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百一十年前，以孫中山先生爲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拉開了近代以來中國深刻社會變革的序幕。
新加坡是辛亥革命在中國海外最重要的基地之一，新加坡華人華僑爲辛亥革命出錢出力，甚至獻出生命。在廣州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烈士中就有新加坡華僑。
新加坡的中山公園內有一塊石碑，碑上隽刻著幾個字：“孫中山：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人”。題詞者乃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辛亥革命前夕，孫中山爲革命事業四處奔走，九次抵達新加坡，其中四次住宿晚晴園。孫中山在晚晴園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並在此策動中國曆史的幾次重要革命，晚晴園可說是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的重要曆史現場之一。
（圖源：晚晴園官網） 在新加坡，孫中山有支持者, 當然也有反對者。本文以新加坡的立場，研究孫中山在新加坡的行事，從而透視這場重大的中國近代史事件對當地社會的衝擊。 爲何選址新加坡？ 就在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四年，1907年底，孫中山卻把其海外革命基地從日本轉移至南洋一帶。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孫中山離開日本把海外革命基地南移，原因是複雜的。一說是日本政府受到清政府的壓力，因此，1907年底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當時同盟會東京分會內部，也有反對孫中山的聲音。不過無論如何，孫中山把革命基地南移，並選擇新加坡作爲其海外革命活動中心，是有其曆史軌迹可尋。 從地理位置上說，新加坡是東西交通的彙點，在晚清的海外筆記中早已被譽爲“南洋第一埠頭”。新加坡也是東南亞地區中，華人人數最多，財力最富的。作爲革命黨的整個東南亞華人社會活動的總機關，新加坡無疑地是有極大的潛能。更何況曆史上，新加坡與中國關系淵遠流長，新加坡是中國在海外設置領事的第一個地方（1877年）。作爲反清革命運動的總領袖，孫中山期望海外華人在經濟上支援中國的軍事起義，新加坡于是成了孫中山在海外的一個重要革命基地。 再者，明末反清運動失敗後，不少反清義士避難新馬一帶。馬六甲第二任甲必丹李爲經就是反清複明義士。新加坡勞明達街的社公廟也有73個“反清複明義士”的神位。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是受梁亞發的《勸世良言》一書所影響。梁亞發是一名刻書匠，曾經在馬六甲及新加坡兩地工作。這一切說明新馬地區早已有革命火種，孫中山的到來只是點燃火種而已——晚晴園見證了這段曆史。 早期南來新馬地區的移民多爲閩粵人士。閩粵地處中國東南沿海邊陲，其族人很早就與海洋發生關系，眼界開闊，思想較閉塞的內地開明得多，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十九世紀已經是海洋文明的時代，不少閩粵族人飄洋過海，以個人冒險的無畏精神，寫下了在異地他鄉建立家園，拼搏成功的悲壯曆史。由于這些移民長期漂泊在外，他們所祈望的是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後盾，以提高他們在海外的地位，故而對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容易引起共鳴！ 孫中山曾說過：“華僑爲革命之母”，反映了海外華人在近代中國革命建國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新加坡雖是這場大曆史事件中的小注釋，但在改變中國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圖南日報》與“星洲三傑” 1905年, 《圖南日報》爲了慶祝乙巳年的新年，印贈日曆牌，上有“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塗炭，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的題詞。此外,還有“自由鍾”及“獨立旗”插圖，旗上有“同胞國民萬歲萬歲萬歲”字樣 。 
