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時不時把“佛系”“躺平”挂在嘴上，但已經87歲的祝士媛，依然在只爭朝夕地寫書、外出講課、參與扶貧……她在用行動告訴所有人：“有一份光，就要發一份熱。”
從15歲開始立志做新中國第一代學前教育工作者，祝士媛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幼教園地。從教60多年，無論是爲學、爲事，還是爲人，祝士媛都擔得起作爲共産黨員的忠誠。
一生爲師，樂在其中
有人說，老師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或許，從少年時代起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祝士媛就已經在儲備那“一桶水”了。
1950年，祝士媛初中畢業，已被保送上高中，另外又被一所市立高中錄取。二者任取其一，祝士媛都會如魚得水，但她一個都沒選。因爲當時中學的教導主任來自北京市師範學校，她從“新中國要培養自己的教師”的願望出發，動員畢業生中的團員報考師範學校。祝士媛就響應號召，成了北京師範幼師科的一名學生。
幼師畢業後，祝士媛留在北京師範附屬幼兒園當了兩年教師，後被調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擔任視導員。1956年，考大學時，祝士媛可以任選專業、學校，但她堅定地報考了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
得到大學學習機會後，祝士媛如饑似渴地學習。她記得，當時學校經常停電。她就在停電時趕緊睡覺，來電後又趕快到教室學習。大學四年，祝士媛每門功課都是優秀，畢業後留校任教。
當時，北師大教育系打算新開“兒童文學”課，祝士媛接了講授任務，但她並沒有學過“兒童文學”科目。爲此，她先到北師大中文系聽課，進修文藝概論和現代文學，並自學兒童文學參考資料。苦學一年，祝士媛終于寫出了“兒童文學”講義，1962年，“兒童文學”課開出來了。1988年，祝士媛編寫的《兒童文學》出版，新中國第一本幼兒文學類大學教材誕生了。
1980年，祝士媛又開始講授“學前兒童語言”教育課，她立即著手撰寫“學前兒童語言”教育課講義。1982年，《幼兒語言教學法》出版，這同樣是新中國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幼兒園語言教學法教材。
祝士媛對教師職業愛得深沉，上世紀80年代，先後有兩個中央所屬單位，都想調祝士媛去擔任中層領導。那時她的職稱只是講師，如果調動，可以連升好幾級，但她都婉拒了。
在祝士媛的印象裏，當時社會上很多人看不起幼兒教育，說幼兒教育是“小兒科”，幼兒教師是“高級保姆”。所以，有人說她放著好機會不要是犯傻，但她卻樂在其中。
“我到現在也沒後悔過，讓我當一輩子講師也行，我就不願意離開教師崗位。”祝士媛說，她從教師工作中得到的快樂，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時隔多年，祝士媛的學生對她上課時的風趣、健談、善模仿還記憶猶新。北師大退休教師趙靜記得，祝士媛會使用各地方言、童謠、謎語，經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如今，已經87歲的祝士媛，腳下生風、思維敏捷、記憶力超群，依舊沒有停下讀書學習的腳步。她時刻謹記著恩師盧樂山先生的教誨：“活到老學到老，不學到老就沒有資格活到老。”
綿綿用力，久久爲功
除了做學問，祝士媛還很長時間兼職做管理和社會工作，也毫不含糊。
1979年，祝士媛開始參與中國教育學會幼兒教育研究會的工作，她先後擔任研究會理事兼副秘書長、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副理事長等16年。
祝士媛記得，研究會創立之初，面臨著“三無”局面，無辦公地點，無編制，無經費，也不被社會所認可。她和研究會的同事到北京以外地區開會，必須有教育部辦公廳的公函，才能被接待辦事。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祝士媛在時任理事長孫岩的領導下，和全國各地的理事們一起摸著石頭過河，爲研究會的發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也爲後來我國參加世界學前教育組織（OMEP），成爲會員國付出了許多艱辛。1992年，經民政部批准，研究會更名爲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成爲國家一級學會。
在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工作的同時，1984年起，祝士媛也開始在北師大學前教研室做管理工作，先後擔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1年。在此期間，她與全教研室的老師們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比如學科改革與建設、開拓多元化辦學模式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學前教育借鑒的是蘇聯的教育理論與辦園模式，如何構建中國自己的學前教育學科體系，一直是我國學前教育界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後，學前教研室的老師們在總結蘇聯教育理論經驗與不足的同時，一方面學習西方當代教育理論，一方面重讀中國老一輩教育家如陳鶴琴的教育思想與理論，並以此爲基礎嘗試改革課程，如新增20多門必修課和選修課，加強教材建設等。在全體教師的努力下，《學前教育學》《學前教育原理》《學前教育新論》等一系列有分量的教材陸續出版，北師大學前教育學科改革成效卓著。
