育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廣泛可得的職業教育既是推行政策的前提，也將是推行政策後大齡勞動力爲了適應産業結構改革、知識不斷叠代而走向終生學習的需求所在。另一方面，我們預計大齡勞動力的養老金、理財、保險等知識的國民教育也將成爲未來發展的重點，這不僅可以促進養老方式的多樣化，還可以在提高老齡人口消費能力的同時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針對老齡人口詐騙、非法集資等風險。
其次是護理行業。由于我國對三歲及以下兒童與老年人護理方面的公共服務較爲不足，當前退休人員中很大一部分人要承擔這方面的責任。延遲退休之後，家庭在這方面的需求能否社會化並帶來這些行業的大發展也是一個廣受關注的問題。不過，這種需求能否轉化爲有效需求並向社會購買服務是由人們的收入水平決定的，從我國當前的收入水平來看，這種需求轉化的程度不高。但未來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商業模式的創新，在降低提供護理服務的成本並加強監管後，“一老一小”家庭護理的剛需或將隨之釋放。
另外還有醫療康養相關行業。健康的身心是工作的本錢，延遲退休政策一方面增加了老齡人口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老齡群體對于保持健康體魄的需求。此外，大齡勞動力對于無障礙工作環境的要求會相對較高，因爲精力和體力的逐年下降，消費便捷性和舒適度成爲老齡人口的關注重點。這或將激發遠程醫療、可穿戴設備、慢病管理、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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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楊燕綏，胡乃軍，于淼，妥宏武.老齡社會的就業與養老金——兼論養老金領取機制和彈性退休政策.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7
[2]前程無憂首席人力資源專家馮麗娟表示，在企業調研中已經發現35歲以上的中低層管理人員，包括線下的一線操作和服務人員所面臨的就業壓力最大，他們一旦失去工作則很難再就業。
[3] http://zw.china.com.cn/2020-12/10/content_76996661.html
[4]封進，艾靜怡，劉芳.退休年齡制度的代際影響——基于子代生育時間選擇的研究[J].經濟研究，2020,55（09）:106-121.
[5]魯元平，朱躍序，張克中.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經濟增長及産業效應——基于動態CGE模型的分析[J].財貿經濟，2016（10）:30-44.
[6]https://www.yicai.com/news/100858634.html
[7]http://zw.china.com.cn/2020-12/10/content_76996661.html
[8]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0313/herald/a58e2d3be17826998104c4c8f39564f4.html
[9]方案1是從2021年開始，男性每6年延1年，女性每3年延1年，到2050年同時達到65歲退休。方案2是從2021年開始，男性每4年延1年，女性每2年延1年，到2040年同時達到65歲退休。
[10]林寶.延遲退休年齡對中國城鎮勞動力供給的影響[J].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9（03）:111-118+2.
[11]陽義南，謝予昭.推遲退休年齡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來自OECD國家的經驗證據[J].中國人口科學，2014（04）:46-57+127.
[12]于淼.延遲退休對青年人就業會産生擠出效應嗎？[J].中國社會保障.2015（06）
[13] https://www.sohu.com/a/455673509_100160903
[14]劉渝琳，李宜航.延遲退休年齡是否會帶來二次人口紅利？[J].人口與發展，2017,23（5）:30-41.
[15]魯元平，朱躍序，張克中.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經濟增長及産業效應——基于動態CGE模型的分析[J].財貿經濟，2016（10）:30-44.
[16]林寶.延遲退休年齡對養老金資金平衡的影響[J].財經問題研究，2014（12）:41-46.
[17]田月紅，趙湘蓮.人口老齡化、延遲退休與基礎養老金財務可持續性研究[J].人口與經濟，2016（1）:39-49.
文章來源
本文摘自：2021年4月19日已經發布的《中金：延遲退休帶來三重紅利——人口系列報告之二》
分析員 黃文靜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520080004
分析員 張文朗 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520080009 SFC CE Ref：BFE988
分析員 彭文生SAC 執業證書編號：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