孫中山在檀香山看到這份日曆牌後, 對其革命立場與反清的設計，十分欣悅，乃寄美金20元購買20張。孫中山還專函給在新加坡的尢列探問《圖南日報》的詳情，這樣才了解到新加坡華人的革命活動。 必須指出，1900年孫中山第一次來新加坡時，新加坡並沒有任何革命黨人。是年他被驅逐出境，也就很少注意這裏的革命動向。一直等到他在檀香山看到《圖南日報》後，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從此，孫中山與新加坡結下不解之緣，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圖南日報》的創辦人是張永福與陳楚楠, 他們兩人既是富二代，也是新加坡辛亥人物的中堅份子, 孫中山在海外宣傳革命活動的主要助手。 張永福祖籍廣東省饒平縣樟溪鎮青崗村楊梅坑，是個土生土長的海峽僑生。他的祖父早年南來，在柔佛州種植甘蜜胡椒。張永福的父親張禮（一作張理）經營綢緞與布匹生意，兼任取傭代理，同時投資地産。到了張永福這代，已經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左起：張永福、孫中山、陳楚楠于二十世紀初攝于晚晴園。） 陳楚楠是張永福的商業夥伴，祖籍福建省廈門。陳楚楠的父親陳泰更是赫赫有名的殷商，經營雜貨木材出入口生意。還有張永福的外甥林義順也是孫中山的忠誠支持者，此三人被譽爲“星洲三傑”。 正是由于家境殷實，有良好教育背景，容易接受新思潮。張永福本身會寫舊體詩；陳楚楠也曾以“思明洲少年”的筆名在《天南新報》發表政論 ，鼓吹革新，後籌辦宣傳革命的報紙《圖南日報》, 該報成了當時革命黨人在新加坡的喉舌。 林義順于辛亥革命前夕更把革命宣傳品帶到閩南潮梅各處分發，助長了華南地區反清的革命運動，遂有中國近代史上的黃岡起義（黃岡位于閩粵交界處），這是新加坡華人影響晚清革命的一個實例。 這些有識之士認識孫中山後，更願意接受孫中山的領導, 並以實際行動在經濟上與精神上支持孫中山，奠定了日後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分會的基礎。 張永福把他的私人豪宅晚晴園讓出，供孫中山用作反清革命基地，足以說明一切。孫中山通過張永福與陳楚楠的社會關系網絡，進一步結認識了許多本地富商，如陳嘉庚、陳武烈等華社領袖人物，有利于革命的推動與發展。辛亥革命成功後，林義順、陳嘉庚、陳武烈等人仍然繼續支持國民政府，就是這個時期打下的基礎。 因此，新加坡與孫中山有不解之緣，並使新加坡在近代中國革命中作出貢獻，胥賴《圖南日報》的宣傳, 可見傳媒的力量。此後十數年，報紙傳媒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孫中山在新加坡策劃三次起義 晚晴園位于新加坡馬裏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旁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號。這是一座古老的雙層式樓房，1902 年落成，經過數次重修，至今已有119年的曆史。在中國近代史上，晚晴園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功不可沒！ 當時爲什麽要選擇晚晴園作爲孫中山下榻之處呢？陳楚楠在1940年元旦追述〈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的演講中說：“第一固然是因爲張永福同志昆仲的物産，第二是因爲這座屋子在那一個時候還算是很不錯的。……最重要的，就是這裏的地方很靜肅，離市區頗遠，我們在這裏聚會，才不會惹人們的注意，引起誤會”。 張永福以晚晴園招待孫中山，“並無收一文的屋租”，至于孫中山在新加坡期間的一切開銷，都是由陳楚楠和張永福兩人分擔。 孫中山第一次下榻晚晴園是在1906年2月16日。當時，中國同盟會已于數月前在東京成立（1905年8月）。孫中山在晚晴園住三四天後，就成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東南亞華人社會之有革命黨的正式組織，即在晚晴園開始。 此後三年，晚晴園不僅成了新加坡革命志士聚會的場所，也是整個東南亞華人革命黨的總機關。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黃興等近代風雲人物，在這裏商談國事，爲推翻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政權，嘔盡心血；同盟會黨章在這裏制定（由胡漢民起草），這份黨章成了日後東南亞各地同盟會分會的楷模，甚至中國近代史上許多著名的戰役，如黃岡起義（1907年5月）、鎮南關起義（1907年12月）、河口起義（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園策劃的。 
孫中山在新加坡，除了以晚晴園爲主要的反清革命基地外，也用陳楚楠位于美芝路327號的板廠，和張永福的新長美布莊爲通訊協商地。 1908年12月以後，孫中山改住在客納街85號及絲絲街77號的旅店。客納街85號遺址尚在，現爲一家法國餐館; 絲絲街旅店已于1930年代拆除。 1970 年4月，當新加坡南洋大學曆史系同學展開《興利芭村史調查》的時候，當地父老說孫中山也曾到過義順區。根據當地父老的口述資料，在明美樹膠廠（Nee Soon & Sons Ltd Rubber Works，即通益公司樹膠廠 Thong Aik Rubber Factory），後爲炎洲貿易（私人）有限公司（Kota Trading Co Sdn Bhd）的熏房內，有一口 “中山井”（井的四周並沒有注明是“中山井”），是當年孫中山用來沖涼的。“通益”是林義順開設的，廠址在三巴旺十裏處。至于中山井，如今已蕩然無存! 父老們的口述資料，是否正確，目前沒有文獻佐證，只好存疑。 原址在亞米尼亞街51號, 現已搬遷至廣東民路“同德書報社”牌匾，乃是孫中山題贈，這是新加坡珍貴的曆史文物。同德書報社是在孫中山親自鼓勵下創立的,而其英文United Chinese Library 也是孫中山親自命名的。這是孫中山以英文命名唯一的團體，在南洋似乎找不到第二家。 
