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發改裝，赴美宣傳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陳少白等流亡日本橫濱。橫濱是留日華僑最爲集中的地區，人數達三千余人，占當時旅日華僑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10月底，孫中山在僑商馮鏡如、馮紫珊弟兄的幫助下，在當地建立興中會分會，馮鏡如任會長。孫中山將《揚州十日記》及黃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給馮鏡如印刷，作爲宣傳品分寄海外。這是孫中山從事革命宣傳活動的開始。
《揚州十日記》，王秀楚著，記載1645年（清順治二年）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在揚州抗禦清軍圍攻，城破後清軍進行大屠殺的史實。《原君》 《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名篇，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實乃“爲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責任，“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孫中山使用這兩種曆史文獻進行革命宣傳，說明他所關注的不僅是排滿複仇，而是指向皇權專制制度，是從民主主義出發的。
當時，清朝駐日公使裕庚抵任，陸續在橫濱、長崎、神戶各地派駐領事，外間傳言日本政府將向清政府引渡革命黨人。孫中山遂斷發改裝，離開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遊各島，宣傳革命，籌集軍費。時值廣州新敗，舊日同志灰心失望，應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清政府谕令譚鍾麟迅速緝拿孫中山、楊衢雲等人，廣東當局以一千元懸賞捕孫，以一百元至二百元懸賞捕捉楊衢雲、陳少白等14人。1896年2月，香港英國當局宣布對孫中山的驅逐令，五年內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孫中山轉赴美國舊金山，繼續宣傳革命，成效仍然很小，華僑聽到革命、排滿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從舊金山到紐約，孫中山坐火車橫穿美洲大陸，一路宣傳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盡管孫中山說到口幹舌燥，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能說動的不過數人或十數人。
美洲華僑很多加入秘密會社——洪門。孫中山用“革命”的語言作宣傳，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門“反清複明”的傳統語言做工作，大多數人也還是不明所以。萬事起頭難，孫中山的思想一時還難于爲廣大群衆所接受。
被誘入駐英使館
9月23日，孫中山自紐約赴英國，早在當年6月，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說孫中山准備轉往歐洲，就電令駐美公使楊儒，查明孫中山行蹤，電告駐英公使龔照瑗。龔照瑗在得知孫中山來英消息後，立即與英國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絕，龔照瑗即雇用英國偵探社的偵探，計劃監視孫中山。
9月30日孫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國偵探立即跟蹤盯梢。10月11日，孫中山在行經清廷駐英使館時被誘入館內拘留。龔照瑗決定將他秘密用船押回國內處理，孫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廣州後嚴刑拷打，甯死也決不出賣同志的准備。在使館工人科爾和女管家霍維夫人的幫助下，孫中山舊日的老師康德黎得到訊息，采取赴警署及向英國外交部報告等多項營救行動。10月19日，英國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爵決定幹預。10月22日，英國政府以強硬措辭照會清公使館，要求釋放孫中山，當地《地球報》同時刊發號外，報道孫中山被囚消息，引起倫敦全城轟動。10月23日，孫中山獲釋。至此，孫中山共被囚12天，死裏逃生。
《倫敦蒙難記》的寫作
孫中山被釋後，于10月24日致函倫敦各報主筆，對英國政府、報界和英國人民表示感謝，函稱：“我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加堅定，促使我更積極地投身于我那可愛而受壓迫之祖國的進步、教育和文明事業。”他在接受《每日新聞》記者采訪時特別說明，和舊式的“白蓮教”不同：“我們的運動是新的，限于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他們大部分在國外。”除英國各報刊外，美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萬國公報》、《時務報》等紛紛發表報道和評論，孫中山的國際知名度因此大爲提高。
自12月5日起，孫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館讀書，開始在康德黎的幫助下寫作《倫敦蒙難記》，敘述被挾持進入公使館及被救經過。爲了感謝被囚時給過幫助的英國工人柯爾，孫中山將演說得來的幾百英磅都送給了他。