與此同時，祝士媛還帶著全教研室的老師們，編寫了一線教師可以自學的函授教材。在北師大教授馮曉霞的印象裏，當時全國適合成人系統學習的學前教育教材很少，而這套教材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非常難得。
爲滿足社會需求，快速提升幼兒教師業務水平，北師大學前教研室還開設了夜大學、證書班、刊授班等，多年下來，累計培訓教師竟有兩萬多人。當然，這背後是教研室的老師們不舍晝夜的辛苦。祝士媛記得，當時很多老師多年都沒休過寒暑假。
做好對內工作的同時，祝士媛也積極放眼世界，幫助北師大與世界學前教育接軌。
在祝士媛的推動下，1995年北師大開始與新加坡幼兒教育機構聯合辦學。20多年來，北師大已爲該校培養了近500名幼兒園華文教師。
在馮曉霞看來，在當時，北師大能系統地爲另一個國家培養幼兒教師，是很了不起的。
1999年，祝士媛退休了，終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可是，她沒想到，一扇嶄新的大門才剛剛打開。
6月退休，7月祝士媛就被邀請去日本做訪問學者。此外，她還寫書，擔任《教育大辭典·幼兒教育卷》《幼兒教育百科全書·學科教育卷》的主編，並撰寫條目。每一項工作都是繁重的，但她從來不抱怨。
“她就是這樣，一直在綿綿用力，久久爲功。”北師大教授霍力岩說。
2013年，已經78歲的祝士媛，又參與了“中國教育下一代基金會”的扶貧項目“關愛啓蒙者——流動課堂”，並擔任講師團團長。8年間，祝士媛和她的團隊深入全國19個貧困及少數民族地區，培訓園長及骨幹幼兒教師近萬人。這個項目，于2019年獲得民政部“第十屆慈善獎”。
“一經專業選學前，護蕊呵芽六十年。”這是祝士媛從事學前教育工作60年時，她的先生爲她作的詩句。其實，到今天，祝士媛爲學前教育奉獻已遠超60個年頭。
“有時我也會覺得疲憊，但從來沒有倦怠過。”祝士媛還在潛心做事。
溫情脈脈，生性達觀
祝士媛很有幽默細胞。
“讓孩子們報數，結果孩子們都去‘抱樹’了。”
“那天，樓下那家人出門辦事，他把孩子暫時‘寄存’在了我家。”
…………
祝士媛說話明快爽朗、幹脆利落，只言片語間，對生活的熱情就流淌了出來。
隨著聊天的深入，記者發現，祝士媛的整個人，都是充滿溫情的。
她的微信裏有一個群，裏面的人都70多歲了，他們都是祝士媛在幼兒園當教師時教過的孩子。“我也是小孩兒”，祝士媛樂呵呵地向記者展示這群活躍的“老孩子”。她說，自己心態比較年輕，很容易跟學生相處。當然，她也格外喜歡學生。因此，在處理學生的事，特別是涉及學生命運的事時，她會格外謹慎。
祝士媛記得，一次監考，快交卷了，她發現有個學生左顧右盼，有點兒坐不穩了。她沒有猶豫，快步走到那個學生身邊，“梆梆梆”，在桌子上敲了三下，什麽也沒說就離開了，那個學生就使勁沖祝士媛點頭。
祝士媛回憶，當時學校對考試作弊的處理很嚴厲，誰作弊就開除學籍，但她想的是“絕不能讓學生背著處分出大學”，她深知，任何一個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都不容易。
“只要當過祝老師的學生，大都吃過她做的飯。”在學生何建閩的記憶裏，祝士媛是做飯的一把好手。每逢節假日，大家就被祝士媛帶到家裏“改善夥食”，有時還住在她家裏。
如果只是關心學生的生活，或許還算不得好老師。對學生的前途事業，祝士媛也是循循善誘，耐心引導。
“學前教育是有前景、有意義的朝陽行業。”祝士媛的學生郭春彥記得，當時自己對學前教育並沒有太深入的理解與認識，對學前教育工作也有些迷茫，祝士媛除了以實際行動來影響她，還引導她看大局、立長遠。直到今天，她從事學前教育相關工作已20余年。
其實，很多學生都受到了祝士媛的感染，在學前教育領域潛心耕耘、笃行不怠。
除了對學生好，祝士媛對朋友、同事，也都是“長情”的。
盧樂山先生既是祝士媛的恩師，更是她共事幾十年的同事、朋友。據她的學生回憶，盧樂山先生晚年，祝士媛對她的照顧無微不至。盧樂山先生去世前，祝士媛幾乎天天在醫院陪著她。
盧樂山先生有一個好朋友俞錫玑，每年盧樂山都給她過生日。後來盧樂山年歲大了，祝士媛就“接棒”繼續爲俞錫玑過生日，直到她去世。現在，北師大很多老教授歲數都大了，祝士媛就天天張羅著去幫助這個，看望那個。
“她完全就把它當成自己的責任了。”祝士媛的學生都說。
祝士媛的善良、熱情後面，藏著她豁達的人生態度。
1992年，按照條件，祝士媛已經可以評教授了，但她並沒有報名。因爲很多人都還沒評，她不想跟別人爭。後來還是系主任找到她說“你幫我個忙，報個名，別浪費了系裏的名額”，祝士媛這才填了教授評審表。
不管是評職稱，還是漲工資，祝士媛都主動把機會讓給別人。
“我這個人從來都不太愛計較，提工資、提幹我都不太在意，我就願意做事。”祝士媛說。
在祝士媛身上，有一種強烈的信念感，她做的所有選擇，似乎都跟這有關。記者很好奇，這種信念感究竟是從哪兒來的。直到祝士媛給記者講了她年少時的經曆，謎底終于揭開了。
1935年，祝士媛在北京出生，她的年少歲月，是在抗日戰爭中的淪陷區度過的。北京解放時，祝士媛剛上初二。解放前後社會的變化，在祝士媛心裏刻下了深深的烙印。1949年，祝士媛又有幸參加開國大典。宏大的曆史現場，徹底點燃了少女湧動的青春熱情，祝士媛立志：長大了要爲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于是就有了她後來積極響應“做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教師，決心一輩子跟黨走”。
從此，一諾即終生。
《中國教育報》2022年01月23日第1版
作者：本報記者 趙彩俠 紀秀君 見習記者 田玉 通訊員 張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