顧名思義，United Chinese Library 是一所中文圖書館。但與一般公共圖書館不同，同德書報社除提供書報給讀者，其最大使命就是以革命書刊, 文教宣傳激勵群衆運動, 吸收新黨員推展革命。換言之，目標是革命，書報文教宣傳是手段。這些手段之實施，對新馬華族社會的文化、教育、風氣；對華族的思想、行爲、素質，産生直接與巨大的影響，從而提高了華人的政治意識，並爲1930年代所展開的新馬華人援華抗日運動，奠定曆史的基石。 孫中山到南洋宣傳革命，乃借用書報社這概念，並發揚光大，使之成爲宣傳推翻滿清的革命機關，與革命志士活動的聯絡中心。此外孫中山也藉演劇向低層僑民宣傳革命思想。革命黨人常在牛車水梨春園劇場演粵劇後，向觀衆發表演講。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新加坡吸引了大批中國南方移民，主要以閩南人和潮州人居多。在華語（普通話）尚未普及的年代裏，方言幫派分化明顯，不谙閩南、潮語的孫中山如何宣傳革命思想？ 張永福在《南洋與民國創立》一書透露了孫中山的語言傾向。張永福說：“平時講話時，中山先生多用廣東方言或國語（華語），對于英文，不輕于出口，演說時，亦不講英語。他認爲中文優于西方文字，方塊字比較好記，而拼音文字，往往誤拼字母”。 1928年9月，林義順親手抄錄的《星洲同盟會錄》，其中就有一份〈孫中山、汪兆銘、胡漢民各先生來新加坡演說時之譯員姓名表〉，可見當年孫中山在新加坡宣傳革命思想，還是需要靠翻譯的。 面對三股勢力挑戰 孫中山在新加坡至少面對三股勢力的挑戰：一是清朝駐新加坡總領事；一是康有爲的維新派; 還有海峽殖民地政府。 從1900年孫中山第一次抵達新加坡，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十一年期間，清朝共派出六任的駐新總領事。目前我們所看到直接與孫中山在新加坡活動有關的淸宮秘檔中，有一封由左秉領總領事發給外務部的電文，很能說明問題：
這封沒有署年份的電文密奏（影印本），目前保存在晚晴園。參照海峽殖民地檔案，孫中山此次抵新時間應該是1908年1月27日。此密奏的結果，雖然沒有促使孫中山被驅逐出境，但孫中山旅新期間的言行舉止受到清廷的監視，是毫無疑問的。 孫中山的另一挑戰者是康有爲。 戊戌政變後，以康有爲爲首的維新派，七次進出新加坡鼓吹維新和保皇思想。康有爲的到來，幾乎與孫中山同時，都是在1900年。 邱菽園是康有爲的主要支持者。邱菽園是富商，曾獨資創辦《天南新報》，兼任主編，並經常親撰社論，鼓吹維新救國。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邱菽園捐獻叻幣25萬元資助保皇黨在漢口發動的起義。但因康有爲扣壓捐款，漢口起義改期數次而失敗，他得知實情後大爲震怒，在《天南新報》上撰文宣告，從此與康有爲絕交。 此後邱菽園因受民主革命思潮影響，與一些革命派人士頗有私交，但對孫中山始終沒有什麽好感, 既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仍然爲文攻擊孫中山。 孫中山和康有爲兩人在這裏的活動，引發了本地華人社會對中國政治的關注，“啓蒙並擴大海外華人對祖國政治參與的機會”。特別是在這兩股政治力量相互競爭，彼此對立而致內部分裂的同時，也促使本地華人群體政治化的過程，“從而形塑了海外華人中華民族主義的認同”，對新馬華人社會的政治思潮産生深刻的影響。 然而，甲午戰敗卻使康有爲的維新運動, 一下子沒有了市場。海外華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爲孫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園，在中國大曆史變革中之佔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戰敗之賜！ 還有，海殖民地政府對孫中山的態度亦至關重要。當年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因此，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行動代表了倫敦殖民部或外交部的政策。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高級講師李勵圖，利用英國殖民部、外交部檔案，分析兩位海峽殖民地總督對孫中山的態度，頗有參考價值。 李勵圖認爲，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孫中山的出現，在政策上曾予有限度的容忍。這表示海峽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國改革者，但卻不能接受孫中山利用海峽殖民地作爲其革命事業的基地，引致華人團體的不滿，及幹擾海峽殖民地的和平與穩定。至于英國殖民部與外交部，雖然並非完全同意各任海峽殖民政府總督在處理孫中山之事件上所作的一切決定，但他們與海峽殖民地政府的決定並無沖突之處。 孫中山旅新期間，瑞天鹹（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和約翰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爲時任海峽殖民地的代總督和總督。