《倫敦蒙難記》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出版。書中，孫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政治：專制、無法、貪汙、腐敗，如“糞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尤其批判清政府所施行的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閱讀政治書籍，閱讀報紙，不讓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學經典“四書”、“五經”，只允許人們誦讀欽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釋本，任意刪節、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爲“聾子”、“瞎子”、“傻子”和奴才。
孫中山認爲：英國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較強調興中會最初偏重于“請願、上書”等“積漸”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對于上書請願之人加以譴責”，而且禁止此後的類似行動，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強迫”，“殆至和平無效，始不得不出于強力”。
與俄國人的交往
如果說，在《倫敦蒙難記》中，孫中山將自己的革命意志講得比較含蓄，那末，到1897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國人談話，推薦《倫敦蒙難記》時說：
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麽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麽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期望當今的中國政府能在時代要求影響下自我革新，並接觸歐洲文化，這等于希望農場的一頭豬對農業全神貫注，並善于耕作，哪怕這頭豬在農場裏餵養得很好，又怎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我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此外，還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爲無法進行比較，選擇，它也就得不到發展了。時至今日，這種文明已經和人民群衆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國長期存在著中西文化之爭，一派主張發揚光大中國固有文化，一派主張充分吸取歐洲文化。孫中山在這場爭論剛剛露頭時就提出了比較正確的主張，即“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但又不“全盤照搬”；中國的固有文化因爲缺乏和異文化的比較、選擇，已經得不到發展，落後于時代，脫離于人民，必須改造、重鑄。談話最後，孫中山回到革命這一主題，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國，人民的起義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當年年底，《倫敦蒙難記》全文被譯爲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宮崎寅藏譯爲日文。
孫中山在倫敦接觸的俄國人不止一個。他自己回憶，在圖書館裏看書的時候，曾經遇到幾位俄國人，俄國人問孫，中國革命何時成功？孫回答：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國人很吃驚，表示說：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大滿足，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如果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
孫中山聽了俄國人的這段話，覺得很慚愧。從那以後，孫中山便經常環遊地球，一面考察各國政治得失，國勢強弱，一面從事革命運動。據孫自己估計，他約計每兩年繞地球一周，到武昌起義前，大概繞過地球六七周。每當有人問他：“不知道失敗多少次了，爲什麽還不喪氣，總是這樣熱心呢？”他便用在倫敦圖書館裏和俄國人的談話回答：“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
和英國人合作寫書
在倫敦期間，孫中山還計劃和英國人柯林斯合寫一本書，由孫中山陳述事實和見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該書的部分內容以《中國的現在與未來》爲題發表于倫敦的《雙周論壇》。文章尖銳地抨擊當時中國“根深蒂固遍及全國”的貪汙，認爲“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文章宣稱“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並不是同義語”，“全體人民正准備著要迎接一個變革”，“目前我們所需要的援助僅是英帝國以及其他列強善意的中立”。不同時用兩個拳頭打人，希望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鬥爭中，能得到列強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這是整個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本文已經勾畫了它的大體輪廓。