他們有獨立行動的特權，因此這二人對孫中山政策所采取的任何行動，不僅是其個人判斷，也代表英國的態度。 兩位海峽殖民地總督對孫中山的處理手法，前後如出一轍：只要孫中山不在海峽殖民地引起騷動，他是可以居留在新加坡的。然而，一旦有確切證據，顯示孫中山利用這裏作爲推翻滿清的行動，危及英政府與北京之間的關系時，就不受海峽殖民地所歡迎，必須離去。 1910年11月1日，安德森從《槟城新報》（Penang Sin Pao）獲知孫中山“在槟城的一個華人會社發表煽動性的演說，激勵聽衆支持革命，推翻滿清”。此演說成爲驅逐孫中山出境的證據。1910年12月7日，孫中山化名爲鍾藍（Chung Lan），以二等艙旅客的身份，搭乘德國輪船離開。 新加坡辛亥人物 所謂“辛亥人物“，指的是1900至1911年，曾經與孫中山有過某種形式接觸的新加坡曆史名人。 孫中山旅新期間所接觸的辛亥人物，除上所述外，以下三人值得一書。他們都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仍與國民政府保持密切關系，其中尤以陳嘉庚的表現最爲突出：
陳武烈
陳武烈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縣（今福建省龍海市海澄鎮倉頭村尤墩社）。從1897年到1916年，陳武烈是新加坡華社最高領導機構天福宮的主要領導人。當他中選爲天福宮大董事時，《叻報》稱其爲“年少英才”，而《星報》則爲“英才卓荦”。陳武烈也是同盟會會員，主張革命倒清，爲孫中山的摯友。
辛亥革命成功後，1911年11月，福建保安捐發動時，陳武烈被舉爲第一次大會臨時主席，天福宮一度成了保安捐的司令部。此次爲時十個月的愛省運動，共募得叻幣12萬元。 1911年12月15日，孫中山途經新加坡，回南京就任大總統，就下榻于“金鍾大廈”（陳武烈的豪華別墅）。1913年，當國民黨在新加坡選舉百余位職員時，陳武烈與林義順中選爲副部長。 陳武烈領導的天福宮結束于1916年。此後有關他的資料極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們才從《星洲日報》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當年報載他于“兩年前返國”（即1932年）回到中國，在中國患腦出血症逝世，終年60歲，遺體火化後運回新加坡安葬。逝世時最後職銜爲僑務委員會委員。
林文慶
祖籍福建省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鳌冠，他曾任新加坡立法議會華人議員、市政府委員、內務部顧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年輕時獲頒英女皇獎學金，前往英國攻讀醫科，學成後返新行醫，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林文慶既是學者，又是教育家；亦涉足樹膠業，于當地政治活動多有參與，並獲封太平局紳；既推動社會風俗改革，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一生多姿多彩，在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華人史上，都留下他的身影。 林文慶關心中國形勢，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帶頭剪掉辮子，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吸食鴉片,在當時華僑社會中引起激烈的爭論。1900年，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到新加坡被捕，經林文慶向英當局疏通，使宮崎寅藏得以獲釋出境。 1906年2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入會，成爲新加坡早期的同盟會員。1912年初，林文慶應孫中山的聘請，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同時兼任孫中山的保健醫生。 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政府北遷，林文慶返回新加坡，繼續從事醫務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動。1921年7月，任廈門大學校長直至1937年廈大改爲“國立”，前後在廈大任職16年，爲廈門大學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日治時期，林文慶被迫出任華僑協會會長，但戰後仍受英國人、新加坡政府和各族人士的敬愛，《海峽時報》尊他爲“新加坡聖人”。 1957年元旦逝世。《南方晚報》的悼文寫到他與廈門大學時，這麽說：“先生爲廈大犧牲的，不只十六年，而是最寶貴的後半世。假使先生當時不回國，繼續在馬來亞的領導工作，其成就何堪限量？‘淮南之橘，過江爲枳’。要使受維多利亞世代的教育及思想，並在殖民地氣氛中度半世的人物，去領導五四運動以後的學術界，其結果可想而知。試讀先生在其英譯《離騷》中的自序及吊屈原詩，其當時的心情，何異屈原!?”
陳嘉庚
原名陳甲庚，後改陳嘉庚，是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 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現廈門市集美區）。其父陳杞柏（Tan Kee Pek）系當時新加坡殷商。 1890年奉父命南來，在新加坡順安米店習商，輔佐父業。1904年，開始獨資創業。到1925年，資本已達叻幣1200萬元，人稱東南亞“樹膠大王”。 
1909年，陳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園會見孫中山，次年與其弟陳敬賢一同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員會主席，捐獻給孫中山及福建政府20萬元。 1910年以後兩度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協理，1923年任怡和軒俱樂部總理，並創辦 《南洋商報》。畢生關注祖國人民福祉，傾家興學。從1921年廈門大學正式開學至1936年止，他獨資維持了十六年之久，捐款逾400萬元。 1936年陳嘉庚雖已經濟破産，仍然關心祖國政局。抗戰期間，任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展開募捐活動，運送大批軍需及日用品支援中國；另組織3200多名機工回華服務，參加抗戰。 和平後返新加坡，1949年6月回華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及10月1日開國大典。1950年5月回中國定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僑聯主席。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晚晴園對海峽兩岸的意義 孫中山在南洋革命活動的後繼影響，至深且距。如果說，當年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是分成“親英”與“親華”這兩大社群的話，那麽，孫中山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結果，是把“親華”的社群，再分化爲“革命派”與“保皇派”兩個陣營。二十世紀初，代表保皇派的《總彙報》和代表革命派的《中興日報》之間的論戰，就是這一事實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孫中山的影響，鼓勵讀書閱報，宣傳革命黨的書報社，如同德書報社 （潮幫）、開明書報社（粵幫）及同文書報社（瓊幫）等，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 從而提高了華人的政治意識，爲1930年代所展開的新馬華人援華抗日的救國運動，埋下伏筆。 辛亥革命可說是百年來中國一批有識之士，爲尋求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系而展開的運動。然而，這場運動的過程是旣痛苦又曲折的。從維新運動失敗開始，就注定了中國政體的改變，必須以革命的方式進行。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系”的切入點。海外華人對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在于思想與財富倒流，從而影響中國的政局。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只是推翻舊政權，繼辛亥革命之後的共c革命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則徹底完成社會階層的重組。 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間，經過了風風雨雨的建國曆程後，中國終于在1978年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新道路。這是辛亥革命後繼發酵的結果，也是這場革命留給我們的曆史啓示！ 晚晴園的曆史是新加坡華人曆史重要的一環，當海峽兩岸對孫中山的研究，因某種需要而有所定調時，新加坡由于其特殊環境，再加上與孫中山的密切關系，這種超然的地位，可以將孫中山的研究、及對辛亥革命的曆史評價，提升到另一個高度。 2015年11月7日，海峽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香格裏拉酒店會面。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也是兩黨領導人時隔66年的首次會談, 在兩岸關系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的意義。有朝一日, 當兩岸達致大一統的共識時，晚晴園可是最好再度相聚的地點, 因爲孫中山畢竟是兩岸領導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一代偉人！ 2016年12月08日完稿 本文原題《從新加坡視角看孫中山》原載《孫中山和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轉載內容略有微調 
（柯木林，曆史學者，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