孫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國的司法改革》爲題發表于倫敦《東亞季刊》第1卷第1號。文中，孫中山揭露清政府司法的黑暗與殘酷，將之比喻爲希臘神話中國王奧吉亞斯的“牛圈”，養了三千頭牛，三十年中從不打掃，糞穢堆積如山。孫中山聲稱，清政府司法的慘毒是“促使我從事中國的改革事業，以把我的同胞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出來的主要動機之一”。
7月1日，孫中山乘輪離開英國。從去年登岸到此次離去，孫中山在英國共生活9個月，跨越兩個年頭。孫中山一輩子崇敬馬克思，稱他爲社會主義的“聖人”，“集幾千年人類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終不同意照搬馬克思主義，而提倡：“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
交結日本朝野
當時歐洲還沒有中國留學生，華僑也少，孫中山雖想鼓吹革命，但沒有對象。1897年7月1日，孫中山離開英國，經加拿大，于8月16日抵達日本橫濱。橫濱華僑多。當時，旅日華僑約5200多人，橫濱有3252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橫濱離中國近，交通方便。到了橫濱，孫中山就有可爲之地了。
孫中山到橫濱後數日，日人平山周與宮崎寅藏迅速來訪。平山周（1870－1940年），號南萬裏，日本福岡縣人。早年與宮崎寅藏同學于東洋英和學校。1897年，經日本衆議院議員、進步黨常務委員犬養毅斡旋，接受日本外務省秘密資助，赴華南調查秘密結社情況，同時尋訪孫中山行蹤。他從英文報紙獲悉孫已從歐洲東返，立刻回國。
宮崎寅藏（1871－1922年），本名宮崎虎藏，別號白浪庵滔天，出身日本熊本縣的下級武士家庭。與兄長宮崎八郎、宮崎民藏、宮崎彌藏四人，合稱爲宮崎兄弟。年輕時，向父親學習過劍道刀法。後入東京專門學校，接觸自由民權運動，開始關注亞洲革命運動，立意幫助中國革命，並皈依基督教。1892年來華了解民情，熟悉語言。1897年與平山周同時受外務省資助，接受到中國調查的任務，因病未能與平山同行。不過，他後來還是趕到香港，參加調查，宮崎在日本見到孫中山後，向孫詢問革命的宗旨和方法、手段。
孫中山強烈批評共和政體不適合于中國國情的觀點，贊美共和是中國“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遺業”，古已有之。爲避免地方豪傑割據和外國列強入侵，只有實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建立共和政治。他說：爲了“拯救中國的四億蒼生，驅除東亞黃種人的恥辱，恢複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人道，關鍵只在于我國革命的成功。”他表示：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進，國皆自主，人盡獨立，但中國人卻淪爲“三等奴隸”，自己爲此焦灼萬分，“不得不自進爲革命之先驅”，但倘若另“有豪傑之士慨來相援”，就甘心退讓，“自服犬馬之勞”。
聽了孫中山的一席話，宮崎完全被孫中山的魅力征服了，決定“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他寫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氣質像是涉世不深的後生小夥，又如天真無華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見識何其拔群，其抱負何其遠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宮崎和平山離開孫中山寓所後，又回來繼續談話。孫中山本來急于赴越南，聯絡同志，到雲南發動起義。平山以日本比較安全，勸孫留在日本，孫中山遂改變計劃，寫信給陳少白，勸他自台灣返回日本。
平山、宮崎見到孫中山後，迅速到東京向犬養毅報告。犬養希望將孫中山控制住，以爲他日之用，便表示：“這是份大禮物，怎能不會他一面？”平山、宮崎遂陪同孫中拜會犬養。辭出之後，住宿對鶴館登記時，孫中山希望用假名，平山代填中山二字，孫中山奪過筆來，繼續寫了一個“樵”字，並說：“是中國山樵之意。”自此，孫中山即以”“中山樵”的假名來往于東京、橫濱之間，陸續結識外相大隈重信、內務相副島種臣以及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菊池良一、萱野長知、宗方小太郎、久原房之助、犬冢信太郎等人。這些人，懷著各種不同的目的，曾經在不同時期，以各種方式，支援過孫中山和中國革命。
在日本時間多，孫中山與宮崎、平山，特別是宮崎有過多次筆談，討論在中國舉事、聯絡日本朝野人士等多方面的問題。孫中山相信，中國已如“枯木之山”，只要“一星之火”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焰。關于首義之地，孫中山提出“急于聚人、利于接濟、快于進取”三原則。十多年前，孫中山就曾考察過江蘇海州，但他還是鍾情于廣東沿海的惠州、潮州、嘉應三地，認爲當地民風強悍，居民十之八九是三合會會員，久有反清複明之志。又鄰近台灣，便于接濟軍火。
孫中山早有和康有爲、梁啓超聯絡的准備。他提出，邀康有爲來，驚動太大，擬邀請梁啓超或其親信一人東來，共商大事。橫濱華僑早有開辦中文學校的打算。孫中山也曾與犬養毅計議，在東京開設中國語學堂，招攬同志，擔任教習，暗中商量舉事。至此，適逢中華會館校董與孫中山商量，擬向國內聘請新學之士來日擔任教員，孫中山山遂建議定名爲中西學校，推薦梁啓超爲校長。學校總理持函到上海會見康有爲，當時，梁啓超正在主編《時務報》，康有爲遂推薦學生徐勤代替，並改名爲大同學校，親書四字爲門額。
不久，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爲、梁啓超先後流亡日本，兩派合作問題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